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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女性》, [英] 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著,新经典文化出品,2022年出版,豆瓣评分9.2分
主编导读 
2017年,简∙奥斯汀成为第四个出现在英镑纸钞上的女性(其他三位为伊丽莎白女王、南丁格尔和弗莱),表面看是个很激励女性的社会事件。但这背后的真相是:2013年英国央行宣布,将以丘吉尔的头像取代当时纸币上的女性伊丽莎白∙弗莱(英国社会改革家和慈善家),这引起了关注性别不公问题人士的反抗,在他们的努力下,央行最终做出了妥协:在丘吉尔取代弗莱的同时,推选奥斯汀取代达尔文出现在新版10英镑纸币上。
这一事件的重要参与者就有英国女权主义作家卡罗琳,她在2019年出版的《隐形女性:揭露专为男性设计的世界中的数据偏见》(中文译名《看不见的女性》一书中,引用大量政府和行业的调查数据,告诉人们一个背后的真相:在这个男性意识占主导的社会中,女性往往是被忽略的群体,而且是不加恶意的忽略,因为社会通常以男性体验和视角替代了所有人。
很多人会认为,我们现在有大数据和算法,以此得出的结论总该是客观的吧,但另一个真相却是:大数据和算法很有时候也并没有把女性因素考虑进去。正因为缺失了对女性视角的调研和数据,才造成了更多的无意识的男性偏见,并且持续循环下去。
我们习以为常并接受的事实可能会欺骗我们,而我们女性自己,甚至也习惯了这种忽略。
波伏娃曾说,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被塑造的。作者同样认为,让女性成为第二性的根源,并不在于她的生理性别,而是她的社会性别。
比如社会希望女性承担更多身为妻子和母亲的家庭角色,却没有给予相对应的社会保障,导致一些全职太太或妈妈们面临既为家庭做出了无偿付出,又失去社会生存能力的困境。
由于女性视角的缺席产生的男性偏见,确实令人沮丧。但改变这种现状绝非“性别对立”,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在公共决策和社会治理中,能加入更多的女性视角,考虑到女性的需求,给社会带来一种新思维,既而迎来新变化。
毕竟,看到这个占世界一半人口的女性,听到她们的声音,让她们站到台前,和世界的另一半一起更和谐顺畅地建设这个社会,不才是我们最美好的理想吗?
文中插图选自法国影片《全职》,第78届威尼斯电影节获奖影片。
文|路路
女性在哪些地方不被看见呢?
先来看看我们的语言用法,如果是指代几个女性,我们会用“她们”,若其中加入一名男性,我们就会用“他们”来指代,这几乎是我们从小到大的接受的教育中默认的用法,只是,我们很少会问:为什么“他”可以指代所有人,而“她”只能指代女性呢?
这并非汉语中才有的特例,英语、德语和法语中都有类似的表达。通常阳性词可以指代一群人(性别不详或有男有女),而阴性词只能指代女性。
我们可以解释为,这一用法沿袭了社会的普遍观念,但观念是由社会文化决定的,是我们的文化默许了普遍以男性视角来看待世界的方式,事实上,男性、女性和黑人、白人一样,都只是一种身份的象征,男性只是其中的一种身份,并非全部。
再来看看另一个我们同样习以为常的现象。
几乎每个人现代化城市都可以说实现了男女公厕同等面积,表面看这是进步的体现,但一般来说,男厕所里既有隔间又有小便池,这样每平方米的面积要大于女性。而如厕的女性中有25%左右可能处于月经期,以及女性更经常要陪同儿童或老年人上厕所,这样一来如厕时间将是男性的2.3倍。
所以,我们在公众场所特别是景区,经常看到男性厕所畅通无阻而女性厕所要排队的现象。我们也更多把问题归结为女性上厕所用时较久,但是假设一下,如果制定相关政策的人员大都由女性组成,或者考虑到了女性的生理和社会角色,厕所设施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有时政府的不作为,也许是出于经费的考虑。比如印度,为了解决女性在外上厕所遇到的性暴力侵害问题,2014年孟买政府决定投入约55万英镑在主干道为女性提供安全、清洁的厕所,但最后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这笔拨款不了了之。
表面上看政府节省了投入,但事实呢?耶鲁大学对此跟进了一项研究并建立了现实模式,结果表明,安装和维护厕所的成本远远低于性侵犯造成的用于医疗、法庭、监狱的费用和被侵害人病痛、心理、甚至被杀等无形损失,工作厕所的建立不仅可以减少性侵犯案件,对比其后果造成的损失,还可以节省几百万美元。而且成本中还未包含女性因为憋尿或者户外如厕导致疾病所产生的费用。
低收入国家由于缺乏卫生设施而产生的危害女性安全问题只是冰山一角,即使政府有能力提升民众福利,也没有刻意排斥女性,就能给女性带来便利吗?
2009年巴西推出了一项旨在帮助不富裕的民众改善住房条件的“我的房子,我的生活”的计划——在偏远地带为5000万贫困人口建立了免费居住的居民楼。
政府的初衷是好的,想改善这些住在脏乱差棚户区居民的生活条件。但现实却是,棚户区的位置非常方便工作和出行,而且居住在这里几乎全是三世同堂的家庭,居民在集体亲密的环境中更便于邻里间照顾老人和孩子。
政府新建的居民楼,远离市中心,而70%的家庭汽车为男性所有,女性上下班要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周围也没有配套的托儿所服务。这给需要照顾家庭的女性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更别说使用那充满讽刺的“巨大的停车场”了。
未达到预期的的巨大浪费和损失令人惋惜,如果在进行城市规划时,政府能尽可能地收集全面的数据,特别是按性别分类的数据,因为棚户区的生活主体更多是女性,是不是会带来更大的正面经济推动作用?
正如作者所说:
“将占世界一半人口的女性排挤出我们的公共空间设计,这并不是一个资源的问题,而是一个优先级的问题。而且目前,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欠缺考虑,我们确实没有优先考虑女性。”
而这也让人不禁联想到:“女士优先”的提倡,是出于默认女性是弱势的轻视,还是出于真正对女性的尊重呢?如果是前者,这种轻视是否也推及到了其他行业;如果是后者,为何在实际运用中未得到体现呢?
职场中的情况又如何呢?
不可否认的是,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在职场找到了自身的价值,为家庭和社会作出了贡献。但容易被忽略的一点,也是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提到的:女性的工作分为有偿工作和无偿工作,而作为家务劳动的无偿工作是没有报酬的。
从全球数据来看,75%的无偿工作是由女性完成的,这些工作包括洗衣、做饭、照看辅导孩子等繁琐的家务,以及男性很少会承担的照顾老人这种更私人化、更琐碎、更消耗感情的劳动。
在美国,男性每周用于休闲的时间比女性多出约7个小时;在英国,男性每周享受的休闲时间比女性多出5个小时;在澳大利亚,女性的闲暇时光比男性更碎片化,且与其他任务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全球女性的现状。
虽然很多人会认为,已经有更多男性加入到家庭事务啦,甚至有学校规定,必须由爸爸来参加家长会。是的,个别的情况是有所好转,但从全球的人口层面,男性所承担的无偿工作占比仍保持着惊人的稳定。
女性在无偿劳动中承担得更多,就倒逼她需要从有偿劳动中索要精力和时间,为了兼顾家庭,她们会选择时间性更灵活的兼职工作,或者不那么有竞争性的岗位。这似乎成了一种默认的家庭选择分工,但究竟是女性选择了低收入的岗位,还是无可选择的岗位给了女性呢?
正是社会对女性无偿家务的盲视,才导致出现政策的歧视。美国的教职制度规定,教员需要在从事第一份学术工作的7年内获得终身教职,否则就会被解雇,这本是一项激励教职工进取的政策。但现实中的女性教员,从完成博士学位到获得终身教职的时间(30到40岁)正好和生育时间相重合。出现的结果就是:相比这个年龄段的已婚父亲,已婚母亲获得终身教职的可能性就低了35%。
“女性所做的工作并不是一种锦上添花、可有可无的消遣:女性的工作,无论是有偿还是无偿,都是我们社会和经济的支柱。”
除了唤起社会的意识和重视,女性自身有什么要做的呢?答案就是努力做各个领域的代表者和发声者,从而改变规则。
显然,这并不是一条好走的路,或者说让周围人感到舒服的路。
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希拉里被舆论认为过于关注狭隘的女性权利层面。而对于希拉里的演讲词频显示,希拉里主要讨论的是“工人、就业、教育和经济,而这些正是她被指责忽视的东西。她提到就业次数达到近600次,对于种族主义、妇女权利和堕胎,则分别提到了几十次”。
人们总认为她在谈论自己的性别,而事实上是其他人对此喋喋不休。因为,他们只看到了性别。
在职场上,女性表现得过于有锋芒,就会被认为是有野心;过于能干强势,就可能会被视为冷淡,不够温暖。而我们都心照不宣地知道,这些词用在女性身上,都并非正面评价。
但我们还是要为打破这些偏见而努力,因为:
“通过配合父权制,女性能获得短期的个人利益。只不过这当中存在一个小问题,那就是能获益多久不由自己做主。”
更无须提那些对女性身体的骚扰、家庭暴力、性侵害等,女性的隐忍不仅助长了施害者的行为,更造成了数据和资料的缺失,使决策者继续选择无视与无作为。
女性受到性侵害或家庭暴力时,并不完全是因为身为女性的生理性别,社会赋予女性弱者形象的属性,也会使男性选择施加暴力。
要一步步解决这些公共政策和社会中的问题,就需要确保女性在参与决策和研究时不会被遗忘,确保女性的生活和视角走出阴影。人类要将世界建设、规划和发展得更美好,就必须开始考虑到女性的生活,这也需要更多的女性,勇敢地自我站出来,被看见。
今日主编:路路,热爱阅读,关注女性成长、女性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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