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君睿许久没有修好的那只碗。（受访者供图/图）
（本文经《南方周末》授权转载）
纪录片《巢》的主人公房君睿，最初是主动走到导演秦潇越面前的。2016年，秦潇越第一部影片《世界与我》的放映会上，房君睿留到最后，脸涨得通红、结结巴巴地告诉秦潇越，自己想做文物修复，但现实不允许。
望着眼前这个有点社恐、口吃的同龄人，秦潇越察觉他的表达中有很强的戏剧张力。房君睿说，做文物修复工作需要一定经济基础，他觉得家里条件不足以支持自己，但同时，也很自豪他们家在上海静安寺边上有一套房子。
秦潇越和摄影师带着摄像机进入这个家庭。那是一套30平米的老公房，85后房君睿与年过七旬的父母蜗居在此。最大的房间是客厅，也是房君睿的卧室，有一张床、一张餐桌、一张父亲看电视的躺椅。房君睿不断购入的艺术、宗教、文学书籍，塞满了家具间的罅隙。
房君睿受喜爱书画的父亲影响颇深，上大专时选择了文物修复专业。毕业后，父子俩发现这是一个需要高学历、强大资金支持才能做的行业。2014年毕业后的两年里，房君睿不仅未能找到对口工作，找到的其他工作也没有一份做满三个月。
父亲继续支持房君睿，帮他支付高昂的学费，报名参加文物修复大师班，房君睿断断续续上着，也在修一只碗，但一直没修好。不断碰壁，吞噬了房君睿的希望，他陷入消沉、忧郁，耽于纯粹的幻想，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
房君睿的父亲年轻时，也没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他喜欢画画，但没能以此为业；诗歌和文章都写得不错，却长期郁郁不得志。
秦潇越本来预设，把一个热爱文物修复的男生的心路历程拍出来。但刚踏进他们家门口，她就感觉这种期待完全落空了。镜头像是火柴，点燃了他们压抑多年的矛盾。前几次拍摄，除了争吵，几乎拍不到什么内容。片子的走向完全改变了。
观念上的分歧与生活上的依赖，是房君睿（中）与父母的日常。 （受访者供图/图）
2023年9月16日，广州映后谈，一名观众问起《巢》的命名原因，在他的理解中，“巢”更接近人们对于美好家庭的想象，但影片展现了被困住的一家人，令他想起的是“笼”。
“巢不单单是一个很温暖的家庭的感觉，还有一种一直生活在父母羽翼之下的感觉，还有总归会幻想他什么时候可以离巢的期待。”秦潇越回应，“他的精神世界也是一个巢，他拿这些书，构建了他精神世界的巢，和现实世界的巢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差。”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汶蓉十多年来持续调研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问题，在她看来，《巢》展现了转型期典型的家庭代际关系：“虽然父母很不快乐，但实际上在这个结构中子女也非常不快乐，大家之所以会有共鸣，是因为该片反映了当前青年成长的普遍困境，都感受到对自我实现有强烈追求但又很无力。从社会学的判断来说，这种现象是现代化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与我们特有的家庭主义的代际团结文化、亲子一体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01三角形

三十多岁的房君睿与年过七旬的父母共同生活在30平米的老房子里。（受访者供图/图）
拍摄这个家庭时，秦潇越想探索，同住一个屋檐下的人明明互相伤害、折磨彼此，是什么让他们继续生活在一起。在与南方周末记者的访谈中，她透露了心中答案：“可能他们拥有的很少，只拥有彼此，如果连这个也丢掉，就一无所有了。”
三口人很少出门旅行，社交圈亦窄。除了母亲偶尔会去走亲戚，多数时候，他们在小家里终日相对。秦潇越用“稳定的三角结构”形容这个家庭，“每个人都是又依赖又备受折磨”。
东亚家庭里普遍存在的否定式相处在代际间传递。房君睿的爷爷年轻时因得罪狱警，进了监牢，父亲因此非常看不起爷爷；父亲“文革”时遇上“下乡运动”，需要到边疆去，动员的人一来，他就逃，形成了喜欢逃避、怕事的性子，所以房君睿也看不起父亲。
而父亲经常用打压的方式和房君睿沟通。当房君睿抱怨找不到理想工作时，父亲会说，自己当时遭受到那么多不公，条件那么艰苦，还是走过来了，还在坚持画画，他指责儿子不努力，整天只知道睡觉，不去争取。房君睿谈到自己的阅读范围，说雕塑也是感兴趣的方向之一，父亲劈头一句：“雕塑？你懂雕塑吗？你懂啥？”
这令房君睿在本就狭小的家里更感窒息，他在镜头前好几次崩溃，乃至以自杀相要挟。
可与此同时，生活中的照顾却无微不至。每个月，房君睿都能拿到父亲给自己的三千元钱。在自己需要时，符合心意的食物、干净的毛巾总会递到他手上。拆书的包装随手扔在地上，也会有人帮忙捡起来。虽然煎熬，房君睿始终没有选择离开父母，独自生活。
有人看完《巢》，和秦潇越分享自己的理解：父亲在社会上一辈子没拥有过什么存在感，因此要在教育儿子这件事上去弥补。他试图给家里收养的猫立规矩，可挨打后的猫并没有被驯服，还是照样在饭桌上淡定踱步。房君睿也对父亲的耳提面命“免疫”。
面对镜头，母亲没有父子俩那么强烈的表达欲，大多数时候，她都在默默操持家务。收养的猫来来去去，母亲喂猫粮时，亲昵地、逐只呼唤她给它们起的名字。“好像妈妈一直是有无限的关怀的一个人，她其实大部分时间怨气都是往肚子里吞的。”秦潇越记得，拍摄后期，也许是因为镜头的存在，房君睿的母亲把委屈全部吐露了出来，用手指着镜头，“你让他们评理”。
房君睿的母亲一次在气头上对父子俩说，她要离开他们，自己去旅游，最终却还是落回到“你们都不去，我就不去了”。
片中，房君睿母亲透露了一件往事，房君睿上初中时曾要求养一只小狗，父亲没同意。她认为，自从这件事后，本来伶俐的儿子“脑子转不过来，坏掉了”。40多岁的两人老来得子，对房君睿宠溺万分，尤其是父亲，对他从小几乎是有求必应。秦潇越猜测，在这件事上，房君睿未得到满足，不能站在其他人立场去考虑问题，不能接受父亲的拒绝，性情可能变得偏执。
秦潇越有一个比她小十多岁的弟弟，也深受父母宠爱，她有时会以此警示父母。“但我觉得从父母的角度来讲，有的时候好像也没办法，他们就是被自己的小孩拿捏。太在意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不好掌控了，生活就会越来越失控，失控到一个无法解决的地步，然后痛苦地在一起。” 
镜头的出现，让一家人把积压已久的情绪爆发出来，也暴露出在教育儿子的问题上父母截然不同的态度。房父还想借助镜头拉儿子一把，让他觉醒、改变，母亲则认为说了也没什么用，再在镜头前刺激他，只会更加让他想不开。在纪录片结尾，母亲说了一句，把老房子卖了，也够儿子吃一辈子。父母对于房君睿的态度像两股相向刮来的风，互相抵消了力量。
房君睿辞掉保安工作后，去做空气检测。母亲向父亲嘀咕：“空气检测是不是要一直站着，会很辛苦。”父亲直言：“你这人好奇怪，一边担心他吃不了苦，现在又怕他吃苦。”
“他在这样子的环境下很适应的，就这样自己做自己的，每天有人照顾他吃穿。关于觉不觉醒、人生的意义、生命的动力，这种很高谈阔论的东西落回到每一天的日程，就还是变成吃小馄饨，烧饭，一日三餐。”秦潇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考虑到房君睿以后可能要结婚，二老在远离市中心的嘉定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前不久，他们刚把房君睿的书搬到新房里去。秦潇越希望将来能拍下房君睿或他父母搬离老房子的镜头，那意味着，这个家庭的稳定结构极有可能出现突破口。

02两代人

房君睿的母亲。（受访者供图/图）
房家祖上曾拥有风光的昔日，民国时期，房君睿的曾祖父辈迁至沪上，开黄包车公司，做买办，过起了他人艳羡的生活。日军入侵上海时，他们家族从虹口逃难至苏州河沿岸，在波涛诡谲的时代几经浮沉，到房君睿父辈这代，彻底没落。
与逼仄、灰暗的物理空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家人的精神世界。父亲爱画画，会写近体诗，母亲也读繁体竖排的诗词，房君睿耳濡目染，承袭了对文史、艺术的兴趣。当初房君睿高考，还是父亲首先在报考专业中发现了“文物修复”。他把每个月的工资和父亲给的钱都用来买书，和教友谈起天主教中的文化艺术，头头是道。
在秦潇越看来，房君睿与父亲的命运是“很雷同的，平行的”。房父从小喜欢画画，但没有机会从事相关工作，有二十年的时间，他在公共浴室做服务员。不过他始终没有放弃这份爱好，有时间就在家里画，当人才可以流动的时候，他跳槽到医院当美工，主要工作内容是出黑板报。一直等到40岁分配到了房子，他才开始考虑结婚生子。他常把类似的话挂在嘴边：“有多少人能真的过理想的生活？”
不似父母那代人可以随遇而安，房君睿毫不掩饰自己“生不逢时”之感，他为自己坎坷的生活找到了一个怪罪的落脚点，幻想自己如果物质条件优渥，便可以从事文物修复，顺利结婚生子。
在父亲的观念里，没有条件，没有房子的话，还谈什么朋友，结什么婚？而房君睿觉得，有房子住，可以结婚，是每个人都应该实现的基本需求。“难道只有有钱人才能结婚吗？”
刘汶蓉分析：“父亲和他有相似的个人理想，对事业和审美、艺术的追求上有相同之处，但是因为成长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父亲把生存放在第一位，儿子却在自我实现和理想追求道路上不妥协。他们这个巨大的冲突就是那些不团结的、不和谐的‘啃老’家庭共同的特点——价值观上无法契合，两代人的工具性支持就成了情感捆绑、道德绑架。”
这对父子在同年龄段遭遇相似的命运——由于各种因缘，他们都没能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但两人之间并未惺惺相惜，反而筑起高墙。房父以自己的人生经历激励房君睿，后者完全不吃这一套，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而在房父眼里，房君睿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文物修复只是好高骛远的空谈。
秦潇越指出，房父经历过的动荡年代，把他的生活面貌、对于生活的感觉、整个内心秩序都摧残了。这导致他几乎所有认知、表达方式都是消极保守的。而房君睿与许多同代人一样，“没有经历过什么很大的痛苦，见证的是祖国发展最迅猛的阶段，而且受到很多外来文化影响，机遇也更多，看到的可能性更多，不太会为自己设限”。
房君睿与父母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的生活处境是不干活全家没饭吃，前者则吃饱穿暖，工作更多是为了自我实现。当房君睿的抱负无法在社会上得到施展时，他既不愿、也不能像父母那样埋首于生存，接受平庸琐碎的人生。
80后、90后的生活质量远高于父母一代，是两代人成长环境的核心变化，也是代际冲突的源头。类似房君睿与父母，代际之间的隔阂与认知差异是普遍的。
“沟通很重要。当沟通没到位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他们家这种情况。感觉他们是出于爱去讲这些话，但是这些话又完全到不了对方心里，关系就架在那儿了。”秦潇越说。
秦潇越也曾遭受过父母的否定。那时她从海外留学回来，坐火车环游中国，开始拍纪录片。在父母的想法里，女儿尝试过自己想做的了，就该老老实实找个班上，最好能进电视台、报社，稳定体面。不料后来秦潇越为《巢》折腾五六年，他们想不通女儿为何“又跳进了更大的坑”。后期制作时，她和父母起了矛盾，母亲对她说，“你再这样下去，也会变成房君睿的”。
秦潇越回望这一路，家人点滴支持都靠自己争取，如果有这方面的成绩，最能够打消他们的担忧，还没有成绩出来时，至少要有热情、行动力打动他们。
影片陆续在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放映，每一场，秦潇越都会接收到观众直接的共鸣，诸如想起了自己父亲讲话的方式，某个朋友的家庭也与之相似等等。这正是她期望的——观众能跳出对人物的指指点点，把片子当成一面镜子去映照自己身上的问题。

03一只碗

房君睿（右）与父亲（左）就个人遭遇争论。纪录片《巢》剧照。 （片方供图/图）
房君睿一直没有修好那只碗。
第一次拍摄，父亲主动让他把碗展示给秦潇越他们看，鼓励他把这个碗修好，说不定大师觉得不错，愿意收他做关门弟子。
第二次拍摄，父亲在镜头前“戳穿”房君睿——如果他真的喜欢文物修复的话，这个碗老早就修好了。秦潇越顺着这话说，下次等他把碗修好再过来拍。房君睿眼神一变，直接表示，不可能通过他拍一部励志片。
这只小小的碗，房君睿为什么一直修不好，一名观众给出了心理学层面的理解：碗，对他来说是理想的象征，如果他不修，理想永远存在；如果他去修，没有修好，或者修完了，仍找不到与此相关的工作，那么他的理想就破灭了。
《巢》的拍摄、制作周期远超秦潇越的计划。她觉得这部片子就是自己的那只碗。“你很想要做一个事情，也很擅长做这个事情，但是你却一直没有做出来，这种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的人生好像是失控的，你的人生道路不是你想象的样子，就会产生一种自我质疑。”在她看来，片子做出来，挺偶然，如果没做出来，她也会陷入很无助的状态，“如果很确定地说这个事情我就不做了，赶快转行，可能也没有那么痛苦。”
片子拿到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片奖后，受到许多关注，其中不乏文物修复领域的工作者，秦潇越建议房君睿趁此机会把碗修好，好向关心他的人证明自己的能力。房君睿回应她，修好了又怎么样呢，而且自己现在完全没有时间。“其实工作也是有双休日的，他完全是沉浸在负面情绪里走不出来。”秦潇越说。
文物修复入行门槛高，通常需要读研，由导师引路。看过片子后，房君睿的大专同学告诉秦潇越，他们同学里，毕业后无人进入文物修复领域。房君睿尝试过包括房产登记、技术工人、医院安保等诸多工作，总是因工作能力、人际关系、个人意愿等原因难以持续。苦于收入与房子的问题，他也找不到对象。
1970年代后期成长起来的刘汶蓉，观察到如今年轻人很难做到“脚踏实地”。这种心态的变化和整个社会信息环境密切相关，“网络、信息传播太发达，给人的无力感太强了——他参照的对象永远是最好的那一批人，没有办法对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包括对自己满意，活得非常不快乐”。
房君睿想过上一种更好的生活，并想象那样的生活存在于祖上的光辉岁月里。但他看不到眼前停滞的生活在短期内有松动的可能，失去了行动力。四五年光阴在银幕上淌过，直到影片结束，几乎没有任何一件事得到解决，没有修完碗，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家庭关系没有缓和，没有恋爱结婚。
在遇见房君睿之前，秦潇越相信，每个人都应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他打破了她的期待，始终不曾成为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在纠结许久之后，秦潇越接受了这种失落感，接受了任何人都可以是一个平庸的人。
“我觉得像他爸说的没有错，你如果真的很热爱一个东西，其实是会去做更多尝试的，不会那么轻易地想要放弃，但是没有人可以真的做到感同身受，比如我现在这样说，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
她转而探究原因，试图用纪录片展现部分答案。片子剪了一个又一个版本，像一个个欲言又止的回答，现在的版本，涉及家庭、命运、理想等众多议题。
“可能没有人能够说得清，（原因）是综合性的。他个人是有一定原因的，比如说他太脆弱了，太容易放弃，这跟他从小成长的环境、家庭关系有关，也跟社会环境有关，比如说他没遇到那种扶持自己去做这方面尝试的机会，没有衔接得很好的、培养自己的氛围。”秦潇越推翻了起初想拍一个郁郁不得志的理想青年的设想，“这些素材也够做一个短片出来。但我如果做那样一个片子的话，好像就忽略掉了他生命当中更重要的对他的影响。”
作者 | 朱   圆
编辑 | 刘悠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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