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
文 | 冯仑(微信公众号 | 冯仑风马牛)
维迎,近好!
你送来的新书收到了。你这本《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我非常喜欢,细读下来,也非常的感慨。这本书的名字和你三十多年前写的《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正好首尾衔接。我还记得,你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研究生毕业后不久写的那本书。在那本书里,你提出「企业家」这个概念。
我记得当时你和盛斌一起写,经常在中央党校一起讨论。我也偶尔参与你们的讨论,第一次听到你反复讲「企业家」这个词,但那时的我,对「企业家」实际上并不太关心,或者说,没有真正地理解。当时我还一心想做学术,研究政治理论,所以对「企业家」这个概念并不是很重视。
现在看到你的新书,才突然意识到,时间过得好快,一晃将近四十年过去了。这四十年里,你和我居然都和「企业家」有了不解之缘。
你研究了四十年的企业家,我在1989年以后意外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做起了生意,并且受你影响,在你的一些思想的影响、指导下,居然做了三十多年的「企业家」。
我们两个,一个研究,一个实践。你把这个事说明白,我努力把这个事做明白,这真是一个奇妙又美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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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我们同时考上了西北大学经济系,经历了4年的同窗生涯。我想,在那个时候,你不会想到未来要研究企业家,我也想不到自己未来会成为商人。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生命有了交集,相互之间的影响和激励成为了我们人生当中非常美好的一部分,也成为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连接和回忆。
在我做生意的这三十多年里,你在学术研究中提出的很多观点,都深刻地影响着我。我在做企业的过程中,特别留意你对于企业家的一些研究成果和表达。对我来说,由于我们是同学,我就可以更切近地感受到你那份研究的执着和真诚。你的这些研究和表达,别人可能只是过耳一听,但是我却记在心里,并且认真琢磨,然后再以此为根据来校正自己的一些行为。
还记得1990年春节,我们都在北京。几年之前,我们都从西安来到北京,读书、工作,还一度在同一个单位(体改所)上班。
那一年,因为遇到了一些社会的变故,我们同时陷入了工作和生活的低谷,于是在过年的时候都没有回陕西。没有心情,另外手头也没钱。所以,过年的时候,我们就在你住的那个小屋,青年公寓1555室,用电饭煲煮了一些东西,然后我们两家四个人,一起吃了顿饭。
我们一边吃饭,一边感叹当时的一些变化,同时探讨未来我们能做什么,怎么做。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到去做生意,但是你很确定地表示还是要继续做学术,而且希望能够去国外继续学习。
之后不久,你果然就办好了所有的手续,接着去牛津攻读博士学位。
你走之后,把你那个房子(青年公寓1555室)留给我借住。我就在你的房子里,改变了人生方向——去办企业。我住在你的屋子里,然后从事你曾经写过的职业(企业家),尝试着去做生意,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巧合。
而且,从那时候开始到你回国,这期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完成了从商人到企业家的角色的转变。这个转变过程中,实际上,我也在用自己的工作,印证你对「企业家」身份的定义,和对「企业家」职能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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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我想到了你当时送我的书——《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我想从书里找一找启发,看一看我该做什么。看书的时候,我就琢磨,难道我会成为你说的企业家吗?
一开始,我没有经验,所以我先去给别人打工。我到了南德集团,在那里体会生意,体会企业,体会企业家。到了1991年,我决定自己创业,于是我去了海南,和功权、启富、刘军、小易、小潘一起,创办了我们自己的企业(万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探讨为什么要做企业,并逐步建立和坚定了自己的使命和价值观。
刚开始创业时,我们几个人手头没钱,就在龙城大厦租了一个特别简单的办公室,注册了一家农业高科技公司,试图找一个叫作「种衣剂」的项目来做。
开始创业不久,我们意外地发现了另外一个项目。
有一天我在一处大排档吃饭,很偶然地在饭桌上听人聊到按揭。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按揭」这个词,感觉非常新奇,就跟讲这个词的人打听,想了解清楚,最后也弄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这启发了我们,于是我们就去借钱,付了首付,再通过按揭贷款的方式完成了一批房产的买入。买入的主要对象是八栋别墅,叫「九都别墅」。
我们用商业按揭的方法买到别墅之后,进行了改造,接着由小潘(潘石屹)组织卖出去。就这样,我们赚到了第一桶金。
在这个过程中,我想到了你说的企业家的职能。
我们没有钱,但是我们想办法去借钱,然后我们来组织人,组织项目,所以我们是要素的组织和配置者。
那个时候,注册公司很难。我们在各种朋友的帮助下,在海南组织注册了一家公司。
同时我们又特别努力地学习,然后创新。我们通过学习,了解了按揭,随后成为最早在中国房地产领域引入按揭这个商业模式的企业之一,完成了第一单交易。正是因为这个创新,我们实现了第一桶金的积累,这成为我们起家的第一步。
所以,回过头来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工作,正像你讲到的:企业家的职能是创新,通过组织的创新、业务模式的创新,最后完成了要素的高效配置、高效组合。
今天看来,这真是冥冥之中的缘分。那时候,我在北京、海南两头跑,在北京时就住在你的家里,还得到了你的书。而我做的事,和你书中所讲暗合了,我居然慢慢地变成了一个企业家。
而你在写那本书的时候,并不知道我要做这件事情。等你从国外回来时,借住在你房子里的我,已经完成了这样一种角色转换。
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可以说,我正是在你的著作的指导下,不断有意识地学习,最终成为一个「初级」的很草莽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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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回国之后,我们时常见面。有时在北大,有时在我们公司。我们经常讨论,更多的时候是我向你请教一些企业发展的关键问题。
你告诉我,产权是企业家最重要的一个生存条件,「明确这个企业是你的,最后的结果跟你有关,你才能真正地关注这个企业,才能有持久的动力去创新。因为追求利润,你才敢于冒险,在冒险的过程中就会完成很多创新。」
于是,在公司发展的每一步,我都特别关注产权的问题。
1991年我们创办的公司,实际上是一家全民联营公司,之后不久我们把它改制成集体所有制,后来又变成私人合伙公司,到1993年,我们又把它改造成股份有限公司,再后来,又引进泰达,做成混合经济的公司形式。
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都记着你说的产权非常重要。产权是我们创办的这个公司能不能持续经营,这个公司发展的结果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的关键。所以,在公司发展的每一步,我都特别关注产权的形式,也使公司非常早地就完成了这一系列的改制、转变。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一起创业的六个合伙人在企业重组过程中,在利益分配上没有留下遗憾,没有出现严重的矛盾,实现了「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也就是通过股权的互相转让,使企业的每个合伙人都有退出机制。所以我觉得,你说的产权问题确实很重要。
今天我们也看到,有些企业之所以做得有些拧巴,实际上还是在产权的明晰、产权的保护、产权的完整性上有所欠缺。比如说海航,在产权形式上,实际上一直都有一些模糊地方,这恐怕也是导致它后来商业经营行为比较扭曲、商业模式比较复杂,以及最后出现不可逆转的问题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一直觉得,你对我说的「产权保护是企业家生存的重要条件」,对我来说,有巨大的帮助,也可以说,这是我在学着做企业家的过程中最受益的一件事情。
说起来也很有意思,有一阵我揣摸你的「产权理论」时常常会把我在你家住的三年经历联系起来。你还记得吗,你出国的时候家里的所有东西都没动,我带了铺盖卷就搬进来了。后来每当我想添点东西,收拾下屋子时老婆就提醒道:「别乱动,那是维迎的,人家回来了会怪你的」。就这样,三年里,进来啥样,走时还啥样。于是我明白这大概就是你说的产权问题。房子是你的,你有所有权,我不能随意损坏,你让我暂住,只是把使用权交给我,我受你委托,可以管理和使用房子,但没有处置权。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大概也是这么回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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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有一段时间,你研究公司的治理。有一次在光华管理学院,我们和宁高宁、王石等企业家小范围讨论,你把公司治理讲得很透彻,而且专门讲到我们的公司属于朋友式企业。
你专门拿我来举例,我就觉得这对我是一个提醒,让我更加意识到规范的公司治理,一定要超越人情关系、朋友关系、江湖义气,然后用理性的方式建立制度性的安排,建立起现代公司治理。
于是,我就把公司的治理放在很突出的位置。
不仅《公司法》规定的一些内容,比如股东会、董事会的建立,董事长、总经理的职权划分,还有《公司法》没有规定,但我们认为在治理上其实特别重要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价值观的一致性等,我们都努力去弄清楚,然后明确规则,大家都按照规则来做。
为什么要强调价值观的一致性?公司的创办人、股东的使命、愿景、价值观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分歧,公司治理才有理性的基础,大家才容易达成共识,这样的话,在公司的治理过程中,公司才能完成它的使命。
公司在治理过程中有时候会出现僵局。这一点我印象特别深。在我们第一次准备分家的时候,我陷入困惑。我去了洛杉矶,在那跟周其仁聊了一晚上,其仁告诉我,最重要的一个规则就叫僵局规则,在面临僵局的时候彼此出价,你买我,或者我买你,建立起退出机制,这样就避免了在公司内部因为利益出现股份和权利之争时出现「太平天国式」的自我毁灭悲剧。
当然,我后来又看了你的叙述和理论解释,我也理解了,治理不是目的,治理是为了提高组织的效率,同时要在过程中有序化解由于经济利益、股权或者其他纷争带来的矛盾。
也就是说,有效的治理,一方面要使组织更有效率,同时还可以规避风险。另一方面,出现了僵局甚至内部矛盾、冲突的时候,可以有序地化解冲突,解决矛盾,使公司继续往前走。
所以,你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给我的最大的一个帮助,就是让我知道怎么跳出朋友式的企业,从而建立现代的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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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企业家的研究,在我看来,这么多年一直在不断深化。
六年前,在子牙学宫第一期学员的开学典礼上,你讲到「两种企业家」,对我来说,这个观点让我对企业家的认识更加的深刻,也更加自觉。
你把企业家分成两种,一种叫套利型企业家,一种叫创新型企业家。
对照你的这个理论,我发现我们这一代人,也就是从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创办企业的这些企业家,套利型的企业家很多。
在改革初期,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在由计划体制转向市场的过程中,资源的配置方式,逐渐由权力分配转到市场分配,在要素的资本化过程当中,要素在市场上开始有价格,就出现了双轨制和套利的机会。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一代人里面,有相当多的企业家形成了套利的能力和套利的习惯,甚至是套利的执念。做的事情实际上都是在套利,找人去批地、批矿、批牌照,再找领导去贷款,等等,都是这样一套思维模式。
对企业来说,这套思维模式可能在短时间内积聚很大的财富,但是它脱离了你说的创新型企业家这个真正的企业家的职能和角色。
创新型企业家会做产品研发,有不错的客户服务,同时公司治理也很好。跟创新型企业家相关的这些要素,在套利型企业家那里,是被忽视的。
随着市场经济法治体系的建立,监管更加严格,反腐也让权力寻租越来越没有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套利型企业家的生存余地越来越小,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很多以套利起家的老一代企业家纷纷出现问题,甚至垮掉,变成了「两院院士」,要么进医院,要么进法院。
你的这个研究,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警醒。
所以,六年前在子牙学宫听了你的这个演讲之后,我也下决心彻底放弃套利思维,努力做好产品、做好服务,做好企业,最终要努力成为一个创新型企业家。
我们退出了高周转、高杠杆的房地产发展模式,转而进入以资产运营和管理为核心的后开发时代的房地产,围绕着大健康布局房地产,最终确定了四条产品线:健康公寓、疗愈酒店、医疗mall和医疗健康产业园。围绕着这四条产品线深耕,仔细地去研究产品、研究服务。
如果不是你的这个提醒,我也不大会在六年前放弃带有某种套利行为的开发模式,而转向完全做产品做服务的模式。
应该说,你的这个研究无意中给了我一次新生的机会,这一点,我非常感谢你。
6
最近几年,我又看到你在和其他经济学家的争论当中,谈到了不应夸大政府主导产业政策的作用。另外你还强调企业家的创新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应该更鼓励、支持企业家来创新。因为创新有不确定性,所以应该鼓励企业家去积极地创新,而弱化政府的产业政策的引导。
你提到,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实际上有一个假定,即假定政府可以预知创新的结果。你是反对这个看法的。
我根据自己这么多年做企业的经历和经验,我觉得你的观点是对的。
企业家的创新的确有非常多的不可预见性,尤其是一些高科技的创新,在某一个点上创新突然出现,从而诞生一个新的产品,解决一个问题,满足一个市场需求。
但是,这些东西的出现并不容易,特别是一些颠覆性技术创新,往往是不能够预见到的。
而且,企业家们相当多的创新,其结果是预见不到的。只不过,企业家有创新的本能,产权决定了企业家创新的动力,创新的结果一定会使企业获得某一阶段的超额利润,这是市场给创新者的奖励。
在这种循环正反馈的激励下,市场其实可以很好地解决创新的问题。
对此,我也有一些体会。在房地产领域,我也在努力做创新。我发现,当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比较少的时候,我们这个行业的企业都在做一些创新,不管是户型、材料、智能化设备,还是服务模式,都有很多创新。我自己做立体城市,这也是创新。
创新到底成不成,最后会怎么样?不确定。但这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我们都很愿意创新,因为创新以后,拿做住宅来说,可能就可以每平米多卖几十甚至几百块钱。我做立体城市,希望集约化使用土地资源,可以节能环保,还能更好地管理城市,也可以创造更大的效益。这些都是我们创新的动力。
政府对我们做什么产品、怎么卖都没有什么限制的时候,我们房地产行业的这种创新是非常多的。
可是最近这几年,政府对房地产,特别是住宅领域的限制越来越多,限购、限售、限价,以及税务等等方面,各种限,结果就是企业家即使创新也得不到好处,甚至创新之后,在销售审批上变得更麻烦。结果就是创新的成本增大了,但是在产品的销售或者服务端没有任何收益,得不到回报,也就得不到市场的奖励,久而久之,大家就不创新了。到最后,所有的产品都千篇一律,大同小异。客户得到的产品,不是更丰富、更好、更健康,而是更呆板、更整齐划一、更没有个性。
这些,都让我想到你说的创新的不确定性。而且我觉得政府不应该在房地产这样的行业去管制得太多太细,从而导致企业家的创新本能被抑制,企业家的创新职能被扭曲。最后,企业家丧失了创新的活力。当然,市场的竞争活力也没有了,经济的增长的动力也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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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随着社会经济的成长,社会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引发大家的担忧。其中就有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于是要缩小收入差距,同时推动共同富裕。
如何推动共同富裕呢?按我们过去的理解,就是通过一次、二次、三次分配来解决。
一次是工资、资本的分配;二次是政府通过税收、财政的方式进行分配;三次是公益基金和慈善捐款。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最近我看到你的一个研究,得到了启发,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你的研究,通过一些数据,非常有力地证明了,市场经济和企业家行为除了有扩大收入差距的诱发机制,还有有效地缩小收入差距的诱发机制。
我们以往没有注意这一点,你的研究恰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坚持的市场是有效的市场,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是清楚的,宏观的经济管理过程也在法治轨道上,企业家的职能是完整的,那么,经过长期的发展,市场和企业家同时会扩大收入差距,也能缩小收入差距。
所谓扩大收入差距,实际上是相对的差距,也就是说,差距是扩大了,但是大家的收入都等比例增加了。举例来说,有钱的人,可能是从100块变成了1万块,增加了100倍。原来没钱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从原来的1块钱变成了100块钱,也增加了100倍。看上去收入差距大,但实际上,穷人因为收入增加,经济条件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和改善。
也就是说,你的研究,事实上改变了我们过去的一种看法,让我们认识到,市场经济和企业家不只会加大收入差距,也会诱发缩小收入差距。这一点,我觉得对于未来的市场经济和共同富裕研究非常有价值,也是极富有开创性和启发性的。
事实上,过去按照通常对发展规律的理解,我也参与到共同富裕的过程之中。我更多的是通过公益基金或三次分配的方式来参与推动共同富裕。从2004年创办第一个公益基金起,到现在我已经参与创办了23个公益基金会。
今天看来,其实不止于此,我把企业做好,认真交税,其实也是在推动共同富裕。这个认识,就得益于你给我的启发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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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你认为,「企业家的目标不只是赚钱,企业家是有抱负改变社会影响世界的人,赚钱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手段。」这一点我也很赞同。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愿望,希望自己能够在一生之中有精力、有能力改变社会上我认为不合理的一些事情,我认为这才是有价值的人生。不管是解决社会问题、自然问题,还是科学问题,都可以。我读的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所以我就想去解决一些社会问题。2004年的时候,我发现做公益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于是就陆续参与创建了这些公益机构,来实现我的承诺,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为之努力。
对我来说,做公益就意味着我对社会的责任。所谓社会责任,我的理解其实特别简单,就是你对社会有一个承诺,这个承诺表现为:没事找事,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自己的事不当事。
比如一条水沟被污染了,本来这与我没有直接关系,但我把它当成自己的事,于是自己的事就不当事了——今天原本计划去休闲放松的,但我们还是开会研究一下怎么治污吧。
其实,很多企业家都是如此。举例来说,现在全国共有7000多家公益慈善基金会,其中由民营企业创办的占80%以上,而且捐款总额超过了1000亿元人民币。
9
再来说说你这本新书。
我在过去四十年里所理解的你的研究成果以及新的论断、启发,其实都凝结在你现在这本书里。可以说,你这本《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是你集四十年企业家研究之大成。
我刚才谈到的,都是对我启发最大,同时也影响我做企业决策,在方向性、原则性决定上产生影响的部分,比如产权、公司治理、共同富裕等问题,这些你都有深入的研究。
应该说,在我做企业家这个角色和工作的过程中,你的理论像护身符一样一直伴随着我。
正因为如此,今天再看这本书,我觉得非常感慨。而且我觉得恐怕不只是我,我们这一代企业家,都要特别感谢你。过去四十年里,你的一些判断、观点和一些非常有前瞻性的预言,始终闪闪发光。
你的书,还激励了身边很多朋友,特别是企业家朋友。陈东升、刘永好、王石、宁高宁等很多朋友都跟你有几十年的交往,在大家的交往过程中,我也发现,大家发展企业的过程,共同证明了你在四十年前的那个论断——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特别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
如果说四十年前我们还没有深刻理解你这个论断,那么今天再来看我们这些朋友,大家在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的同时,一起用四十年的时间证明了你的这一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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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了双重的压力和挑战。既有经济(商业周期)上的变化,同时也有非商业因素叠加进来。于是,有很多企业家和创业者感到很迷惑,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干,不知道今后会不会失去市场,失去企业家发展的空间和舞台。
一些年轻的企业家也会来跟我讨论这些事,我觉得应该坐下来思考一下。受到你这本新书的激励,我也想回顾过去四十年的经历和观察,围绕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市场经济的历史,或者说由计划转到市场的历史,来写一本书。简单来说,就是写写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济史。
这本书写给谁看呢?我想要写给企业家、创业者,以及政策的研究者和政策的制定者看。我想通过检讨历史,找出规律,启发方向,同时也给政策的制定者提供一些建议,推动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更好地保护市场经济的体制;保护企业家,让企业家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使经济增长的这个动力得以持续地增强,从而让中国经济可以发展得更好。
我给这本书起了个名字,叫《资商通鉴》。
过去读《资治通鉴》,我们知道这本书是写给当政者看的,所谓「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就是通过了解过去的事情,有所借鉴,然后来制定好的政策来解决问题。
我想借用这个意思,所以取名为《资商通鉴》。我想给做生意的人,以及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们讲一些过去的事情,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按照过去的传统,中国历史有三种写法:纪传体(如《史记》),编年体(如《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体(如《通鉴纪事本末》)。我的这本书,打算对这三种写法进行吸收、综合。以事件,也就是专题为主线,同时吸收编年体和人物传记的方式和写法。
全书一共分为五章,也就是五件大事(民间资本的发端与来路、产权、法律、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社会责任),这是纪事本末的写法,然后每一章里又写人物,人物又按照年代来讲述。
我希望通过书中回顾的那些人物真实发生过的往事,让大家看到,什么样的行为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我希望可以讲清楚过去四十年中经济发展的一些规律。
这本书完成之后,我会在写好的第一时间发书稿给你,并向你请教。书中将提到的这些企业家和事件,应该也能够印证你新书里的相关结论。
时间过得好快,距离我们大学毕业,已经整整四十年了。我们来北京也快四十年了。我们也都过了六十岁了。但当我看到你的新书,并想到自己也要开始一本新书的写作时,我觉得,我们的生命仿佛才刚刚开始,我们就象上学时侯那样又一起面对现实必须完成一份作业。因为我们还一直在思考,一直在实践,一直在探索,一直在创新。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幸运。非常期待,《资商通鉴》出来以后,我们可以在一起再讨论。
主编|王滔   编审|陈润江   顾问|王淑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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