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国藩
来源：摘录自《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晚清时期的湖南农村，流传着这样一则笑话：一位读书人在家读书，一篇短短的文章，朗诵了多少遍还背不下来。一小偷本想等他入睡之后偷窃。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睡。小偷忍无可忍，跳出来大叫：“这种笨脑袋，读什么书？！”曾国藩让后世敬仰的一点在于，他虽天性愚钝，但却靠着惊人的后天力量达到了旁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儒家所称的“圣人”。曾国藩的爷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工，他的父亲连考了十七次秀才都失败了，他从十四岁起参加县试，也是榜榜落第，接连七次都名落孙山，直到二十三岁那年，曾国藩的命运之路突然峰回路转。这一年他中了秀才，第二年又中了举人，五年之后中了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他的四个弟弟也没有一个读书成功，他可以称得上是家族中的“意外”。曾国藩自称年轻时有三大缺点：性情浮躁，坐不住；傲慢自大，修养不佳；与人交往虚伪不实。但他后来的气质性格渐渐发生着变化，愈发沉稳，这和他的人生哲学有着莫大的关系——尚“拙”。他在《送郭筠仙南归序》中这样说：君子赴势甚钝，取道甚迂，德不苟成，业不苟名，艰难错迕，迟久而后进，铢而积，寸而累，及其成熟，则圣人之徒也。意思就：君子不走捷径，不图虚名。锱铢积累，艰难前进。君子成功也许比别人晚，但一旦成功，就是大成功。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他用自己的一生阐述了长期主义。他直到46岁时，才对自己的状态稍稍满意：“四十六岁以前作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晚年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说，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会让一棵树静静长高，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这也是我们作为普通人可以从曾国藩身上学到的一点——积累的力量。曾国藩的光辉事迹莫过于平定太平天国，这其中也体现了他的人生哲学，今天分享的书籍《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就非常精彩地将其提炼了出来。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决心创建湘军。用什么样的人来组建这支军队呢？用曾国藩的话来说，是“选士人，领山农”。今天，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的时候，往往会选择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但是，曾国藩的选人原则恰恰相反。曾国藩选择湘军将领，专用没有打仗经验的读书人，而不用有经验的绿营军官。在可以考证的湘军一百七十九名将领中，书生出身的达一百零四名。这些人大多是乡间的秀才和举人。按理说，上战场打仗，比的是勇气和体力，因此历代都用行伍出身的莽夫。连武举考试，都重点比试体力和武艺。同时，军事是一项专门技术，无法纸上谈兵，自然以有实际经验者为宝贵。曾国藩为什么偏要选择从没上过战场、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呢？这是因为，曾国藩一贯认为，精神的力量远大于身体的力量。行伍出身的莽夫虽有一时之勇，但是没有坚定不摇的信仰。曾国藩要建立的，是一支有信仰、有精神力量的军队，让信仰出战斗力，让精神出战斗力。程朱理学是这些湖南书生的共同信仰，在坚定的信仰之下，一个人可以迸发出惊人的勇气和能量。曾国藩认为，太平天国不光是政治上的敌人、军事上的敌人，更是文化上的敌人。他所进行的，是一场文化保卫战。只有号召起那些“抱道君子”，以“舍身卫道”“杀身成仁”的精神投身于这项事业中，湘军才有可能成功。如果不信，我们可以看一看罗泽南的例子。他是一个以理学治军的典型代表，从他身上，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曾国藩用书生打仗的成功之处。罗泽南是一个老秀才，也是湘乡人，比曾国藩大四岁。此人是一位奇人，身世之悲苦、运数之奇，只有今天韩剧的主角可以相比。他出身极穷，“少好学，家贫，夜无灯，读书月下，倦即露宿达旦。年十九，籍课徒自给”，而且命运极惨。他成年之前，母亲与三个兄长就先后饥病而死，他十九岁就开始教书挣钱养家，刚欲尽尽孝心，竭力供他读书的祖父和嫂子也病死了。二十九岁那年，他更是遭遇了生命中最严重的一次打击。那年，他又一次从县城考秀才回来，徒步赶路，半夜才回到家，还没进家门，就听到妻子的哭声。原来因为大旱无粮，他的三个儿子都饿死了。“十年之间，迭遭期功之丧十有一。至二十九岁，而长子、次子、三子连殇。”他参加了七次科举考试，年过三十，才考上一个秀才，到四十岁以后，仍然是以教书为生，遇有灾年，仍然无米为炊。如果没有太平天国战争，他肯定会以一个老秀才之身老死牗下，默默无闻。但是此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论多么穷苦，从不以个人之穷达为忧，而是专心理学，以经世致用为志，坚信自己能成大事。太平军起，他成了曾国藩的一名嫡系部下。虽然以前从来没摸过兵器，但是他带兵作战居然卓有成效，征战四年，克城数十，历经二百余战，几无败绩，还屡屡以少胜多，堪称湘军中的战神。此人之所以如此能战，第一原因是勇敢。理学是生死之学。因为学养深厚，他早把生死放在度外，所以打起仗来，从不怕死。胡林翼评价他“每战必先，忠勇冠时”，在他带领下，湘军树立起“踔厉敢死”的风气。第二是经世致用，一直致力于有用之学。自创立以来，理学就有空谈心性而不切实用的弊病，但是湖南理学一直提倡经世致用。罗泽南是以理学经世的典型代表，他对地形勘察与军事地图的绘制甚为重视，在尚未从戎之前，他就撰写了地理专著《皇舆要览》，“穷阴阳之变，旁及州域形势”。从军后，他注意实地考察地形，绘制地图，选择有利地势来作战。第三是因为他理学功夫深，在极乱的战场上能做到不动心，所以头脑冷静，分析战况时分毫不差。有人问他制胜之道，他说：“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曾国藩说他“行军有伸有缩，有开有合”，可以说是一个军事天才。罗泽南带兵的方式也极有特点。他在营中亦不忘老塾师故技，“朝出鏖兵，暮归讲道”，每天白天打仗，晚上就把部下招到一起，教他们读书，给他们讲理学道理。“所部壮丁，习刀矛火器之暇，以《孝经》《四书》转相传诵。每营门夜扃，书声琅琅出壕外，不知者以为村塾也。”故有人说：“湘军自讲学起，修道为教。”曾国藩也说：“吾湖南近日风气蒸蒸日上，凡在行间，人人讲求将略，讲求品行，并讲求学术。”后来，罗泽南在攻打武汉时，被炮弹弹片击中额头，重伤死于武昌城下。临终之时，胡林翼赶到战场，见了他最后一面。此时罗泽南已经“神散气喘，汗出如洗”，但仍然一语不及私事，只谈军政学术，特别嘱咐胡林翼说：“危急时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学。”胡林翼也不得不感叹“其心术学术不愧名儒”。湘军之所以有超强的战斗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理学信徒为军官，成就了一支有灵魂的队伍。当然，用读书人做军官，容易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读书人容易夸夸其谈，眼高手低，是理论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因此曾国藩也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用，在“士人”之中，他还有一条十二个字的标准，哪十二个字呢？有操守，是指有信仰，有原则；没官气，就是没有官僚习气，质朴；多条理，就是头脑清楚，做事有条有理；少大言，就是不吹牛，说话实在。曾国藩之所以“选士人”，而不用绿营军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非常反感“官气”。什么叫“官气”呢？就是旧体制内的习气，比如做事讲资格、讲程序、讲表面文章而不求实际。官气较多的人，就喜欢讲资格，摆架子，说话不出格，循规蹈矩。这样的人，自然魄力不足，没有朝气和创造力，遇事但由下人经手，不能做到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其是不能不辞辛苦，亲自去实际体察一番。乡气多的人，初生牛犊不怕虎，不懂官场规矩，好逞能，好出新花样，做事不知道瞻前顾后，照顾别人，因此做事容易引起物议。但是曾国藩宁愿用有“乡气”之人，而不用有“官气”之人。没有官场经历的人，失之在没经验，但优点是敢于创新。旧的官场习气如同传染病一样，一旦传染上，就很难根治了。因此曾国藩乐于选用低级士人，即秀才或者举人，因为这些人从来没有过官场经历。在没有官气的读书人中，曾国藩还有一个标准，就是宁选笨的，不选聪明的。我们今天用人，往往会愿意选择反应快、头脑灵活的人。曾国藩却愿意用看起来比较笨拙的、心眼实的人。他说：“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醇正。”绿营兵为什么没有战斗力？是因为其军官“官气太重，心窍太多，离朴散淳，真气荡然”，心眼太多，办事不实在。所以“湘勇之兴，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坚决不找心眼多的人。一般人选择人才，都愿意选口才好的，但是曾国藩选将领，却喜用“不善说话”之人。为什么呢？他说：“将领之浮华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非仅一营为然也。”就是说这些会说话的人，到关键时候，不见得靠得住。罗泽南的接班人，另一位湘军名将李续宾，就是这样一个“不善说话”的“笨人”典型。李续宾也是一个乡下读书人，贡生出身。曾国藩说他的外表“抠衣恂恂”。什么叫抠衣恂恂呢？就是双手拱在一起，小心翼翼地弯着腰，一副非常恭谨老实的书生形象。李续宾是一个非常沉默寡言的人，口才不好，不爱说话，但是理学修养极深。他的弟弟李续宜后来谈起他们兄弟的治军原则时说：“治兵，只实做程、朱主敬存诚工夫，终日静默，不妄言，不妄动，抱定孔子临事不惧、好谋而成二语作主脑，其临阵则全是以静待动，谋定后发，虑胜后战。”军官用笨人，士兵更是用笨人。曾国藩“选士人”的下一句，是“领山农”。绿营兵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兵源不好。中国古代有一句俗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因为，当兵的大部分都是地方上的地痞流氓，或者游手好闲之人。“良民有职业者，皆不肯应募。其应募者，皆游手浮滑之徒，无事则坐领工食，有事则闻风溃散；一有征战，见贼则退，扰民则勇往。”曾国藩在这一点上也是反其道而行之，他招收兵员有一个原则，绝对不收当过兵的人，不收退伍军人。“不杂一卒，不滥收一弁。”因为他怕这些绿营兵把绿营的习气带到湘军中来，所以他招募的人以“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而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征兵主要收纯朴的农民，而且是山农，这是因为中国有句古话：近山者仁，近水者智。“山僻之民多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善用兵者，尝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所以，曾国藩在选择人员上很有特点。这些人组成了一支军队后，军风军貌与绿营兵自然是完全不同的：“勇丁帕首短衣，朴诚耐苦，但讲实际，不事虚文。营规只有数条，此外别无文告，管辖只论差事，不甚计较官阶。而挖濠筑垒，刻日而告成，运米搬柴，崇朝而集事。”就是说，湘军军人穿得很朴素，一个个都能吃苦，只讲实际，不讲那些虚头巴脑的程序。军营的规定也很简单，军官们也不太在乎级别差别，只看谁负责哪一摊事。如果要扎营，当天马上就能完成。要运米运粮，也比别的军队做得快得多。曾国藩在处理湘军内部关系的时候，也是两个字——“拙诚”。曾国藩的名言“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这个是他领导力的源泉。一个集团领导者的个人风格，往往决定整个集体的风气。如果领导者习惯用权术，整个团队肯定会充满权谋斗争，巨大的精力会浪费在勾心斗角当中。要想不出现这样的局面，领导者就要跳出权谋思维，采取“拙诚”思维。曾国藩对待下属，第一个特点就是不用权术。他说“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要对同事、下属推心置腹。咸丰八年，曾国藩在老家写信给弟弟曾国荃，反思自己以前当官的方式，他说：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憾，何益之有？就是说，我原本是一个老实人，没什么太多的心机。但是以前因为在官场上混，也学了些权术，结果一方面是把自己的心术学坏了，另一方面，咱们笨人，用这些权术用得不如别人好，往往会让人看出来，只让人笑话，有损无益。近月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须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就是说，我这几个月在家里反省，决定以后一辈子就老老实实做事，还我老实人的本色。所以你在外边，也千万不要走入机巧这一路，要是习惯了用机巧，那就会一天比一天堕落，人品也就败坏了。纵使别人都对你使心眼，你也要坚持假装不知道，一直以笨拙、真诚来回应他，时间长了，他也不好意思和你耍心眼了。如果你也和他钩心斗角，两个人进入恶性循环，那事情只能会越来越坏，对谁都不好。所以在曾国藩的带领下，湘军中形成了说真话、办实事的风气。曾国藩在集团内部，说话往往是很直接的：“凡正话实话，多说几句，久之人自能共亮其心，即直话亦不妨多说，但不可以讦为直，尤不可背后攻人之短。”平时多说些正道、实话，不怕说得多，时间长了，大家自然知道你是为大家好。直率的话也不妨多说，但是不能把恶意攻击别人当成直率，特别是不能在背后谈论别人的短处。湘军的作战原则也非常能体现曾国藩的性格特点，那就是“以静制动”，“自固为本”。太平军作战是颇有谋略的。《贼情汇纂》中说，太平军“山川形势，颇能谙习。虽不读书，罔知兵法，然皆谲诈机警，逞其毒焰，竟能成燎原之势，盖盗亦有道也”。太平军“熟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用兵颇有纪律，诡计百出”确实，太平军在与清军的作战中，善于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总是能够避实击虚，“审势度力”，“灵变应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太平军在作战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裹胁大量民众为兵源，造成漫山遍野、声势浩大的样子，让敌人目眩神迷。太平军每占一地，常习惯将百姓的房屋烧毁，然后掳掠无家可归的民众一同撤走。打仗的时候，他们经常把大量流民驱上前线以壮声势，所以初次和他们交手的人，很容易被他们的阵势吓倒。后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之所以在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中失利，就是这个原因：与此贼战有两难御者：一则以多人张虚声，红衣黄旗漫山弥谷，动辄二万三四万不等，季洪岳州之败，梧冈樟树之挫，皆为人多所震眩也；一则以久战伺暇隙，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又进，顽钝诡诈，揉来揉去，若生手遇之，或有破绽可伺，则彼必乘隙而入，次青在抚州诸战是也。二者皆难于拒御。那么，曾国藩以什么战法对付太平军呢？笨人曾国藩的战术方法就是六个字，叫作“结硬寨，打呆仗”，或者叫“打死仗”。曾国藩后来自己总结说：“十余年来但知结硬寨，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湘军行军打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最重视扎营，在扎营上花的时间和精力特别多。湘军行军，是半天行军，半天扎营。行军作息表，是每天要花四小时行军，走三十里，然后就不走了。接下来干什么呢？再花四小时挖沟修墙。每天扎下营盘之后，不管军队多么劳累，都必须首先环绕营地挖出两道深沟，沿着这个沟再筑起两道高墙，把自己保护起来。壕沟的宽度深度和营墙的高度、厚度都有明确要求：“作壕之法，外内重设，外壕广六尺，深八尺，内壕半之。”修好之后，晚上再把军队分为三班，两班睡觉，一班轮流站岗。这叫“站墙子”。这种做法确实极为笨拙，因为修墙挖壕是极为费工费力的事。这样，湘军就从一支军队变成了“民工建筑队”，主要工作不是打仗，而是挖土方，行起军来如同蜗牛爬行一般，每天行程不过三十里。湘军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刚刚成军出战的时候，湘军没有经验，营地扎得不牢，在岳州，湘军的营盘曾受到太平军的突然袭击，遭受了严重损失。所以曾国藩总结经验，提出的应对之策就是“扎硬寨”“站墙子”。咸丰九年，李鸿章刚到曾国藩大营，跑到前线学习军事技巧，见湘军每天做的不过是挖沟、砌墙、站墙子这一套，很不以为然，事后对人说：“吾以为湘军有异术也，今而知其术之无他，惟闻寇至而站墙子耳。”其实曾国藩一生做事，都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就是做得扎实，做得牢靠。这种作战方式，也是曾国藩独特的人生哲学和思维方式的体现。因此曾国藩打仗的第一秘诀是“稳”，先立于不败之地。军事首重“自固”，就是先要保存自我，然后才能谈到争取胜利。因为军事不比别的事情，不容许你犯错误，一犯错误，可能生命就没了，没有改正的机会。所以他才要扎硬寨，保证军队先生存下来。曾国藩一生打仗不贪小利，不求奇谋，踏踏实实，稳扎稳打。他一生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每次打仗，他都花极大心血去研究敌我双方情况、战斗的部署、后勤供应、出现不利情况如何救援等问题，直到每个环节都算到了、算透了，才下定打仗的决心。在具体作战原则上，曾国藩的战略思想是“以静制动、反客为主”。不主动出击，总是诱使敌人先来攻他，后发制人。曾国藩反复强调，湘军打仗，不能浪战，不先急于进攻，而是先站稳脚步，等着敌人露出破绽，然后再出手。曾国藩的作战思想正是这样。他说：“两人持矛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他又说：“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最喜为主，不喜作客。”两个人打仗，在那等着对方进攻的是主，主动进攻的是客。主占优势，客占劣势，所以打仗一定要做主，而不要做客，要善于变客为主。正是因为这种“主客”思维，导致湘军攻城的办法也很特别。他们采取“挖沟法”围城，如同巨蟒缠人一样，用一道一道的壕沟把一座城市活活困住，等着里边的人被活活困死、饿死。守城的人是主，你去攻城，你就是客。太平军战争经验丰富，要攻下太平军把守的城池，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守城者依托高大的城墙，上面还准备了滚石木。坚城之下，如果强攻，守城者从城墙上往下放枪放炮，湘军死亡率极高。而且攻城的时候，背后还往往会受到援军的攻击，里外夹击，就会导致攻城失败。“挖沟法”就是变客为主。每攻一座城市，先发挥湘军“民工建筑队”的特长，在城外挖两道长壕，把城围困起来。里面的一道长壕是为了断绝城中的粮草接济，防止城里人突围，外面的一道长壕是为了抵抗外来援军的攻击。这样，湘军在城墙下两道长壕间就有了自己的营盘，就成了主。围在城里的军队就心慌了，为了不饿死，就不得不主动突围，来到沟边攻打湘军，而不是站在城头上等待，就从主变成了客。曾国荃拿下吉安，胡林翼拿下九江，运用的都是这个战法。曾国藩的这种打仗方式，看起来很笨拙，其实是完全符合《孙子兵法》的。《孙子兵法》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就是说，你自己先要立于不败之地，再等着敌人给你机会。湘军这种挖沟式攻城法，确实能保证自己的生存概率最大，但问题是时间成本很高，土木工程量也很大。因此，湘军攻城的时间，通常不是以一天、两天，也不是一月、两月计算，而往往是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往往等到战争结束，城墙外的地形地貌都被湘军彻底改变了。曾国藩在《湘乡昭忠祠记》中回顾湘军成功的原因时，说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话：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载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大效与？天下为什么大乱？因为聪明人太多了，相互欺诈。湘军最后成功，靠的是两个字，一个是拙，一个是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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