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申遗第一人侯仁之逝世十周年（三）

5.不停息地为保护文物大声疾呼

侯仁之不顾古稀高龄，五次飞赴华盛顿。徜徉在波托马克河畔，他想起了北京的六海；在国会山中心观察自西而东因自然条件而决定的中轴线，他想起了北京那条古代帝王为给人稳定感的南北中轴线；在显示三权分立布局思想的国会大厦、总统府和最高法院三大建筑旁，他想起了“面南而王”“皇权至上”“择天下之中而立国”的紫禁城；在白宫外人民可以尽情嬉戏的草坪，他想起了旧日严防庶民百姓涉足的坚实宫墙。资本主义毕竟比封建主义大踏步地前进了，他终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北京旧城力求突出的是“帝王至上”，而在华盛顿城则企图反映的是“人的权力为主”。因此，两者在空间处理上就截然不同。前者是严格的封闭型，后者则是完全的开放型。当前在北京城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中，要反映一个新时代来临的格局，但不能忘记它是封建社会都城建设最杰出的典范，我们要为人类留下这极为鲜明的历史色彩！

他还是从利物浦大学归来时的那个永远不知疲倦的侯仁之，还是那个永不停息地跋涉着的侯仁之。

6.保护了卢沟桥不再被汽车碾压

在“卧虹千尺”的卢沟桥畔，看到严重的污染使河床象下了霜，北京城郊开往西南方向的车辆都要经过这座桥，日平均流量竟达一万五千辆，他大声疾呼：卢沟桥是马可·波罗称颂的世界上最美丽的桥，它与北京有血肉的联系，它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起点，目前的状况太让人忧虑了！6天以后，媒体公布了北京市政府的决定：卢沟桥禁止机动车与兽力车通行。这座古桥从此正式“退役”。2023年夏北京遭遇140年来最大的降雨，卢沟桥西侧的小清河桥第四跨的桥墩被冲毁，它建成才几十年，而建成831年的卢沟桥安然无恙。一方面有赖于古代建筑师天才的设计和劳工的精湛技艺，另一方面也与侯仁之向北京市政府建议得到实施，否则几十年下来任载重车不停碾压，这个无价之宝的后果真的难说。

在先农坛，老教授看到明代最好的建筑——太岁殿成了工厂的厂房，他忧心忡忡地说，古罗马遗留下的断墙残柱和古道铺石，今人都悉心加以保护，用来印证“条条道路通罗马”，每年吸引数以千万计的顾客来凭吊古迹，我们不能再让子孙后代责骂了！

在被毁坏的京师唐代古刹崇效寺的残迹前，在已残破却是当初确定北京城中轴线的地安门桥旁，他的眼睛湿润了。

在北京远郊多段被毁的长城前，看到被村民扒砖盖房和多年失修而留下的一片片残垣断壁，他痛心地叹息，“在北京地区的长城，只剩土堆和残壁的部分，占了长城总长的66%，须知，这是从月球上唯一能看见的人造工程啊！”

为了古今文明辉映的北京，为了给中国、给子孙后代留下失不复得的财富，侯仁之丝毫不敢放慢自己的脚步！

7、率先提出申遗

侯仁之不仅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代宗师，而且能把学术转化为社会成果。1984年侯仁之去美国考察时，第一次听说国际上有一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他首先想到，中国有无数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址和著名的风景胜地，应该尽快加入公约。侯仁之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了一份提案，明确提出：“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准备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提案写好后，侯仁之征得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三位政协委员的同意且联合签名，在1985年4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并获通过。这个提案使得中国不少景点得到更好的保护。当年11月12日，中国终于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并自1987年开始进行世界遗产的申报工作。1987年12月，在世界遗产委员会第十一届全体会议上，中国的故宫博物院等6处文化与自然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截至2013年，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核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的世界遗产共有45项（包括自然遗产10项，文化遗产31项和双重遗产4项），在数量上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意大利。首都北京拥有6项世界遗产，是世界上拥有遗产项目数最多的城市。所有的遗产景点都成为旅游热点。侯仁之堪称为中国旅游业立下大功的人。

8.保护莲花池，勘定北京城建城史

侯仁之1994年12月写出《莲花池畔再造京门》，鉴于莲花池是北京城的发祥地，有“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之说，距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他提出：“这北京西客站选址在莲花池畔，只要进一步开发水源，莲花池上平展如画的水面，必将为这号称‘京门’的交通枢纽带来无限风光，同时也将会产生良好的小气候效应。……然而更有意义的是还应当看到这莲花池在北京城的早期发展过程中所产生过的重要影响。”但在这之前的1993年1月19日，国家“八五”重点建设项目──北京西铁路客运站破土动工，侯仁之依然关注与西站相邻的莲花池。当初在为北京西站选址的时候，曾经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有人建议直接将车站建在莲花池上，这样既不存在居民搬迁问题，还可以利用下凹的地势修建车站的地下部分，如此将会大大缩短工期、减少经费。但侯仁之的意见还是引起有关方面的必要重视并予以采纳，西站的主楼被东移了一百多米，将莲花池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侯仁之感到北京最早建城的具体年代，是长期未曾定论的一个大问题。侯仁之认为有必要尽早解决这一悬而未决的历史之谜。经过仔细而慎重的研究，他在1990年发表了“迎接北京建城3035周年”一文，正式提出自己的看法：“……根据研究成果表明，北京建城的时间可以上溯到30个世纪以前，故1990年应是北京建城3035周年。”侯仁之的这一推断，得到学界认可，政界支持。1995年，为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北京市在宣武区广安门外的滨河公园建起一座“蓟城纪念柱”，并特请侯仁之撰写《北京建城记》。（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