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语言使用习惯中，我以前几乎没有使用过“心灵的鸡汤”这种低幼化的词语组合，这种把精神与心灵进行食物化的比喻是蹩脚的，是一种表达能力的贫困，也是对汉语语义的破坏。但这种大众传媒时代的词语变迁已经使其获得了容易快速辨识的通行证，如果保持汉语的纯正雅道和遵循良规，在信息传递中势必造成缓慢半拍或理解障碍。这是一种在速朽时代表达的妥协，文化的生产场就是这样，其自主衍生的外延程度不依赖于词语的原始意义，它常常跨越语义间的规范栅栏，只服从生产者快捷实现其目的的欲望。大众传媒时代的这种优势与其说是词语传统的灾难，莫若说是词语典雅品格的祛魅，对此也不必完全看作道德日就沦胥，人心日益浇漓，而只是对词语的形而上之出身不再攀枝夤缘。出于交流的便捷，即便玄默义理，八音琴瑟，也无法完全回避这种大众传媒之语，或许能为洪笔锄耒，纸札良田带来几许苦涩的轻松。汉语的传统是保卫不住的，正如我们无法保卫传统的生活方式，时代本身就是解构之物，我们的每一次思考，每一次表达，其意义与问题也无所不在解构之中。也就是所谓词语的固定模式及其含义，包括我们的文化范式也只是想象中的乌托邦，它无法只为鸿鹄之裴回，或为悬鼓之待槌，它的流变与解构已成常态。所以在此标题中我也不得不走出词义象牙之塔而使用这种大众传媒之语，虽然这种欠准确的比喻是思考和抽象能力的阙如，但由于它的约定俗成，的确可以省去不少文字的铺垫和说明。
言归正传。初上小学时还不是刘福生老师给我们任课，但我已经知道他是学校里很受学生欢迎的年轻老师，算起来，比我才大14岁，国字脸，严肃中带有些许幽默，在我们当时的心目中，他已是标准的成年人模样。同学们议论最广的不是他的形象，男同学似乎对男老师的外表不太挑剔，何况那个时候我认为那些秃顶的男人才是风度和才华的标志，而他的头发却是浓密的，只是后来有点儿花白，我的母亲当时说，这是教书费心的结果。当时，同学间主要还是传颂由他创作的一些诗词、快板等在各种比赛中常常获奖的事情，说起来，这是一种才气，不是每个人都能具备的，就凭这点，他就足以让我们展开一些超越现实的想象。尤其由他创作的节目《画像》在当地文艺汇演中拔得头筹，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师生们也因此自豪，我也便在暗中有些佩服。直到有一天我已经放学回家，又突然被同学叫回，原来是他选中我排演一个节目，他当时给了我两张70克的纸，我们当时俗称二板纸，因为比平时书写用纸要厚的多。这两张纸上面有他写的诗句，需要两个人进行配合朗诵，要我在短时间内背诵，然后近日进入排练。他说：“你演个戏吧？”我说：“我不会。”后来他笑着说，“教给你就会了”。此时一位同学的父亲正好在此告诉我，回去抄写几遍能顶背诵好几遍。我当时有些激动，因为排演节目一直几乎是高年级垄断的事情，我们一年级的学生一时还没有纳入老师的法眼。在当年的学校，排演节目是家常便饭，各种宣传、汇演、比赛不断，其主要内容就是批判和声讨，今天批林批孔，明天又要反击右倾翻案风，当然也少不了声讨汉奸与工贼等，批判就是那个年代的主题，如同今天的核酸与健康码一样是时代的标配。由自己创作节目的好处在于能够在汇演和比赛中别具一格，避免与其它学校重复，其独创性也容易展示一个学校的批判力度和风采。他创作的《画像》即是一例，改变了传统节目的单调、死板和俗套，这种创新就是把漫画同时搬上了舞台，在四个人的联袂演出中对于所批判的人物进行现场画像，增加了舞台乐趣，也活跃了演出气氛。所谓画像就是丑化批判的对象，必须把他画的不能像人，否则就达不到批判的效果，也容易让人揪住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性的小辫子。其实，这种节目根本谈不上什么艺术可言，只是那场运动最后的精神痉挛，从另一方面讲，它的确锻炼了师生们的文艺情怀，而且直接作用于实践。但我后来的批判性思维可不是那时候养成的，那个时候的这种批判名义上是批判，而需要的恰恰不是批判性思维，它是在服从一种毋庸置疑的攻击性指令，要完成好这种批判任务，就不能有丝毫真正的批判意识。
对我来说能够参与学校节目的排练可是天大的好事，为了完成这种硬性的任务，可以不必上课，这种优越感使我可以在同学中暂时缓解一下幼年的许多记忆。由于排演节目是在学校西侧的柏树林进行，这是大片的古墓群，浓荫蔽日，幽然深远，地面光滑平整，是夏季难得的乘凉之处，也有不少人专门在这里午睡，但从未听说过有谁梦到过地下那些沉睡了千年的古人。有些坍塌的墓穴，下面是一个开阔的厅堂，四周还有几个用青砖垒成的整齐的门洞，如同卧室，我们还多次下去进行探秘，但见朽坏的棺材和尸骨。这时还没有深度思考过死亡，这些可见的尸骨似乎就是一个遥远的传说，还未能与自己的生活关联起来。后来读到法国小说家塞利纳关于对这种感觉的说法，“缺乏想象力的人，对死亡不在乎；富于想象力的人，把死看得很重”。这时候，大概是自己的想象力还没有展开，一切思绪还停留在贴近现实的地面。除此之外，我们在排练之余还会攀到高大的柏树顶端，据说在此只要心诚就能望见北京，可是我们至多能够看到远处的几顶烟囱。一次，一位女生禁不住我对树顶风光吹嘘的诱惑，她也要攀上去观看，要我托举她的臀部上树，瞬间从她短裤中乍泄春光，我感到一种莫名的电击，感到这真比上课好多了。古墓的南侧便是古老的河流，虽已失去两千多年前中山国货运航道的繁华，但河边留有未经破坏的原始地貌和联结成墙的荆棘，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莫过于这里的景象。这时，每每想到我的同学们还在教室里上课、答题、复习、考试之时，而我们排演节目的人能够在这里自由玩耍，就会有一种不厚道的快乐，由于这种文艺节目常常需要男女生混搭，它又为我的少年之心提供了对于异性最早的萌动。因为节目的主题离不开各种批判，我们成为这种批判声音的传达者，虽然尚不懂得社会、政治和历史的复杂原因，但它成为个人道德心理优势之渊薮，因为在表演中切开了与批判对象之间的道德牵连。这种情况下，刘福生老师每次到场指导都会卸掉课堂上的严肃，讲些书本和节目之外的各种故事，使我感到这种讲述远比课堂有趣。回想起来，他当时的不少讲述，其言散漫，或叙述玄远冷峻，或高简猎奇，下至缪惑，常能博我一笑，在我的懵懂岁月里，时如九皋鸣鹤，幽夜逸光。
幼年的记忆中，因为祖辈曾是批判的对象，并且在我入学之后还因不是根红苗壮而未能舒展性格的外向发展，总感到这种阶级划分夺走了我不少天赋的机会，这也是那个年代特有的普遍现象。而在这种节目的排演中，我的身份有了巨大的翻转，并且在节目中批判的都是大人物，不是大名鼎鼎的孔子，就是曾经如日中天的时代人物，如此一来，感到风水轮流转，好运到我家。虽然还不能划在根红苗壮的接班人系列，脖子上还没有系上那块红布，但似乎正在摆脱世袭的阶级，只要能够有所变化或上升，尤其当自己有了批判对象之后，心中悠然升起了一种自我评估的地位。多年之后读到鲁迅在《灯下漫笔》中的话，感到正可说明我当时的心境，他说，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恰巧此时在排演之余，我问刘福生老师，为什么孔老二死了两千多年了还批判他？他说这只是在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并不是说这个人真的一无是处，不要对节目的内容过于相信，不这么演就过不了关。他说，节目中强调“劳动最光荣”，那学生还刻苦读书考大学干什么？真要如此，也就不必上学，或者大学就是大概学学，直接参加劳动就行了。他这么一说，我刚刚觉得自己清晰起来的东西又模糊了，陡然感到成人世界里具有那么多的言行分离，又常常令人不解。
刘福生老师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这种批判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一种循环，一个朝代总是否定和批判前朝，每一个上位者又否定和批判前任，胜利者更是有理由批判失败者，也就是批判永远是胜利者的武器。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如果这种批判和否定是有意义的，也就是每一代都会有进步，每一任都在否定前任中升级了文明，遵照这种递进的逻辑，中国早已在各个领域领先了人类。与科学中的证伪不同，科学只有在不断的否定中才能进步，而社会意义上的否定是权力寻找合法性的渠道和自我意义的赋值，尽管这种意义是令人质疑的，但每一个朝代都不会把它拱手相让。每一个执政的皇帝都愿把他所处的时代称之为“盛世”，以此显示其德高史册，功盖千秋，并以此妖魔化前朝来衬托自身的伟大、正确，以此形成一个熟悉的历史怪圈。因为这不是真正的历史批判，真正的历史批判是客观梳理它的得失、经验与教训，尤其那些有益于进步的发展，并分析其原因，而我们所进行的批判就是全部把批判对象污名化。哲学家曾说，历史没有重复，但历史总是押着韵脚。也就是历史总有它熟悉的面相，因为否定别人容易，而反思自己是很难的，所以且不可轻信那种“坐谦虚为席荐，张义让为帷幕”的自我表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孔飞力先生在他的晚清研究专著《叫魂》中说，所谓“盛世”，是一种惯用的说法，常被人们当作德政的护符，用来装点官样文件和门面。实际上这种文化基因的传承有它内在的机理，只要土壤不变，只要在合适的气候中就会不断发芽、成长，并赋予其新的顽固生命。
在我的小学时代，除了课本，其它的课外读物几乎没有，但课本总是不能让人满足，偶尔看到高年级的课本和同学带来的零星读物，已经让我知道，在课本之外一定有一个浩瀚的文字世界，只是暂时没有踏入的路径可走。从课堂及私下刘福生老师的言谈中，知道他拥有的知识很多，他很了解外面的世界，这也是那个时代一个少年对老师较为普遍的想象，那时候，老师拥有绝对的知识霸权。不像现在的青少年，由于传播手段的改变，他们往往拥有比老师更快捷的信息渠道，老师已在他们心中失去了神圣感，多年之后，他们也不会像我们那样有着与小学老师一生的感情。我们在当时并不能预见未来，但在今天进行宽阔地回眸即可发现，构成今天的各种条件并非都是当下的发明，它们已经在遥远的过去开始播种，只是每一颗种子都有它的历史密码，并不是每一个身临其境的人都能把它打开。那些极少数能打开这种历史密码的人在事后才能成为所谓的先知，而在当时，却没有几个人愿意听信于他，因为他的预警带有对美好幻想的震惊，他所预示的信息往往造成对当时语境的破坏，那种突兀如同啽呓。鲁迅早在《论照相之类》一文中提醒，“有许多事不许说，否则，就要用阴谋来惩治的”。何况，在每一个历史循环的当下，中冓之言，不可道也，因为“盛世”中的历代之陋，已经一洗尽焉，当今神谟圣断，又高出千古。
进入三年级之后的一天，已经上初中的黑毛晚上到我家玩，讲了他的数学老师方德杰批评他们不努力学习，一气之下在黑板上写下了汉乐府《长歌行》中的“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诗句；同时又写下陶潜《杂诗》中的“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他说的这位方德杰老师是福建人，后调入灵寿中学，我上初中时还见过这位操着浓重闽南口音的老师，我一直不知道他是怎么沦落到这里的，但在高中同学们的传颂中，他亦如神一般的存在。当晚，我背过了这几句诗，当时连这位初中学生也并不知道这是两首诗中的节选，他误以为是一首诗，现学现卖地传授给了我，我顿时感到掌握了教科书中没有的利器，足以在其他同学面前炫耀，并可以在刘福生老师面前显摆一下。第二天上学后，我趁机背诵给同学们，许多同学投以羡慕的眼光，此举引起了刘福生老师的注意，他又让我背诵了一遍，然后告诉我有几个地方的字错了，是我把“盛年”读成“感年”，又把“不待人”读成“不侍人”，后来我分析，不是我背错了，而是教我的黑毛把字看错了，显然，这两个字要是稍不注意，就会看错成我读的样子。刘福生老师还说这是两首诗的节选，之前选入过许多读物，只是由于那场运动对古典文化的扫荡，使得它在批判为王的氛围中无处藏身，还问了我获得这几句诗的来源。他说古典文学中这类励志诗和劝学篇很多，激励一下自己可以，但并不能起到关键作用，这类诗的共同特点是把不相干的事物或现象联系在一起，这是古典诗歌的比兴传统，但它缺少必要的逻辑贯通能力，作为审美可以，但在其它方面的功能则会削减。所以此类抒怀只能作为自己对时光易逝的感慨和自律，但并不具有普遍性，比如“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虽是为了激发人的少年努力，但努力的方向才是最重要的。否则，如果方向错了，越是努力，其结果越差。这就是文艺作品不说理的地方，尤其是古典文学作品擅长抒情，感情真挚不等于真理在手，我们切不可轻易掉进由语言构织的审美迷恋。
1970年代的小学生，其知识构成一部分来自课本，另一部分则是来自连环画与黑白电影，当时家家室内的墙上都会贴有彩色连环画，比较流行的有《历史上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青松岭》《白毛女》《陈胜吴广》等。黑白电影也是有限的几部，《沙家浜》《艳阳天》《英雄儿女》《红灯记》等，这些连环画与黑白电影的共同特点即是爱憎分明，英雄都是浑身是胆，怒目圆睁，坏人都是猥琐不堪，贼眉鼠眼，它的效果就是省却让你分析的过程，瞬间就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一眼即可进入坚定的阶级立场。在我的作文中也常常使用里面的台词或语句，觉得那种亢奋才能表达文字的感情，不管写什么作文，最后一句都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必须使用自己觉得坚定有力的感叹号。但刘福生老师并不欣赏这些，常常把这些引用画了红笔问号，倒是把我自己发挥的一些观察和描写作为进步提示出来。他曾告诉我，历史上的劳动人民并不反孔，也不会知道如何反孔，更读不懂真正的孔子，其实儒家的理念已经渗透进人们的生活方式，传统的生活习俗基本沿袭了孔子的教诲。在一个尚无能力用政治思维政治地思考政治问题的时代，用道德思维道德地思考和设计政治也是一种次优选择，虽然儒家的为政学说在逻辑上并不严密，但它这种让权力保持公共的道德理念还是在那个年代发挥了作用。因为当时的韩非子等人主张政治的非成即败这样一种绝对界限，这不但离弃政治的运作本质，更不会在乎政治的公共道德，把统治变成赤裸的不择手段。如果按照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进行权力的逻辑推演，权力的设置首先不受传统的伦理道德节制，而有效的制度框架尚未建立，握有它的人必然是不受制约而滥用权力的。
到了五年级，在刚入秋天的时候，刘福生老师带领我们几个男生去上交夏天勤工俭学采集的一些树叶和野生药材，他顺便请我们在县城中心地带的一家国营饭店吃面条。那时候饭店里人很少，卖饭只有一个窗口，先购买木牌，再用木牌去领取做好的饭菜，面条的卤是上了红颜色的猪肉和茄丁，那种香味是至今难忘的。我当时心想，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美国人民肯定吃不上这些，这真是我们伟大祖国繁荣强盛的象征，所以一定要想法解放美国。回想这一幕，像是一种黑白电影里的典型镜头，这是那个时代最后的一幕，因为历史很快就翻过去了。后来我经常想，我们出生的年代是不幸中的有幸，因为在少年时代见证了上个时代遗留的生活方式和教育痕迹，这种生活方式中国人已经保存了两千多年了，虽然不停地改朝换代，但始终没有大的变化。进入1980年代之后，这些生活方式很快就进入了历史，进入1990年代之后，市场经济开始井喷式恢复，连许多历史遗迹也顷刻间灰飞烟灭，在我的少时，我的祖母、外祖母都还是典型的裹脚，那个时候人的想象力只停留在自己的房屋前后。就是这次在国营饭店吃完面条之后，趁着他们在此休息，我到旁边的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关于青春奔放的励志书，其主要内容是如何立志、奋斗、收获、成功、成为人上人等，我尤其被里面那些激昂的话语所打动。回到他们的休息处，刘福生老师见我买了一本这样的书，表示很不以为然，他说最好不要读这类书，这些书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骗人的，不但每个人的人生不可复制，每个成功的背后都有难以言说的复杂因素。人生也根本无法规划，设计的只是一种作品，而人的历程会受到各种各样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别说自然的因素不可预测，就是社会的变迁也远非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成为人上人的励志观念更为有毒，这是一种腐朽的成功学教唆，它是恶的种子，破坏同类平等的伟大观念，因为只有机会均等，尊重差异，保护弱者，才能不至于使优绩至上者在内卷中固化特权，继而阻碍悲悯与博爱种子的播撒。人不要过于参照他人，人应该是自己的坐标，那种人上人的观念也容易使人在无妄的攀比中彻底迷失人生的意义。尼采说：“自己满溢，自己降霜，自己做焦枯荒野上的雨。”
小升初考试之后，为了答谢老师多年的培育之恩，我的母亲让我去请刘福生老师到家中吃饭，其实那时候的请饭极为简单，包一次饺子，炒一盘鸡蛋就是最好的谢师宴。这一天晚饭时，刘福生老师自己带了啤酒，这时候，啤酒还未在普通人群中流行，许多没喝过啤酒的人称之为马尿，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品尝过马尿的味道，只是看着有相似的外形就生发一种抗拒的理由。这也是典型的文化心理，越是对不了解的事物越容易断言，这与当年清军认为洋人的膝盖无法弯曲的想法如出一辙。那天，我试着喝了一点儿他带来的啤酒，感到味道不是想象的那么差，但也不是那么好，然后头上有些发晕的感觉，在尚未涉入酒的江湖之时，就已经知道这里暗流涌动，波谲云诡，喝多了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一天，我仰仗着初试啤酒的兴奋，又大谈了人生规划，其内容无非还是小学教育中那些励志的鼓动，尤其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达到书中英雄人物的样子。听了我的这种对于未来的乐观，他娓娓道来：少年有志可以，但一定要建立在可行的基础之上；有自己心中的偶像也并非完全错误，但要先弄清偶像的真实性，教科书及其一些励志的人物本身是值得推敲的，他们是一种文学塑造，而不是真实的传记。尤其在一种大宣传格局中更是如此，它的塑造必须围绕一个中心，也就是它的树立背后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不是来描述其形象的真实性，而是作为某种历史的回溯对今天的中心进行注解。以此方显今天的存在必然与合理性，那种形象带有假大空的人为定制，它不具有正常生命的鲜活与丰满。多少年之后，当我读到波德里亚的话时，其实我早已明白其中的堂奥，只是他说得更深刻一些。他说，“乐观的话语是绝望的话语，因为乐观主义是一种心灵的运动，它针对善的存在，说明了最糟糕的不确定性，而针对恶的存在，它证明了最宽泛的可能性。如果有善存在，那就用不着相信善，也就用不着乐观。这两种类型同样令人沮丧，同样颇含贬义”。
这里的教育目的并不是服从于个人的需要，甚至相反，由于每个人的独一无二，任何人都无法复制他人，那种偶像只是一种幻觉，在缺少上升空间的社会环境中，这种幻觉会暂时弥补道路堵塞的缺憾。这些励志偶像有一种潜在的文化权力，它会侵入精神的深层结构中，以此代入式地补偿现实中的失败，在没有任何可行的机会流动中，它的作用只是强调其形象的合法性。这类励志的故事也好，还是一些人物形象根本不是什么鸡汤，在食物的谱系中，鸡汤对人没有什么坏的作用，只能说它的营养是被夸大的。而这类励志的形象则不同，它是操纵人的精神成长的一种环节，当它普遍浸入机体之后，对于个人的精神健康是一种可怕的伤害性力量，它会坚硬地阻止一个人去接受正确的东西。从当前的角度看，这种励志的文牍可以使一个人过早地进入信息茧房，只选择这种顺应个人理想的豪言壮语，而屏蔽其它不同于此的信息渠道，因为它可以顺利占有一个人思维的支点。如果盲目地进入这种励志茧房，它对一个人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了那些鸡血的狂热对人的精神消耗，当这种狂热找不到一个有效的锚定之时，他就很容易被某种隐秘的目的所利用和操控。人是极易成为自己偶像的奴隶的，一旦被其俘获，则会颂其瑟兮僩兮，赫兮咺兮，在少了躬身悼矣，静言思之之后，人的思想则已彻底上交，只等待在偶像的塑造中对自己进行人生轨迹的决定与安排。
记得当时刘福生老师反复告诫我，不要轻信那些励志的鸡汤，这些东西如同宗教，一旦进去就很难出来，它的虚幻承诺会封闭你的价值系统，让你绝对迷信其中的成功之路。人生的意义是一种充分的打开和绽放，也就是尽可能是在一种自主的状态中打开自己的价值认知系统去拥抱世界和未来，在与世界的相遇中，个人才有独立的价值判断，然后才能给偶然的人生带来真实的乐趣。如果陷入那种励志的鸡汤，则会被他人的谎言所包围，不仅堵塞认知之路，还会使自己与世界相遇的周长大大减少，从而失去触摸真实事物的机会，这样一来，自己的人生成了他人的试验或复制品。从《诗经》上讲“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这里也有励志的成分，但其中的价值在于强调自己的实践，一苇筏渡也好，还是踮脚张望，都在于把自己当作实现目的的主体，而自身也正是渡河、张望之目的。之所以强调抛开那些励志的鸡汤而回到自身的判断，主要是只有自身的打开才能超越事件的本质，也才能在一个荒唐的年代而超出他们的历史关联，避免历史皱褶的掩埋。在当代语境中，人的清醒就是与自己中小学教育搏斗的过程，因为它构成了一个人早期的母语思维方式，并钙化为一种对认知打开的坚硬阻挡。正如贝克特说，“我的母语对我来说越来越像一块面纱，必须将它撕碎，以获取其背后的事物”。人的存在不是世俗的成功学意义上的存在，它的意义在于精神的真实性所具有的存在空间，也就是人的思考的在位是存在意义的开启。鉴于世俗存在的矛盾性，使得摆脱精神束缚成为自由的第一要求，因为对偶像的依赖会使人们看待世界的目光变得浑浊和迷惘。
在我的记忆中，刘福生老师是少有的极具写作能力的小学老师，但他并未教给我具体的作文之法，从他对我的阅读指导来说，我已经基本知道，所以著文者既不能俗套，亦不能以颂扬权势见长。至于窘者叙之使长，缛者删之使简，俚者文之，闹者静之，皆谓之小技之裁制，而非触及作文之根本，根本之法还在于摆脱那种规制的镕范，在自由的表达中发现独特性的价值存在。正如福柯所言，“我们不用主张这些迷惑的声音比其它的声音听起来更好，而且表达了终极的真理。他们存在，并且反对很多那些使他们沉默而设的东西，这就足够了，因为倾听他们、探寻他们想要说出的东西，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我们不可能从日常的励志语言中获得存在的逻辑，励志的语言早已伪装了自己，我们也就无法从这种伪装的形式中推导出预设的未来，因为语言的伪装仅仅是外在的设计，而并不回答存在的真实提问。这种由伪装的语言进行的励志构造是一种虚假的命题，它越是设计的富有体系，距离逻辑的真实越远，因为最深切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问题。如果回到概念的世界，其要素只不过都是思想的对象，包括一切命题及其组成部分，这就只与概念有关，而不涉现实中的事实存在，只是人们往往被这种概念的推演所迷惑而不能回到生存中的迫切现实。无论读书还是著文，一旦不能走出那种刻意设计的轨迹，则会成为清代纪昀所说的，满腹皆书能害事，腹中竟无一卷书，能与人规矩者，而不能使人明智。
其实J·S穆勒早就更加直白地指出，“普遍的国家教育只是一种把人们塑造得相互类同的发明，而用来塑造的模子就是那些政府中的当权者的好恶，而不管当权者是君主、教士、贵族或现在的一代人的多数。只要有效和成功，它就会对人们的头脑实行专制，并自然而然地导致对人的身体的控制”。如果我们愿意思考，就会发现这些励志言论大都与这种教育目的存在一种内在的关联，无论是1970年代的那些黑白电影和精神鸡血，还是几十年之后于丹、陈果所继承的衣钵，他们都来自一种传承。相比而言，于丹、陈果只是用现代语言包装后的黑白电影台词，他们不再是过去那种简单分明、亢奋疯狂的口号，而是用知识碎片、处世哲学进行了伪装，在貌似感悟人生中把你拉进削除和泯灭自我的陷阱。他们善于用文学腔和诗意化的语言去混淆是非，甚至用语言的花环去掩盖事物之间的真正关联，或暗用某种目的去反证逻辑的过程。所以歌德曾经提醒说，语言是真理最不可靠的传递者。这也便是柏拉图对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存在的世界与意象的世界、认识论的世界与现象世界的两殊理解，因为越是现代社会，用感觉，用语言去扭曲世界真相的问题也越严重。难怪柏拉图认为，由感官制造的诗意的语言是不值得信任的，只有概念的世界像上帝一样富有权威，为了彻底纠正这种扭曲，他甚至认为数学才是终极理想及其唯一永恒——才是真实基质的化身。
在我上四年级的时候，记得有一段时间传说刘福生老师要去入伍了，这在那个年代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因为入伍意味着政治可靠，家里都会享受到理直气壮的政治待遇，没人敢对家里人进行批斗和歧视。除此之外，还能解决个人的前途问题，有的还能在部队有个新的发展，像刘福生老师这样能够写作的人，一定有更好的空间，当时的师生们也都这么认为。后来才知道，他因家庭出身问题未能通过，这与当年的许多天才考生不能进入大学一样，出身与政审可以凭一纸扼杀一个天才，或者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也正应了那些励志的鸡汤是靠不住的。因为纵使你在鸡血的读物中理想丰满，斗志亢奋，但它的鼓励并不能改变现实所呈现的逻辑，任何激情都可以在隐藏的“成功”条件中被击碎。尽管谢默思·希尼说，“对理想的拥抱和他所处的那个世界构成冲突，本身已是对世界的一种回答”，但“回答”者往往要承受相应的代价，因为清醒已经在“冲突”中暗暗标注了价格。与他同时应征入伍的刘瑞林老师因为根红苗壮而顺利通过各项审查，领到衣服的那一天，还专门换上崭新的军装去学校告别，刘福生老师问我们是否知道这身军装有多少件衣服，当时的我们的确无法回答。作为刘福生老师来说，因为自己未能通过，其失落感是明显存在的，因为正值青春，而未能及时打开更加广阔的人生舞台，使个人的成长没有在预期中得以完整，而对于我们来说则是幸运的，因为可以有一位难得的老师再陪伴我们一年半载。记得当时他曾吟咏过穆旦《智慧之歌》中的诗句：“只有痛苦还在，它是日常生活/每天在惩罚自己过去的傲慢/那绚烂的天空都受到谴责/还有什么色彩留在这片荒原？”然而，“活着是困难的，/你必须打一扇门”。
在我小学毕业之后不久，刘福生老师便辞去教职下海经商，与那个年代许多不得志的年轻人一样，在被出身、成分牢牢捆绑了许多年之后，忽然发现，时代已为他们洞开了另一扇门。门一旦打开，便是海阔天空，这里有等待已久的对曾经厄运的补偿，但前提是你能够冷静地思考个人与时代的关联，并从中抽离出自己独特的应有的存在。波爱修斯在《哲学的慰藉》中曾经强调，厄运比好运对人更有益处，因为好运欺骗人，而厄运教导人；以快乐的形式出现的骗人的好运让人喜爱他，而厄运则向人们揭示幸福的脆弱，并深刻人们的思想。人在许多情况下受到的启蒙远不是励志的鸡汤，反而是厄运的光顾，它的作用能够使一个真正想拥有自由的人获得自由，并以此作用于自身的存在和意识，这一点儿，我们在处理自身经验时只要回眸年少时光，常常会有总角之宴，言笑晏晏。近年来，刘福生老师因年龄和身体原因早已退出商场，每年过了冬季，便回到北城东居住，故乡的河边，桐间露落，柳下风来，鸟多闲暇，花随四时，考槃在涧，硕人之宽，或负锄落霞之美，或试调五谷之趣，任空仓而雀噪，凭惊风而蝉鸣。其实，他是另一方面为了照顾久病而不能生活自理的师母，他始终是那种永思幸进，砥砺廉隅，束身自爱而不多睹者。已是某中学校长的他的女儿曾经告诉我，她的父亲经常戴着老花镜看我的书，并幽默地说，他自己的思想之所以没有过于老化，是学习我的文章的结果。这句话对我不只是一种鼓励，还是一种鞭策，是小学老师那种如父母般的永远包容、肯定、爱护与平静的砥砺力量，他予我永久的信任并暗示那种午夜一灯，辰窗万字的期望。能在世俗欲望之干焰而明晓归途，驻足洞口迷霞而能力臻彼岸，在觉悟会心之处，妄想散尽，幻身消融。
2022年6月11日星期六于北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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