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后委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曾一分为三——前委、工委与后委。关于前委与工委，各种史书介绍颇多；而于后委甚少涉及，让人们对建立后委的决策过程，后委的职能、作用等了解不多，这与后委在中共党史上应有的重要地位不太相符。近年来，随着相关档案资料的公开及当事人回忆录、年谱、传记等的问世，人们对中央后委才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一
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蒋介石为解决进攻兵力不足的问题，放弃全面进攻计划，改为对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在陕北，国民党军队投入25万兵力，向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发起突然袭击。陕北的人民军队只有4万余人，兵力上处于绝对的劣势。由于敌我兵力对比过于悬殊，中共中央决定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采取“蘑菇战术”，与敌周旋，寻机歼敌。
撤离延安后中央指挥机关向哪里走？中央机关大批人员和辎重怎样转移？撤离延安后中央是否仍维持在根据地时的庞大指挥机构？在撤离延安的前后，这些问题一直在中共领袖们的头脑中反复考虑。依中央原先的设想，是在热河省承德建立新立足点，但随后发现苏联囿于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条约，不能帮助中共接管东北大城市，实现对东北地区的控制，而国民党却在美国直接帮助下，实现了迅速运兵东北；同时，承德一带群众基础比较薄弱，不如陕北的群众基础牢固，因而放弃了中共中央首脑机关东移的设想，而是选择留在陕北。对此，毛泽东说了一句非常形象的话：“中央好比一块招引绿头苍蝇的肉，放到哪里，都会引许多苍蝇来叮，可以把人家搞乱。陕北群众条件好，地形好，我们熟悉，可以在这里搞一个战略上的作战方面，钳制敌人的力量。”
中央指定党内以组织和指挥才能见长的叶剑英（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杨尚昆（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负责驻延安各机关的撤退。3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在西北人民解放军的掩护下，全部撤离延安。中央决定，中央机关除了少数人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外，大部分需要东渡黄河，转移到晋绥地区的临县三交镇。由叶、杨率领的中央机关的大队人马，按照中央要求陆续进入晋绥根据地。但是，胡宗南进占延安后，其他的国民党军队也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为了加强陕甘宁边区的兵力，中央从晋西北抽调王震的两个旅和张宗逊的新编旅过河，晋绥边区的军事力量因此有所减弱。中央估计“数月内贺、李处局面将较紧”，所以在3月25日来电，要叶、杨将已经到达晋绥的大部分中央机关转移到五台去，以减轻晋绥地区的负担，余下的人员，也不都留在晋绥根据地，而是部分南下疏散到太行根据地，以免在傅作义与阎锡山进攻晋西北时受损。
叶、杨接到中央指示后，立即制定好了大队人马的行军序列，第一梯队随即开始由三交镇向兴县移动。然而没过多久，叶、杨就对这样的安排产生了新的看法：他们带的队伍有5500多人，无论走到哪里，安全和供应都是大问题。特别是这支队伍中有妇孺、老人，有辎重物资，浩浩荡荡几百公里的跋涉，中途还要经过阎锡山的布防区域，危险系数很大。此外，他们还担负着在陕北的中央纵队的后勤保障和与各战区的通信联络任务，一下与中央纵队拉出相隔一个省的距离，必须再组建一套保障体系。因此他们认为这支队伍不宜做长途跋涉，不宜离中央纵队太远，还是留在晋西北好。3月28日周恩来从河西来到三交镇，与叶、杨商量部署这支队伍的东移问题。叶、杨向周恩来陈述了他们的想法。周恩来感觉他们的意见有道理，随即将“大家研究的结果还是留在晋西北好”这一意见电告中央。
29日，中共中央转移到陕西省清涧县枣林沟村，在此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中央机关的行动问题。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委，代表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率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转移到华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刘少奇为书记，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已到晋西北的中央和军委机关，照前议一部去太行，一部就地疏散。这样，叶、杨所部行止处在这种举棋不定的情况下，有十来天。
当傅作义、阎锡山蠢蠢欲动、威胁晋西北时，毛泽东认为：“只要陕北及陈、谢在南线胜利，即有办法对付傅、阎。”3月28日，毛泽东命令陈赓、谢富治率主力4个旅，发起晋南战役，威胁胡宗南的侧后。4月2日，又命令晋察冀军区提前发动正太战役，牵制傅作义部。加上3月25日西北野战军在青化砭首战告捷，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的局势基本稳定了。随着西北战局的逐渐好转，4月11日，中央果断地作出重大决策，决定将在晋西北的5500多人分成三部分行动：一部分回陕北；一部分去太行；大部分人暂留在原地不动，准备将来同中央会合，并组成由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的中央后方委员会，统筹后方工作。至此，中央三委——前委、工委、后委正式形成。
4月中旬，按照中央的方案，中央后委对在晋西北的5500余人进行了安置。
留在晋西北的中央和军委机关人员有3000余人，他们主要来自军委作战部、军委总卫生部、中央机要处、秘书处、中央办公厅、法律委员会、城工部、情报部、外事组、交际处、供给部、行政处、中央妇委、工会等单位，此外还有烈士家属、交际处的客人和军委蓝家坪托儿所的妇女与小孩。其后，从国统区撤回的干部也陆续到达这里。上述机关统一合并为中央后方委员会，后委领导机关驻扎在临县三交镇双塔村，其他人员驻扎在双塔及湫水河沿岸的 40多个村庄。另外，在三交镇和贺龙司令部所在的兴县之间有一个比较大的村子，叫后甘泉村，法律委员会的王明、吴玉章、谢觉哉等人以及康生率领的中央土改工作团驻在该村。中央后委只是联系这两个单位，他们的供应全由晋西北负责。需要指出的是，后委机关原是准备进驻临县东南的，后来却驻扎在三交镇。这是为何呢？1947年4月18日，叶、杨在《关于中央机关人员安排安置情况的报告》中揭示了原因：“三交附近窑洞亦多，且接近碛口，西渡时较近，万一要河西运粮来供给，则运输亦较近。乃决定以三交为中心，取十五里半径，配置在圆周以内。电话线可减少，煤亦便利。”
后委的领导班子，原是4月11日《中共中央致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杨尚昆电》所确定的：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李维汉和邓颖超为委员。后来经过中央批准，有所扩大，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邓颖超5人担任常委，委员有李涛、戴镜元、王诤、帅孟奇，秘书长由杨尚昆兼任。
历史证明，建立中央后委而且把它留在晋西北这个决策是正确的。留在陕北的中央前委，处在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之中，必须保持高度的机动性，因此，有必要精简机构。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纵队实际上是一个高度精干的军事统帅部，而中央和军委的大部分机构暂留晋西北，组成中央后委。后委机关虽然有那么多电台，但由于居住得相当分散，而且大部分住在傍山的窑洞里，防空有着很有利的条件；又在高山上设有观察哨，安装了警报器，发现敌机马上发出警报。所以敌机虽多次空袭，造成的损失并不大。后委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并能就近为中共中央提供服务，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杨尚昆回忆道：“这一年，毛主席、恩来和弼时同志在‘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着‘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我们‘后委’在相对稳定的环境里掌握敌情、提供情报，统筹后方工作，为毛主席、党中央服务。”
二
中央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要了解全国的战争动态和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主要靠后委提供情报。侦察敌情，当好中央耳目，便于中央作出决策，是后委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到三交镇后，电信侦察遇到不少困难：没有电源，电台无法工作；原有的人员一分为三，技术力量分散了；部分机器坚壁在陕北，组装和维修时缺这少那。面对这种局面，在叶、杨的指挥调度下，后委采取了应急措施：挑选有战斗经验的人重返陕北，在敌人眼皮下取回坚壁起来的器材；通过改装废旧的马达来解决电源问题；通过以老带新并动员病休者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来弥补人手不足。经过大家日夜奋战，很快便在三交镇的山沟里建立起8个通信电台，可以同全国各根据地、各战区的前后方和蒋管区的有关密台建立起联络。后委情报工作由叶剑英亲自抓，李克农具体负责，从人员配备、电台架设到情况汇总都作了具体部署。叶剑英要求情报部门每天收集的情报，要及时报告给他，同时编一个军政情况汇报，及时通报给中央。他还指示时任军委二局局长的戴镜元，通知各大区野战军的情报分支机构，要把所得的情报，每3天或5天向总部汇报一次，以便总部全面地加以综合，上报中央和军委。这样便于形成一个全军的情报网，使中央能够全面掌握前方的情况和敌军的动态，作出相应的决策。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后委常常集中电台对敌人进行重点侦察。6月以后，战争开始由内线转向外线，刘伯承、邓小平大军，陈毅、粟裕大军和陈赓、谢富治部队分三路挺进中原，后委的侦察电台集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力量，搜集各路的敌情变化，向战略区首长提供情报。9月下旬，陈、谢部队从豫陕边隐蔽东进，准备在郑州、洛阳之间攻击国民党军李铁军部，中央来电要二局将陇海铁路郑州、宝鸡段的敌方兵力调动情况及时提供给陈、谢。根据后委提供的情报，陈、谢部取得了歼敌第十五师师部及六十四旅大部的战绩。这期间，人民解放军在西北、华东、华北等各战场的重要作战行动，情报部门也都及时提供了可靠的情报，因而受到中央和各战区指挥员的肯定与称赞。陈毅、粟裕就不止一次地说：总参情报部门的情报搞得及时准确。邓小平直到1975年，还没有忘记情报部门在解放战争中立下的功劳。这年4月，他在接见时任军委总参三部部长的戴镜元时，感慨地说：解放战争期间，你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好，对敌人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中央后委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沟通中央和全党全军的通信联络。在陕北同敌军周旋的中央纵队，没有固定的驻地，为了避开敌人的侦察，也不可能架设功率较大的电台，单凭自带的几个小电台，只能同少数地区直接联系。但是，中央又急需加强对全国各战略区、根据地的联络。后委的电台通报后，4月29日，中央决定：在叶、杨领导下，在晋绥建立中央后方大电台，负责收转中央与各地来往电报，并通告各地。中央同所有各方面的联系，包括陆路递送和电波拍发，绝大多数通过后委大电台，以避免敌人从电波密集和人员来往频繁中侦知中央指挥机关的所在位置。中央后委同前委只由一部电台联系，因两地距离不很远，只需要较弱电波就可以保持联络，所以进攻陕北的敌人始终没有弄清中央前委到底在哪里。在转战陕北期间，通过后委转报大电台与中央联系的达14家，包括中央工委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安子文；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军区的前后方；东北、华北军区的前后方及冀热辽分局、中央局等。中央还规定：东北局、华东局、邯郸局、晋察冀中央局、中原局等主要战略区也应经常同中央工委及叶杨后委台联络。中央还电示中央后委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李维汉和李克农，有关中央各部业务情况的通报，凡紧急而重要的军政、特殊情报，须随时分别通知有关的前后方电台，如认为有必要通报蒋管区有关密台者，由其自行决定。这样，中央同全国各地、各战略区之间通过转报后，构成一个电波联络网，后委成了中央、军委与各战略区、各野战部队以及地下党的联络纽带。为了缩小前委这个指挥机关的目标，使国民党军队难于搞清楚毛泽东带领的中央指挥机关到底在哪里，当时还做了许多迷惑敌人的动作。例如中共的新华广播电台在太行山广播新闻，呼号仍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胡宗南部队曾侦测得知广播电台在太行山，一度误以为毛泽东到了太行山。其实，毛泽东和中央纵队一直在陕北。毛泽东对后委领导的通信工作很满意。他说：解放战争胜利后，要给电台负责人王诤颁发一枚最大的奖章。1947年7月31日，周恩来将此概括为“中央委员+电台=党中央。”
汇总整理、通报和交流人民解放军各部的作战经验也是后委的经常性任务。转战陕北的中央纵队人力有限，所以对各方面资料进行汇总整理、分类研究这项任务就落在后委肩上。后委将从各个渠道搜集到的资料，编印出《敌情综合》《敌情通报》《敌情汇编》等内部刊物，介绍蒋军有关战略战术，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特种兵及联勤机关、学校、军工厂等单位的实力、主官姓名、工作情况，各部队的作战特点等，供人民解放军各指挥单位参考。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后委曾多次汇总并通报各地的作战经验。后委曾介绍过西北野战军如何诱敌深入，牵着胡宗南部“武装游行”，在运动中接连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的经验。东北野战军攻打长春前，曾来电询问城市攻坚作战的情况，后委介绍了晋察冀部队解放石家庄等战役的经验。1947年底，陈毅去陕北参加中央会议，途经三交镇时，后委请他介绍了华东地区人民解放战争的经验，向各战略区交流。这一时期，各区有关作战情况的总结，大部分先报送到后委，由后委汇总上报中央，或转发各野战军。
后委也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承担着为中央纵队补充人员、运送物资的任务。由中央工委和各解放区筹措的供应中央的物资、经费以及兵员，都是先集中到后委，再由后委运送给中央的。中央纵队最初的人员共800人，毛泽东称它为“八百人的国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后委从太行和五台地区征集新兵1300人，输送到陕北前线，后从他们中挑出600人，补充入中央纵队警卫部队。9月，根据前方的需要，后委向中央纵队运送了棉衣800套，土布1036丈，棉花1470斤，以及电台的摇手，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骡马的蹄铁、肚带、鞭梢等其他物资。在此期间，后委还组织临县民工4000余人，从周边地区运送粮食 5410 石，被褥近万套，支援了西北解放战争。当时，后委所在的临县是军火生产的集中地。在国民党进犯延安时，中央为了保存和发展军工生产，将陕北的兵工厂全部转移到黄河以东的临县、兴县、离石等地。当时，迁建在临县的军工厂有5座，有工人2000多人，年生产炮弹7万发、掷弹筒8万发、迫击炮弹5000发、手榴弹100万枚、炸药 10万公斤、复装子弹15万发、皮革10万张、炮弹专用机座20台，这些军火物资有力地支援了陕北解放区的战斗。
此外，后委还担负着对外宣传和出版外事资料的任务。1947年5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后委将原军委外事组改组为中央外事组。5月11日，叶剑英在《关于外事组的改组及工作开展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外事组包括南京、北平、重庆三地外事人员，主任由叶剑英兼任，副主任王炳南。现有工作人员20余人，分为3个处：编译处由徐大年负责，研究处由柯柏年负责，新闻处由董越千负责。”
根据中央的委托，后委还要负责指导蒋管区的群众斗争。中央城工部，负责对全国各地的地下党工作和统战工作的统筹和联络，部长由周恩来兼任，李维汉任副部长。撤离陕北时，李维汉和城工部迁到了后委。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后委具体指导了各地地下党的工作。
总之，中央后委实际上是转战陕北的中央纵队的后勤部与总参谋部，统筹中央的后方工作和参谋工作，其工作是很出色的，作用是很重大的。有人对此并不理解，说后委无非是管吃穿用，负责后勤保障。时任西北野战军二纵司令员兼政委的王震，参加了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战斗，比较了解后委的工作。他说过：有些同志以为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期间，没有参谋部，这是一种误解，“毛主席在陕北之所以能够料事如神，指挥若定，中央后委起了重要的作用。”应该说，王震的这一评价是客观而公道的。
三
叶剑英、杨尚昆等中央后委的领导人，深入调查研究，关心群众疾苦，求真务实，不辞劳苦，在干部群众中留下了不少动人的故事。叶、杨不仅时常关心后委机关的干部及家属的生活问题，还经常了解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情况。一次，叶剑英发现双塔村许多老百姓挑水排队，便来到山脚下的水井边查看，只见一个小坑仅有浅浅的一点儿浑水。挑水先要下十多个台阶，到达坑底，然后用瓢一下一下地把水舀进桶里，挑一担水要花费很多时间。他决定帮助当地居民解决吃水困难，一回到驻地，立即将后委的有关工作人员找来，对他们说：“双塔村的群众吃水这样艰难，我看了心里很难过。我们应该帮助群众解决这一困难。”于是让正在挖防空洞的石匠停下工来，突击打井。经过连续几天的奋战，这口井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向下挖了一丈多深，井水变清，井的容积扩大了，还垒起了井台。从此，村里的群众再也不用排队挑浑水了，终于吃上了清澈可口的泉水。
晋西北的土改，是以康生为首的土改工作团主持的。在运动中，推行“左”倾政策，提出“搬石头”（当时，康生等人把土改中持不同意见的干部看成土改运动的阻力，是挡道的“石头”）、“抛开支部闹革命”“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错误口号，推行了一套“查三代，看政治表现，比思想作风”的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不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甚至错杀、错抓了不少县、区干部，一些坏分子借机报复，杀害了许多革命干部和群众。后来，康生等人在村子里“搬石头”，搞“贫雇农坐天下”这股风也刮到机关去了。当时晋绥的党校里，竟召开“搬石头”的会，会上指定一部分座位，挂着“王八蛋席”的牌子，凡是家庭成分是地主富农的干部，让他们坐到“王八蛋席”上去。影响所及，后委机关里有些人想要“造反”了，也要开“搬石头”的会。杨尚昆及时制止，说：“这不行，我是后方支队司令、秘书长，是党中央委任的，谁也不许动。你们得听我的，不能由你们说了算。”杨尚昆当时有个通信员，表现得特别激烈，他们开会不让家庭成分差的人参加。杨尚昆就坐在那里不走。杨尚昆说：“这里是军事机关，有组织纪律。”后来，杨尚昆到河西去向中央汇报工作时，讲到晋绥土改中的这些情况，毛泽东当即表示：不要听康生那一套。晋西北土改中出现的这些错误倾向，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不满。地方干部考虑到，中央后委就住在临县，后委书记叶剑英是中央委员、中央军委领导人，希望由他出面领导纠正土改中的错误。于是向叶剑英作了汇报。地方干部的汇报引起了叶剑英的重视，经请示中央同意后，叶剑英于1948年2月18日在三交镇召开了临县土改纠偏会议。会议原定开2至3天，但由于问题太多，结果开了13天。会上，叶剑英向大家讲解党的政策，耐心地同大家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对有关“左”的倾向问题一一进行了纠正。这次会议之后，临县及整个晋绥土改中“左”倾偏向迅速得到纠正，各项工作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后委机关的生活十分艰苦。后委的炊事人员常常到河里捕鱼，到山上捡木耳来改善生活。叶剑英有时亲自去打山鸡。打到以后，便请身边的同志们来一起分享。为了度过困难，后委的工作人员能够节省的钱绝不多花一文，吃的是豆豆饭（又叫钱钱饭，陕北农家的便饭，因受灾，只能用豆荚压成片加上糠秕和瓜菜熬成）、山药蛋，好一点儿的是小米焖饭。1947年底，陈毅去陕北出席中央的会议，路过三交镇，后委工作人员焖了小米饭招待他。陈毅说：“嘿！老杨啊！你给点儿好东西吃呀，你这个东西不像话！”杨尚昆说：“按说，该宰个羊子给你打牙祭，可那得花钱买。我只有这个。就这小米焖饭，你不来我们也不常吃！以后补吧。”可见那时后委的生活实在困难。对于坚持工作奋不顾身的后委工作人员，中央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怀与照顾，专门作出规定：为了能保持长期工作下去，在三交的电台人员从12月份起每人每月补助3斤小秤的猪肉，并轮流休息，二局、三局与机要处应一并考虑；部分身体病弱的电信业务人员及少数体弱的基层干部，应发给特别健康补助费。
四
到1947年底，解放战争各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民军队有效地扩大了解放区。12月，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会议上明确宣布：“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在这关键时刻，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前委应该到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最方便和最有利的地方去。而石家庄的解放，将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了一片，华北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使西柏坡的周边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安全环境，而先期到达建屏县（今天的平山县）西柏坡的中央工委已经在此打开了局面。西柏坡自然成为理想的中共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也就是在这次十二月会议上，中央初步考虑了中央纵队东渡黄河同中央工委会合。
当中央前委有东移的意向后，后委领导人随即意识到中央后委应该着手准备，必须提前行动起来。根据以往的经验，在中央领导机构转移时，情报、通信工作是一刻也不可以中断的。因此，1948年1月初，后委就派时任军委作战部副部长兼三局局长的王诤先行到河北省建屏县同中央工委接头，开始布置通信接转方面的工作。1月中旬，后委又派时任军委供给部副部长的范离，到晋绥和晋察冀军区接洽，解决运输力量和迁移沿途的食宿问题，商定了由晋绥军区负责护送、晋察冀军区负责接应的方案；同时还议定了中央后委机关迁移的路线。1月20日，当周恩来和任弼时关于中央前委东移的正式通电发出时，后委已经基本完成了中央机关大迁移的前期准备和部署工作。
根据周恩来和任弼时电报的指示，中央后委的迁移于3月中旬开始。3月12日，叶剑英、李克农、李涛等率后委部分机关、人员离开三交镇，前往河北省建屏县西北坡与中央工委会合。此时，迁移期间的军事和情报系统的电台都已沟通启动。杨尚昆留在三交镇做中央后委的善后工作，并等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到来。3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到达三交镇双塔村，杨尚昆陪同毛泽东等人看望了后委的工作人员。在三交镇，毛泽东对战争发展的形势作了估计。他说：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60个月，60个月者，5年也。这60个月又可分为两个30个月：前30个月是我们“爬坡”“到顶”，也就是打到我们占优势；后30个月，叫作“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后来战争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科学预见。
当晚，几位领导人作出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带一架电台和部分警卫人员共1000多人，在第二天经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所在地小住数日后，走北线前往西柏坡；指定杨尚昆率领前委的其他人员和后委的最后一批人员徒步向西柏坡开进。出发之前，3月25日下午举行了动员大会。周恩来传达了这次行动的路线和注意事项，说：“毛主席和党中央这次离开陕北去河北，同中央工委的同志们会合，是向胜利进军。这次行军，大部分同志只能步行，要翻山越岭，还要经过太原附近的游击区，大家要克服困难，遵守行军纪律，要有敌情观念，为顺利到达目的地，夺取全国胜利作贡献。”任弼时也讲了话，他说：“大家都是经过战争锻炼的，十多天路程不算什么。我们是跟毛主席走向胜利，沿途要齐心协力，互相帮助。”最后，毛泽东充满激情地说：“行军是艰苦的，可前途是光明的。翻过太行山这个最高山坳，我们在全国也将是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以后就越来越好了，全国的胜利很快就要到来，同志们，努力吧！”26日上午，毛、周、任各乘一辆中吉普，陆定一、胡乔木、师哲坐小吉普，电台人员、警卫部队等分坐几辆卡车，离开双塔村。
3月底，杨尚昆一行分批出发。行前确定：人员按单位编组；一般干部和战士自背行李步行；中级干部和体弱者骑马或毛驴，也有的乘坐驼轿；儿童坐在柳条筐里，一头毛驴驮两个，一头骡子驮4个；沿途每隔五六十华里，由军区设一个兵站，负责安排转移人员的食宿和骡马的草料。4月22日，杨尚昆率领后委机关最后一批人员到达西柏坡。4月23日，周恩来和任弼时等率领中央前委机关来到西柏坡。中央前委、中央工委与中央后委先后会合于西柏坡之后，特殊时期因战事紧急而成立的这3个委员会的历史任务遂告结束。5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通知》：“中央书记处决定原中工委、中后委撤销。中央及军委各部门负责人员略有调整。”
中央后委在其存续的一年时间里，顺利地完成了中央机关的两次大搬家（延安——临县——西柏坡），在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为中共中央领导全国解放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历史证明，中央后委不仅是统筹后方的机构，而且是前方作战的参谋部，为中央形成一系列正确决策和加快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永载史册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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