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开国大典前三天回到国内
侯仁之从英国归来的日子是1949年9月27日，这很能表达他当时的心境。10月1日，侯仁之与夏仁德教授作为燕京大学的代表，出席了天安门广场的开国大典。从天安门归来，侯仁之和夏仁德回到燕园，他们在群众的欢呼中进了大礼堂。侯仁之后来回忆那一时刻说：“那么多群众出来，那么多！现在新中国成立了，大家多么高兴！新中国刚刚成立我就回来了，我激动极了！那天把我的感想在大礼堂讲了，大家和我一样激动啊！”那时很多知识分子就是怀着这样虔诚的心境投入到建设国家的热潮中，而后来经历的曲折也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1950年侯仁之重返燕京大学任教。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燕大与北大合并，侯仁之被任命为北大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1950年，他发表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也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自此，“历史地理学”便出现在中国大学的课程设置中。作为历史地理的导师，他告诫学生要多走、多旅行，他热情澎湃的讲话，曾打动了多少学生。
他不停地跋涉，他说学地理的人一定爱国，因为他眼中看到的都是祖国的大好河山。而考察是远比书斋辛苦的过程，侯老带学生去毛乌素沙漠考察统万城遗址，探索沙漠地区地理环境变化的原因,那里到处是炙人的热浪，要水没水，干得冒烟，但凭着对学科的热爱，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在莽莽的荒原，在崇山峻岭中，在洪流滚滚的大河旁，他多少次用抒情诗般的言语讴歌大好河山，激励青年们用双手把祖国建设得更美好。多少学生对这回荡在大自然的声音都有“心中藏之，何日忘之”的感受。他也通过旅行写下了不少历史地理的力作。
侯仁之正是用艰辛的考证、严谨的治学和打造的团队，把我国历史地理学专业夯实。几十年来，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地理学会及很多大学都设置了这一专业和研究机构，成为一个影响力大、实用性强的大学科，而侯仁之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
3.曾经做过背120斤砖的苦力
生在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注定了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左的和无端的不信任总是笼罩在这些一心报效国家的人身旁。到了“文哥（谐音）”十年，对知识分子更是撕破了脸。他是学术权威，他从国外归来，他认识司徒雷登，这一切都足以给他带来灭顶之灾。侯仁之接受批斗、谩骂、挨打、陪斗、游街、劳改……。为了减轻毒打的痛苦，妻子张玮瑛给他准备了一条老式的“缅裆裤”，这样可以保护后腰，免得挨打的时候伤了内脏。
1969年，侯仁之被从“黑帮大院”放出来，前往江西鲤鱼洲的“五七干校”继续劳动改造。最让人痛苦的是“低贱”的身份，晚上学习开会，侯仁之作为“反面人物”不能参加，他只能在外面。遇上下雨，他只好钻到一个草垛里头躲着。冬天寒冷在外面太受罪，他就躲在厨房外面靠近锅炉的一边得到一点温暖。散会了也没有人通知他，他看到人们都出来了，才回去睡觉……
侯仁之还要卖苦力背砖，一级、二级……他停下来急促地喘了几口气。40℃气温使鄱阳湖畔变得像令人窒息的蒸笼。在烈日下，身上120斤重的砖把他的脊背压弯了，他咬紧牙关，砖上的棱角狠命地扣向他背上。每一级台级都要滴下他的汗水，汗水在石头上顷刻间变成蒸汽又留下一个个小白圈。啊，抬头望去，还有40多级，50大几的人了，看上去都眼晕。不能摔倒，不能停歇，摔倒就意味着抗拒，停歇就意味着复辟。这荒诞的岁月啊！
复辟？真向往资本主义，用不着复辟。40年代，他在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就担任了留英中国学生会副主席。台湾方面做了大量和周密工作，千方百计阻止这些留学生回大陆。他不仅自己回来了，还在地下党的指导下动员了一批同学回祖国效力。
幸亏侯仁之有一副坚毅的体魄，熬过了几年的摧残，在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下，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得以回到学校。那时江青等人为了装门面，也需要一些学术权威配合她。江青去天津小靳庄搞“全民写诗”运动，下令北大两位权威周一良、侯仁之陪同。当时能被江青叫去参加工作，至少多了护身符，因为她可以轻易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但清醒的侯仁之绝不同流合污，但也不能做得太明显。他听取了朋友出的主意唯有躲开，他借故邯郸地区在“深挖洞”中挖出了战国遗址，侯仁之以“开门办学”之名带一批学生去实地考察，终于巧妙地躲过了。
4、用几块城砖的遭遇告诫人们绝不能再破坏文物
没多久，江青一伙倒台了。多少年的动荡生活结束了，梦寐以求的全心投入到工作中的理想实现了。国门打开，侯仁之作为访问学者再一次来到久违的西方，世界变化之快给他极大的震动。而颇有戏剧意义的是，梁思成和他极力保护的北京城墙虽然基本不复存在，但并不知道这件事的美国匹兹堡大学校长却以一种特殊的举动为古城砖的价值做了结论。
那是在这所大学的巍峨大厦里，该校正在接受侯仁之代表北京大学赠送的礼品，这个礼品就是当年北京城墙上多少亿块扔掉的城砖中的两块。那上面清晰地显示出“大新样城墙”和“嘉靖三十六年分窑户王保造”的字样。上千双眼睛都盯着这奇异笨重的礼物。当他们知道这两块砖竟比美国诞生还要早200年时，整个大厅里爆发出惊讶、赞叹和经久不息的掌声。匹兹堡大学校长博斯沃教授深情地赞美道：“这两块和美国历史同样古老的城砖，正是我们两个大学之间持久的文化联系和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象征。”他们为每块砖制作了红木盒子，盒子的价值竟是500美元。家丑不能外扬，侯老在美国没有说什么，回国后才在讲座中多次告诫人们：“我们的很多厕所、农村的猪圈都是用这样的砖盖起来的。”
侯仁之更感到了事情的紧迫，由于历史的条件，已失去的不再归来，但让子孙万代痛惜的蠢事不能再干了。为了北京城的发展规划，他要做一次详尽的论证。当年梁思成和他想借华盛顿的成功经验来改造北京城，但很多遗憾已经无法补救。如今，他终于能从两个城市的历史文化渊源比较，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上观察城市设计的主题思想。（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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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申遗第一人侯仁之逝世十周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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