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该死的是我偏偏爱着这个国家

©文/维舟  编辑：瑞秋的春天

☄ 对这些卓越的心灵来说，这也是最终的救赎：即便当下无人能理解，但他们可以耐心等待，数十百年后，终究能等来可以理解自己的一代人。
1967年2月，在“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追悼会上，外交家乔治·凯南回忆起这位知交：“1950年代初的黑暗岁月里，各种麻烦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身处旋涡中心的他不胜其扰。我提醒他，上百个国外的学术中心都会欢迎他的加入，我问他是否考虑到国外生活，他眼含泪水地回答：‘该死的是我偏偏爱着这个国家！’”
那是他的心里话，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这种复杂深沉的感情。爱因斯坦就觉得这没什么好挣扎的：“奥本海默的问题在于，他爱上了一个不爱他的女人——美国政府……问题其实很简单，奥本海默只需去华盛顿告诉官员们，他们都是傻瓜，然后就可以回家了。”
在爱因斯坦看来，奥本海默没必要深陷这种困境，“他为国家做了突出的贡献，如果这就是她（美国）给予的回报，那他就应该转身离她而去”。
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或许是想起了自己的经历：作为犹太人，当他察觉到在纳粹德国呆不下去时，他确实转身离去了，并自此拒绝再次踏上德国的土地。在他看来，热爱物理学就够了，没必要再爱上哪个国家，何况那说不定还会妨碍他对物理学的爱。
然而，奥本海默不是这样。他多年的秘书韦尔娜·霍布森清楚地记得奥本海默当时的反应：“爱因斯坦是不会明白的。”那是一种感性与理性交织、难以言表的热爱：“他热爱美国，这种感情就像他对科学的热爱一样深厚。”
两人分手后，爱因斯坦看了下奥本海默的背影，点了点头，对自己助手说：“那是个傻瓜。”
Mariano José de Larra（1809-1837）
无数知识分子都曾被自己所热爱的国家伤透了心。浪漫主义作家拉腊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犀利的杂文，批评祖国西班牙的种种问题，但他也清醒地意识到，试图以写作来警醒国人不啻痴人说梦。有时人们似乎有所醒悟，但转身打了个哈欠，又继续沉睡。
他发现，国内三个不同阶层的人都以不同方式闭目塞听，没有人尽力去超越自身处境的局限，诚心去倾听他人，进而齐心协力改变这片土地的面貌。在失望自杀之前，他说：“在马德里写作，让人哭泣。”这是因为，为西班牙人写作是在浪费墨水和灵魂。
和西欧国家不同，西班牙在之前的几百年里将启蒙视为洪水猛兽，挡在门外，当时代发生变动之后，在其他欧洲国家眼里越来越显得像是“一个无知、迷信、充满宗教狂热的落后国家”。
当那些先觉者为之痛心疾首并起来呐喊时，他们遭遇的是无处不在的敌意，尤其是对其忠诚度的怀疑。可想而知，那些卓越的心灵必然超前于时代，因而也就更易于为世所不容，遭到摧折。
这就是为什么作家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说：“西班牙在历史上总是表现出一种荒谬的冲动，非要摆脱自己最有前途的知识分子。”
这番话夹杂着遗憾、批评和伤心，但在一个内外部激烈冲突、社会急剧转型的社会里，这种冲动却在所难免，又何止西班牙如此？
在19世纪的俄国，当第一批知识分子想要“到人民中去”时，并不知道自己是在水泥地上播种。将受压迫者理想化，是当时俄国思想文化的一贯主题，然而，习惯于对自己命运逆来顺受的俄国农民，却将自己所有的生活理想都投射在沙皇身上，这种不可撼动的信念使他们实际上无法想象任何其它可能。
当失望者走向激进时，他们得到的回应不是警醒，而是震惊之下更深的误解，带来事与愿违的不幸结果。十二月党人起义“给那些大家族的心理造成了重大的冲击，他们琢磨不透，也无法理解是何种疯狂的思想控制了他们的年轻人”，而沙皇则确信，那是因为“俄国的青年暴露在‘有害的’、‘空洞的’思想下，所以坚决要将这些思想拒于国门之外”（《旧制度下的俄国》）。
俄国思想家赫尔岑早年就立志改变这个国家的面貌，那时他和同伴奥加辽夫在莫斯科城里的麻雀山上共同立誓：“我们要为我们所选择的斗争献出我们的一生。”结果则是，他23岁被流放六年，35岁被迫流亡国外。
在他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中，他身在异国仍无法忘怀故国，感觉两头都格格不入：
流亡者与祖国切断了联系，被丢在河对岸，像树木无法汲取新鲜的树液一样萎谢了，干枯了，在自己的人民眼中成了外国人，可是在他们所居住的国家中也仍然是外国人。
那时德国友人卡尔·舒尔茨问他为何不前往新大陆，他答：“非常简单，从前有一个正直的德国人曾怀着独立的自豪感回答我道：‘我在士瓦本有自己的国王’，现在我也可以这么说：‘我在俄罗斯有自己的人民！’”
他所爱的那个国家，与其说是一片国土，不如说是无数人组成一个群体，而他始终是其中的一份子，一个终生的异端。他当然深知俄国人的秉性，知道他们钟爱权威，“他们至今仍目眩神迷于权力的傲慢闪光，有人特立独行，他们就拂然不悦”，他甚至知道新的一代更犬儒、粗暴，很难期望未来就一定更好。但他仍然热爱着这个国家。
Alexander Herzen (1812 - 1870)
一次次地，在每个时代的变动中，我们总能看到这样令人嗟叹的景象一再重演：那些率先捕捉到变动的敏感心灵，总要承受不可承受之重，而那些浑浑噩噩的无数人，不仅无法理解他们的痛苦，甚至很可能根本没意识到发生了变动。
如果他们转身离开，那当然简单多了，但且不说这未必总能做到，更重要的是，“该死的是我偏偏爱着这个国家”，那种复杂深沉的冲动就是他们身体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哪天它衰退下去，他本人的生命也就随之枯萎了。
离开并不能带来救赎，因为真正的救赎不在彼岸，而只能来自内在。在流亡中写成的《彼岸书》中，赫尔岑意识到，真正重要的是自我启蒙、自我拯救：“人如果不要救世，而要救自己——不求解放人类，而求解放自己——我们将大有助于世界的得救与人类的解放。”
这并不是说每个人只关心自己，而不再关怀国家乃至人类——说起来吊诡的是，超越自身的热爱虽然是他们痛苦的根源，却也成就了其思想深度。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现实关怀的思想家，能有多么深刻的思想。
这当然也是罕见的品质。不少人都曾注意到，奥本海默有一种“圣人般的同情心”，或许也因此，他才能既理解世人，又给出忠告。1954年，他应邀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庆200周年之际发表演讲，他说：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自己的局限，知道肤浅的罪恶，每个人都必须紧紧抓住身边的一切——他的所知、他的所能、他的朋友、他的传统和他之所爱，以免在普遍的混乱中失去自己，无所知，也无所爱。
他无疑深知这一点，在此他暗示：“紧紧抓住身边的一切”尽管情有可原，但只有知道自己的局限，才能通往超越和自我解放。对这些卓越的心灵来说，这也是最终的救赎：即便当下无人能理解，但他们可以耐心等待，数十百年后，终究能等来可以理解自己的一代人。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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