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死的是我偏偏爱着这个国家
┃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该死的是我偏偏爱着这个国家
©文/维舟 编辑:瑞秋的春天
☄ 对这些卓越的心灵来说,这也是最终的救赎:即便当下无人能理解,但他们可以耐心等待,数十百年后,终究能等来可以理解自己的一代人。
1967年2月,在“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追悼会上,外交家乔治·凯南回忆起这位知交:“1950年代初的黑暗岁月里,各种麻烦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身处旋涡中心的他不胜其扰。我提醒他,上百个国外的学术中心都会欢迎他的加入,我问他是否考虑到国外生活,他眼含泪水地回答:‘该死的是我偏偏爱着这个国家!’”
他发现,国内三个不同阶层的人都以不同方式闭目塞听,没有人尽力去超越自身处境的局限,诚心去倾听他人,进而齐心协力改变这片土地的面貌。在失望自杀之前,他说:“在马德里写作,让人哭泣。”这是因为,为西班牙人写作是在浪费墨水和灵魂。
当失望者走向激进时,他们得到的回应不是警醒,而是震惊之下更深的误解,带来事与愿违的不幸结果。十二月党人起义“给那些大家族的心理造成了重大的冲击,他们琢磨不透,也无法理解是何种疯狂的思想控制了他们的年轻人”,而沙皇则确信,那是因为“俄国的青年暴露在‘有害的’、‘空洞的’思想下,所以坚决要将这些思想拒于国门之外”(《旧制度下的俄国》)。
俄国思想家赫尔岑早年就立志改变这个国家的面貌,那时他和同伴奥加辽夫在莫斯科城里的麻雀山上共同立誓:“我们要为我们所选择的斗争献出我们的一生。”结果则是,他23岁被流放六年,35岁被迫流亡国外。
在他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中,他身在异国仍无法忘怀故国,感觉两头都格格不入:
流亡者与祖国切断了联系,被丢在河对岸,像树木无法汲取新鲜的树液一样萎谢了,干枯了,在自己的人民眼中成了外国人,可是在他们所居住的国家中也仍然是外国人。
那时德国友人卡尔·舒尔茨问他为何不前往新大陆,他答:“非常简单,从前有一个正直的德国人曾怀着独立的自豪感回答我道:‘我在士瓦本有自己的国王’,现在我也可以这么说:‘我在俄罗斯有自己的人民!’”
他所爱的那个国家,与其说是一片国土,不如说是无数人组成一个群体,而他始终是其中的一份子,一个终生的异端。他当然深知俄国人的秉性,知道他们钟爱权威,“他们至今仍目眩神迷于权力的傲慢闪光,有人特立独行,他们就拂然不悦”,他甚至知道新的一代更犬儒、粗暴,很难期望未来就一定更好。但他仍然热爱着这个国家。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自己的局限,知道肤浅的罪恶,每个人都必须紧紧抓住身边的一切——他的所知、他的所能、他的朋友、他的传统和他之所爱,以免在普遍的混乱中失去自己,无所知,也无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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