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2日侯仁之先生在走了，他逝世十周年的日子也到来了。
一个度过了一个世纪漫长岁月的老人。他生于清王朝倒台后一个月，经历了三十八年民国，与新中国一起走过六十多年，终于告别操劳又硕果累累的一生。
侯仁之生前是非常不愿意给他溢美之词的，但许多无法否认的“杰出”和“第一”与他的业绩相伴：他是北京城虔诚研究者和守护者，从地理学的角度分析北京历史，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北京史巨擘”；侯仁之1956年开始设立历史地理学专业，是历史地理学专业化的主要奠基人和开创者,是公认的泰斗级人物；在1985年4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由侯仁之等起草的关于建议我国尽早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的提案被正式提出并获通过，他是中国申遗第一人；他更是辛勤的布道者，为了北京城的历史沿革和文化传承，他四处奔波演讲，直到坐上轮椅依然为他挚爱的北京殚思竭虑……
                  一、
侯仁之的生命最后几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病床上度过的，去探望侯仁之的人都会看到病房摆放着一张母亲的大幅照片。也许年已百岁的他感到离早年去世的母亲越来越近了，其实，母亲离开他已经80多年了。这里既有对母爱的思念，也有母亲别具一格的教育方式。儿时他母亲刘毓兰把家中庭院中两条砖砌的甬道分别让他和弟弟清扫，母亲说这是两条铁路，也就是20年代最著名的两条线津浦线和京汉线，要看是津浦线干净还是京汉线干净，这不仅让他们增加了地理知识，也培养了他们的责任心和竞争力。
侯仁之早年生活的河北省枣强县肖张镇，别看地方比较偏僻，却是英国伦敦传教会设在中国内地的中心之一，他父亲就在基督教会的男子中学“抡才学校”任教。后来侯仁之随父亲迁徙，先后在德州、济南和通县潞河中学读书，都是教会学校。后来上大学，来到燕京大学，仍然是教会学校。侯先生的夫人张玮瑛也出生于基督教家庭，侯仁之与张玮瑛的婚礼是由大名鼎鼎的司徒雷登主持，履行的是基督教仪式。很多与侯仁之相处过的人都感到他慈爱、宽厚的品德甚至学术风格与基督教文化所提倡的吻合。他夫人张玮瑛说：“基督教给予我们的影响，不在信神，而是在仁爱之心与服务社会。”
在宽厚的同时，侯仁之也是个热血青年，上初中时他很想参加国民革命军。侯仁之刚成年便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他从一本杂志看到《贡献给今日青年》的文章，对其中“不要空谈救国”、要“到民间去”，“真正去唤醒民众”体会犹深，他记住了作者是顾颉刚。侯仁之想，可以到小学教书，那不就到民间去了吗？那就能宣传抗日了。但他所在潞河中学学校陈昌佑建议，既然顾颉刚给你影响很深，那你应该到燕京大学向他学习。他的弟弟侯硕之也给他鼓励：“你曾经想作医生，但我主张你学历史。学医只能给个人看病，学历史可以给社会治病。鲁迅、郭沫若都是学医的，后来都从事文学创作、文史工作。”侯仁之完全听了弟弟的，１９３２年夏，他参加了燕京大学的特别考试，如愿获得４年奖学金，进入该校历史系学习。
在日寇占领北平期间，侯仁之因送进步青年赴延安和大后方抗日而遭到日本宪兵的逮捕坐牢。他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演员的孙道临与他关在一起。他被判刑一年，缓期三年执行。
当然，侯仁之不是职业革命家，只是国家遭受侵略时他在尽到一个中国人的责任。他在燕京大学师从顾颉刚，因北平沦陷，顾颉刚被迫离校南下，侯仁之转为洪业教授的研究生，这也使他的学术思想向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发展。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司徒雷登点了五个人参与燕大复校工作，侯仁之是五人委员会成员之一，足见他在学校的地位。
1946年夏，侯仁之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学习，这也是迟到的举动。早在1940年，侯仁之在洪业教授的指导下获得硕士学位，洪业教授发现他治学的灵气安排他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深造，因为欧战使计划破灭，二战结束终于可以成行。相比剑桥、牛津，利物浦大学要逊色许多，但洪业教授对侯仁之说：“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洪业教授所说的名师就是利物浦大学地理系主任、当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的达比教授。侯仁之在达比教授的点拨下，开始用一个历史地理学家的眼光来研究一座城市和地域，他曾研究过利物浦在悠长的岁月中的嬗变，遐想过公元前的远古时代这里是什么样子。但没有什么比自己深爱的北京城更能吸引他的了！侯仁之开始撰写博士论文，题目是《北平的历史地理》，好在他对北京太熟悉也太钟情了，在两年的时间里，侯仁之细心研究、考证和推敲，自己用英文打字机打印，还认真手绘了不少彩色插图，那是厚厚的三大巨册。达比教授看后颇为高兴，觉得侯仁之绝对会是一个很有出息的学生。博士论文也成为侯仁之第一部历史地理学专著，并成为他毕生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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