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档案】打捞带劲儿的真实事件

由陈拙在世界范围内搜寻可靠的文字、影像资料
进行还原式地写作
以达到续命和长见识的目的
大家好，我是陈拙。
我今年看过一个韩国综艺，它播出的内容让人看了特别心疼——
有个男孩用各种方式虐待自己的妈妈，当他陷入暴怒，甚至会拔光自己的眉毛。
这个男孩患有一种名叫“超雄综合症”的基因缺陷，也因此被网友称为“天生的坏种”。
在这种疾病的解释里，患病的孩子天生共情能力差，并且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是注定会犯罪的人。
每当社会出现未成年人犯罪事件，总会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犯罪是天生的；另一种则认为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更大。
今天的故事就关于一起极其凶残的未成年人杀人案件。
我想提示你的是，重新整理这起案件，并研究凶手为何而杀人，并非是为了给犯罪者开脱——
当我们看过悲剧发生的全程，或许就有机会把它截止在开始之前。
1998年4月，一位名叫玛丽的女人带着女儿搬进新家。
她的新家还缺许多家具，屋里没有桌子、没有灯，也没有窗帘。
但玛丽期待这一刻很久了，“我太兴奋了，终于有了一个家。”
一周以后，她的兴奋便被打破了。
4月底的夜晚，数十名记者和摄影师来到玛丽新家所在的街道。他们挨家挨户地敲门，面对一脸茫然、甚至还没见过玛丽的新邻居们，记者们问：你知道隔壁搬来的人是谁吗？你不怕吗？
最后，摄影机对准了玛丽的新家。因为没有窗帘的遮挡，闪光灯下，屋里的景象一览无余。玛丽只能带着女儿躲进厨房，蹲在地上。但窗外按下快门的声音没有停歇。
四小时后，警察来到玛丽的家里，用毯子裹住这对母女的头，把她们带到了警车上。
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玛丽的女儿忍不住开口，妈妈，我知道你有秘密，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是时候面对现实了。
玛丽决定把自己的过去告诉女儿。
玛丽出生在一个以采矿业闻名的城市，纽卡斯尔市。只是这里的煤矿产业早已没落，一半的男人经常失业。
本地人对“上班”的理解就是抢劫、偷东西，其中也包括玛丽的继父——当警察来敲门时，这个男人会像闪电一样从后门溜走，而玛丽负责开门告诉警察叔叔：你们要找的人不在家。
在这样一个地方，犯罪算不上什么稀奇事。
但是1968年的夏天，两起相隔不久的命案还是引起了警察的注意。
第一位死者是个四岁的男孩，名叫马丁。
5月25日下午，三个在附近玩耍的小孩发现了他的尸体。这三个小孩原本只是想去废弃建筑物里，捡一些旧木头。但当他们晃悠到第85号建筑物时，他们被眼前的场景吓呆了：
地上仰面躺着一个男孩，他双臂张开，血迹和口水顺着嘴巴淌到了下巴。
这个男孩就是马丁。
在他身上，警察并未发现挣扎的痕迹，而尸体不远处，有一只空药瓶。因此，当时的警察把这当作一场儿童误食药物的意外，没有进行深入调查。
马丁的尸体被发现的地方
也是在发现马丁的这个周末，他就读的幼儿园被人闯入。
周一，幼儿园老师上班时，发现大量的学习用品散落在地上。报警后，警察在废墟中翻到了四张纸片，上面的字迹幼稚又潦草，其中一张写着：“我们谋杀了马丁·布朗，你这个混蛋。”
但警察只把这当作一场令人讨厌的恶作剧，将它们简单归档。
但马丁的死还是给附近的居民留下了阴影，他们抗议示威，要求拆除此类废弃建筑，称孩子们很容易被它吸引。在当时留存的现场照片中，两名儿童手举横幅。
两个多月后，又一起悲剧发生了。死者名叫布莱恩，是一个三岁的儿童。
布莱恩的尸体在附近的垃圾场被发现，上面还沾着一些干草和紫色的小花。被发现时，他的卷发已经被剪刀剪掉，身上还有六处刺伤，生殖器上的一小块皮肤也被割了下来。在布莱恩的腹部，有人用刀刻下了一个字母，M。
这些都是浅表伤口。
布莱恩真正的致命伤，是脖子上的抓痕，和鼻子上的压痕。
病理学家调查发现，布莱恩是被勒死的。而他身上的伤痕显示，凶手使用的力气很小，不大可能是个成人。这个结论令人恐惧，“肯定是一个孩子杀死了他。”
在布莱恩的葬礼上，负责这起案件的警察，仔细观察着每个前来参加葬礼的人。
当棺材被抬出来时，所有人都陷入了悲伤，只有一个人站在角落，一边搓手，一边露出诡异的笑容。警察注意到了这个女孩，这个女孩也注意到了警察。但她仍然笑着。
这个女孩名叫玛丽，也就是开头提到的那位母亲。当年她只有11岁。

纽卡斯尔市的警察从未面临过这样的对手。
眼前的女孩拥有极具欺骗性的外表——天使般的脸庞、蓝色的大眼睛，配上侍童模样的齐耳短发，无论是看起来，还是事实上，她都还只是个儿童。
可越来越多的线索，都指向着玛丽从未被人重视的另一面。
和第一个死亡的男孩马丁有关的人，几乎都对这个小女孩有印象。马丁的尸体被发现时，她几乎第一时间就去到现场围观。她也出现在了附近居民抗议示威时的照片里，是两个举着横幅的儿童之一。
举证横幅抗议的儿童，右侧为玛丽·贝尔
马丁的姨妈记得，当马丁死亡后，玛丽和她的好朋友诺玛，总是微笑地敲开她的家门，却问出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问题：
你想念马丁吗？你会为他哭吗？马丁的妈妈想念他吗？
她们甚至敲开了马丁妈妈的家门，玛丽微笑着要求见马丁一面。
“不，宝贝，马丁已经死了。”
“噢，我知道他死了，我想看看他在棺材里的样子。”
玛丽仍然笑着，马丁的妈妈“砰”地一声把门关上，“我简直无语了，这么小的孩子，竟然想看一个死去的孩子。”
更早以前，在两起命案发生前，玛丽曾和她的好友诺玛，和一名三岁男孩玩耍，并把他从防空洞顶上推了下去，导致男孩重伤。
还有一次，玛丽在沙坑里掐了一位六岁女孩的脖子，伤痕直到三天后都清晰可见，警方曾约过她谈话，但都没有提出指控。
后来的精神病学家形容玛丽，“聪明、危险，善于操纵别人”。
当警察在布莱恩的葬礼上，看到玛丽的笑容时，“我知道我不敢再冒险了。天啊，我必须把她抓进来，否则又会出现下一个受害者。”
在布莱恩葬礼当天晚上，玛丽和好友诺玛被正式指控。
法医在布莱恩的衣服上，发现了一种灰色纤维，它也出现在了马丁的尸体上，检验结果显示，这种纤维和玛丽的一条连衣裙完全匹配；布莱恩鞋子上的栗色纤维，与玛丽的好友诺玛的裙子相匹配。
四个月后，她们开始接受法庭的审判。
在法庭上，两个女孩的表现完全不同——
诺玛总是看起来焦躁不安，不断地左顾右盼，寻求大人的安慰。看守她的女警察经常抱着安慰她，递给她手帕，让她擦干眼泪。她的父母每天都会在法庭上出现。开庭结束后，他们会站在门口，和诺玛挥手告别，这给法庭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但玛丽和她的家庭完全不同。
在法庭上，她总是一副冷漠又平静的样子，只短暂地流过三次眼泪。
玛丽的父母也每天出席。她的母亲贝蒂，总是浓妆艳抹，顶着又长又乱的金色假发来到法庭，报纸上将她描述为金发女郎。当玛丽移动时，贝蒂会拍拍她的头，动作并不温柔，这是这对母女之间唯一的互动。
而她的父亲，或者说继父，在审判中始终安静，大多数时候，他弓着背坐着，双手托着下巴，无论别人说什么或做什么，都没有任何表情。
1968年12月，诺玛被无罪释放，玛丽被判过失杀人罪。法官称玛丽很危险，表示她“对其他儿童构成了非常严重的风险”。
当玛丽听到判决时，她开始哭泣，但没有人安慰她。身后的继父依旧身体前倾，双手托着下巴，几乎没有反应；母亲抽泣着擦着眼泪，祖母一动不动地坐着，满脸不可置信。
当玛丽流泪时，只有她的律师弯下腰和她低声说话。
除此之外，她似乎被孤立在法庭之中。
媒体和公众都相信玛丽是一个怪物，“天生恶魔”“坏种”这样的绰号总是伴随着她。看管玛丽的女警察记得，“我们在火车站，每个人都在谈论玛丽多么危险。如果她逃跑了，整个国家将如何武装起来。”
许多细节似乎都在佐证玛丽天生的邪恶。
曾有一名女警察，看到玛丽抓住了猫脖子后面的皮肤，她把猫抱得太紧，以至于它无法呼吸，舌头也耷拉着。她立刻阻止了玛丽的行为，“你会伤害它的。”
玛丽的回答是，“噢，我没有这种感觉，而且我喜欢伤害那些无法反击的小东西。”
她和另一位女警察说过类似的话。她想成为一名护士，“这样我就可以把针扎到人身上，我喜欢伤害别人。”
法庭上的审判结束了。人们对这个11岁小女孩的恐惧和厌恶却远没有结束。
但没有人真的知道，她为何会杀死两个几乎毫无交集的儿童。
玛丽被判决时，英国还没有专门关押女性少年犯的监狱，因此，她和男性少年犯被关押在一起。
当时，所有媒体都很好奇她在监狱中的生活。
可最先流出的却是一张色情照片。媒体的描述为，“穿着暴露的内衣，摆出坦率且挑衅的姿势”。而提供照片的人，是玛丽的母亲，贝蒂。
起初，监狱允许母亲贝蒂来探望玛丽。但后来人们才知道，前往监狱之前，贝蒂会在自己的衣服下面，偷偷穿上暴露的内衣，再找机会让玛丽换上，给她拍下具有性暗示姿势的照片，再卖给小报。
即便她知道，这里被关押的少年犯基本是男孩，人们可以透过玻璃窗看到会见室内的景象。但她还是这样做了。
她还会鼓励玛丽给她写信。在玛丽面前，她声称这是鼓励孩子释放情绪，可同样的，玛丽写给她的内容也被卖给了报社。
当玛丽意识到这一点时，她拒绝继续写信。随后，贝蒂开始模仿玛丽的字迹。一封信里这样写道：“妈妈，请告诉他们你有罪，那么我就自由了。”
监狱的工作人员，或多或少都意识到了，这对母女关系的不对劲。但关于玛丽身上曾经遭受过什么，直到很多年后，人们才知晓了一切。
玛丽的母亲贝蒂，是一名性工作者，17岁时生下玛丽。在她人生的前四年，相比爱，贝蒂对她更多的情绪可能是厌恶和恨。当刚出生的玛丽，被放到贝蒂怀里时，贝蒂脱口而出的话是，“把那个东西从我身上拿开。”
在玛丽四岁前，母亲贝蒂曾多次试图伤害、甚至杀死她。
玛丽曾两次因为误食药物被送进医院抢救，侥幸活了下来。当她三岁半时，她差点从窗边的水槽掉下三楼，幸好被冲过来的大人拉住脚踝。
贝蒂甚至还把玛丽送给朋友收养，同时欺骗家人说，玛丽被一辆卡车碾压了。但玛丽最后还是被其他家人找了回去。
“一次可能是意外，两次也可能，”贝蒂的姐妹说，“但三次甚至四次，那是不可能的。”
在玛丽四岁以后，这样的“意外”不再发生。
更可怕的事情出现了。
玛丽曾在家里见过母亲和房东在一起，房东从她身边经过，一边走，一边系好裤子，玛丽讥讽地推测，母亲贝蒂一定是在“付房租”。但是很快，她也将沦为母亲不正常的赚钱计划的受害者。
在玛丽的记忆里，这一切始于她四岁左右。
玛丽对那间屋子印象深刻，有一天，母亲贝蒂把她叫进了房间，从地板到天花板，满是十字架和念珠。那是她第一次看到男人的裸体。贝蒂脱掉了她的衣服，强行按住她，让她把嘴张开。
母亲在她耳边说，没有人会伤害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但玛丽还是感到害怕。她的目光从一个十字架，扫到另一个十字架，默默地恳求钉在十字架上的男人能下来救她。
但没有人知晓这一切。
当玛丽曾经的老师得知，她就是那位连环杀手时，他们都感到悲伤。“我经常感到内疚，”校长说，“也许我应该注意到更多。”
即便学校里有数百名学生，但玛丽的老师和校长都记得她。
玛丽总是很顽皮，她的老师回忆，“我几乎总能提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特别顽皮。”某些日子，玛丽会以一种“活泼”的方式到达学校，而当她表现乖巧的日子，她会以一种安静的方式到来。
玛丽的两位老师都说，玛丽非常孤独，其他孩子都不喜欢她。因为她总是殴打、踢打、抓伤、“咬伤”其他孩子，以此引起老师们的注意，“她似乎需要受到关注——或许也需要受到惩罚。”
她会通过勒死鸽子的方式来吸引大人的注意，还曾经把手伸进婴儿车里，掐住婴儿的喉咙。
玛丽说，自己没有任何感觉。她曾无数次受到伤害，她需要伤害别人才能感觉好一点。至于伤害的对象是谁并不重要。
后来她告诉一位医生，她从不担心任何事情，也从不害怕。
“我没有感情。”
1969年2月，玛丽开始在红岸监狱服刑。
这是一所特别的监狱，配有完备的中央供暖系统、温馨的起居区，图书馆、游泳池、温室和花园，专为像玛丽这样的问题少年设计。只是在玛丽之前，这里从来没有女孩入住。
在这里，玛丽即将遇到一个对她的生活影响最大的人。
玛丽在红岸监狱服刑之后，母亲贝蒂经常来探视她。
一次探访后，工作人员询问玛丽是否享受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光，她回答说，“很好。”她还为母亲写了一些诗。
监狱的工作人员告诉她，这很棒。
但玛丽说，“不太好，她会卖掉它们。”
1971年夏天，一位精神科医生对玛丽重新进行了评估，他在报告里称，玛丽的攻击性大大降低，但他建议玛丽不要再和贝蒂有任何关系。
在红岸监狱，工作人员有时会把玛丽带回家，让她和年龄相仿的孩子一起玩。玛丽的行为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每当贝蒂探视完，玛丽取得的任何积极进展，仿佛会立刻消失。她时而陷入孤僻，非常紧张，时而又变得极具攻击性。
后来玛丽几乎不再允许母亲来探视。
玛丽真正需要的，是一段能够爱她、接受她的健康的关系。在红岸监狱服刑那一年，玛丽认识了这所监狱的主任，迪克森先生。
他从海军退役，以严格著称，但他也会用真诚和关怀来对待孩子们。
玛丽住在红岸监狱期间，她向辅导员报告说，她遭到了一名男性工作人员的性侵犯，尽管她是自愿的，也并没有留下任何实质性证据。但迪克森先生还是对此进行了调查，不久之后就把这名男性员工调离了原本的岗位。
在迪克森先生身上，玛丽得到了她一生都需要的东西：爱、信任和纪律。
她强烈地想得到迪克森先生的认可，因此她也改变了自己的行为。
在红岸监狱，有一对教官夫妇和玛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直到她刑满释放后，他们保持着联系。这对教官夫妇曾带玛丽去一家餐馆吃晚饭，那是玛丽第一次去真正的餐厅，她一整个晚上都在惊叹和提问，比如哪道菜该使用哪把叉子。
在餐厅里，玛丽就像那个年龄的普通孩子一样，对一切都感到好奇。
1973年，迪克森先生和玛丽谈论参加培训计划的可能性。玛丽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如果她接受了足够的教育，就有可能逃离母亲，不再回到那个她认为没有未来的地方。她以化名参加了选拔考试，并取得了优秀的成绩。
但是很快，玛丽的希望破灭了。英国的法律规定，年满16岁的囚犯将在监狱而非学校，完成剩下的刑期。
迪克森先生不得不送走玛丽。玛丽新的目的地是斯泰尔监狱。
在这里，她又经历了一段混乱的时光。为了得到人们的关注和尊重，她决心塑造一个“男性形象”，为此，她她剪短了头发，绑住了胸部，并在裤裆里塞了一只袜子，为女同性恋提供性服务，同时获得她们的尊重和庇护。
然而不久之后，当她得知迪克森先生死亡的讯息后，她决心改变自己混乱的生活。
在玛丽最后九个月的刑期里，几乎没发生什么大事。靠表演来博关注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她也不再像男孩一样穿着，如果迪克森先生还活着，他一定会为这样的玛丽感到骄傲。
1980年5月14日，玛丽获释。
那时的她还没有意识到，她的母亲早已等待在监狱之外，准备夺走她。
玛丽出狱时，只有23岁。
她拥有了一个匿名的身份，最终决定和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家庭，莉兹和杰夫生活在一起。
出狱以后，她第一份工作在托儿所。当她告知保释官这件事时，这份工作很快被阻止了。接下来，玛丽找到了一份做油漆工的工作。
当杰夫提出，可以带她去家乡出差时，玛丽接受了这个提议，并询问是否可以去母亲家里短暂地拜访。
那趟旅程，玛丽已经记不清楚，她是否在家里见到了母亲。但她清晰地记得她和杰夫一家一起去的餐厅。她告诉了他们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包括她入狱的原因。
他们只是温柔地看着她的眼睛，握住她的手，轻轻地说，“你看起来很累。”并接受了这一切。
玛丽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时光，她已经几个月没有见到贝蒂了。
直到那一年圣诞节前的一天，玛丽发现自己被人跟踪了。她以为是某个小报记者，结果发现是母亲贝蒂和新的继父，这位继父告诉玛丽，贝蒂对这一切感到遗憾，并希望玛丽能再给她一次做母亲的机会，“她希望你回家。”
玛丽同意了。
她带着他们回家，并询问杰夫，能否和他们回家。
杰夫静静地听着，他完全同意玛丽和贝蒂他们出门，但他接下来所说的话，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如果玛丽决定和他们一起回家，他们所有的努力将前功尽弃，他的家将不再对玛丽开放。
那时玛丽不明白他的意思。她以为这是杰夫在向她宣示自己的权威。
贝蒂利用了这个机会，她告诉女儿，她不会属于那个基督教家庭，而属于“她自己的同类”。那天，玛丽收拾了东西，和母亲还有继父一起回了家。
玛丽的故乡
但重新和母亲贝蒂生活，并没有让玛丽变得更好。
玛丽想到，如果自己一直留在家里，就只会作为一个前科犯生活，于是她决定再次离开。
这次，玛丽又开始了漂泊的时光。
大多数时候，她住在按天付费的房间里，做服务生来维持生计。
当她遇到一位大学老师时，她的人生再次发生了变化。这位大学老师建议玛丽，立刻停止浪费时间，开始上课，从而提高她真正获得自己的事业的机会。
玛丽对这一提议感到兴奋，她拥有了获得一笔助学金的机会，可以在大学里学习心理学、哲学和文学。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治疗师或一名教师，而它们似乎正在成为现实。
更最重要的是，她觉得迪克森先生会为此感到自豪。
但贝蒂又开始了。她告诉玛丽，大学并不属于她，她应该和自己的同类在一起。玛丽再次被说服了，她回到校园，收拾好东西，再次搬去和母亲同住。
即便她一次次想要逃离，可她还是一次次输给了母亲。
这样的较量不会停止，直至死亡。
1982年，玛丽恋爱了，同时她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她想成为一个母亲。
对玛丽来说，母女关系始终是重要的人生命题。她始终不解母亲对她的怨恨。
当贝蒂对玛丽生气时，她会用沉重的金属狗绳殴打玛丽。当玛丽的哥哥试图阻止时，也挨了打。邻居报警以后，孩子们痛苦的尖叫声才结束。
另一次是玛丽洗澡时，贝蒂发现女儿把浴缸里的热水用完了。她对玛丽尖叫、辱骂她，并殴打她的头。她迫使玛丽倒掉水，用冷水重新装满浴缸。当玛丽浑身发抖、牙齿打颤时，她用力地把玛丽的头按到水下。
她曾问过母亲，她真正的父亲到底是谁？但只得到了一个答案：你是魔鬼的后代。
出狱多年以后，玛丽进一步尝试寻找答案，但所有人都回避了这个问题。
玛丽坚信，她真正的父亲可能是她的外公。因为这是唯一的解释，为什么母亲如此想要杀死她。
贝蒂有一个随身携带、保存了多年的文件夹，里面放了一些童话书的残片、诗歌、情书，还有剪下来的头发。那本童话书是外公送给贝蒂的，诗歌和情书，也是贝蒂写给外公的。
玛丽想知道，除了爱自己的父亲以外，贝蒂还有什么理由会这样做呢？
某种意义上，这对相互憎恨的母女，又如此相似。
1968年，玛丽的谋杀案发生后不久，贝蒂遇到了后来成为她第二任丈夫的乔治。乔治立刻迷上了这个比他大十几岁的女人。当时乔治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企业，他准备为贝蒂安排一份工作，他送她去上课，甚至为她买了新车和房子。
但贝蒂暴躁的情绪，和无法克服的酗酒习惯，还是使这段关系走向破裂。
当玛丽不确定自己能否在大学就读时，即便院长鼓励她继续读书，缓刑办公室也表示了支持。但在玛丽得知有一个候选名单以后，她仍然拒绝等待，选择放弃。
也许她们都害怕幸福，因为担心它随时会被夺走。
而现在，她决定成为一个母亲。
在她被假释期间，她曾经拥有过一次做母亲的机会。但她当时的处境并不适合生育，这也就意味着，当她因为杀死两个男孩而入狱十二年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杀死自己体内的孩子。
等她出狱、恋爱，并和母亲保持了一段距离以后，她再次决定生育。
保释官提出，要对玛丽进行精神评估，玛丽很快就同意了。母亲贝蒂始终告诉她要远离精神科医生，因此这个决定很有意义，它意味着，玛丽有想要成为一个母亲的强烈意愿。
也是这时，她开始谈论两个被她杀死的男孩，和他们的家人。她造成的伤害突然变得非常真实，她体会到，“对他们来说，这永远不会结束。”
1983年，一个红头发的女孩出生了。
对玛丽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接受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她渴望成为一名温柔并具有养育能力的母亲，从她从未犯罪，并也没有使用酒精和毒品来应对生活，就能证明她的决心。
1994年，圣诞节前不久，玛丽接到了贝蒂打来的电话，她已经一年多没见过贝蒂了。
玛丽的女儿对即将和祖母见面兴奋不已，三人共同吃饭、购物和聊天，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下午。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那是贝蒂第一次看起来是真的高兴。
随后，玛丽邀请贝蒂一同过圣诞节，她们一家人共同度过了美好的两天。
12月27日，贝蒂乘出租车返回她离婚后搬进的公寓。那天晚上，玛丽给贝蒂打去了电话，但无人接听。除夕夜里，她再次给贝蒂打去电话，还是没有人接听。
玛丽并没有多想，因为贝蒂总是因为在酒吧或朋友家里而联系不上。
然而几天以后，玛丽却接到了贝蒂的死讯。
当警察接到邻居的报警电话破门而入时，他们发现贝蒂浑身赤裸，躺在一把椅子上。尸检显示，贝蒂患有腹膜炎和肺炎。贝蒂的电话在她的椅子够不到的地方，但即便她只是喊一声，也可能会有邻居听到，并来帮助她。
但她只是安静地走了。玛丽试图寻找那本母亲总是随身携带的书，但从未找到。贝蒂去世时几乎身无分文，也没有留下任何遗嘱。
玛丽有一种感觉，她相信母亲知道自己病了，并且活不了多久了。和玛丽一家度过最后一个圣诞节，是贝蒂送她最后的礼物。
玛丽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即便她的女儿从来不知道她的过去。
直到1998年，媒体发现了玛丽新家的位置，她和女儿不得不蒙着床单从家里逃离时，她才决定告诉女儿真相。
没有想到，女儿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她的女儿告诉她，不需要向她道歉，也不需要感到尴尬。玛丽的确做出了可怕的事情，但是惩罚已经实施，并且会长期存在。
迄今为止，已经有三本书试图探究玛丽过去的遭遇。
玛丽犯下了暴行，也摧毁了两个家庭。
两位失去孩子的母亲后来都离了婚，沉迷酒精和毒品。当第一位死亡的男孩，马丁的母亲得知玛丽后来当上祖母的消息时，她说，“我希望每当她看到这个孩子时，她都能意识到，我的家人因为她的所作所为，而永远失去了什么。”
如果把玛丽的罪行，只是归于天生恶魔、基因问题，就会错过很多发现问题的可能。
玛丽的暴行背后，指向着可怕的深渊，只是在当时从未被人发觉。
玛丽继父的朋友哈利曾住在他们家里，有一天，哈利小睡时，发现玛丽正在解开他的裤子。注意到玛丽害怕的表情，他没有指责，但告诉玛丽不可以这样做，带她去泡了一杯热茶。
如果他能够意识到，这意味着玛丽曾有过性行为，也许他能阻止玛丽身上发生的虐待，和两个男孩的死亡。这是一种深深地压在他心头的愧疚。
“如果今天一个孩子的行为，像当年的玛丽一样，”校长悲伤地摇摇头说道，“我会把她送进儿童指导诊所。”
但那是上世纪6、70年代，现代的儿童心理学也还不成熟的阶段。
“我经常感到内疚，”校长说，“也许我应该看到更多，注意到更多。”
如今的英国，依旧有父母用玛丽的故事警告孩子：如果你不听话，玛丽·贝尔就会来惩罚你。
但如果这些父母愿意用更多的时间和耐心去了解这些案件，或许会明白，真正需要被警示的，也可能是他们自己。
参考资料：
Becker, Ryan; Veysey, Nancy (2019). Mary Flora Bell: The Horrific True Story Behind An Innocent Girl Serial Killer. London: Independent Publishers.
Sereny, Gitta (1972). The Case of Mary Bell: A Portrait of a Child Who Murdered. Grantham: Eyre Methuen Limited.
Sereny, Gitta (2000) [1999]. Cries Unheard. Why Children Kill: The Story of Mary Bell. New York City: Macmillan Publishers.
编辑：赵岛泥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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