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试读
 小鸟文学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四卷，为免费内容。

2001 年 10 月，距“9·11”事件过去不到一个月，美国遭遇了第一次重大生物恐怖事件，炭疽袭击。如果将炭疽袭击比喻成一次局部的常规战争，那么泄漏或投放经过基因改造的天花病毒，就相当于发起了一场席卷全世界的核战争。
出于这种疑虑和担心，《血疫》《血殇》的作者理查德·普雷斯顿将我们带入位于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一探究竟：这里曾经是美国生物武器的研发总部，现在是国家生物防御的中心。
对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顶级病毒学家彼得·耶林而言，他最紧迫的任务是开发一种能对抗天花的药物。天花病毒曾夺走 10 亿多条人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在地球上被根除，这是现代医学最伟大的成就，没有之一。
目前，天花毒株被封存在两个地方，美国亚特兰大的疾控中心和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家病毒学研究所的高度安全的冷柜中。
但是，冷柜里的恶魔或许已被释放。
经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冷柜里的恶魔》第四章《月之暗面》分享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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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星球
1991 年前的某天，苏联从堪察加半岛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该半岛在地理位置上正好从亚洲插入北太平洋。这枚导弹携带了一个巨大的 MIRV（多重独立再入飞行器）有效载荷，它能分成单独的弹头，落在离散的目标上。MIRV 本身被叫做“巴士”，也很像一辆巴士：载着弹头，让它们去往各自的目的地。
这枚导弹飞出堪察加半岛和飞越大气层时，被美国的间谍卫星和海军舰艇监视到了。MIRV “巴士”从运载火箭上分离出来，在太平洋上空以自由落体的弧线前进，并分成十枚弹头，落入海中。美国的传感器收集了一些关于这次发射的数据，数据必须进行解码、组合并搞清楚它们的意义，整个过程需要时间，但奇怪的东西开始出现。这个 MIRV 有些不同，形状不太寻常，在空中移动时相当古怪——它不像普通核弹头那样旋转，它的前进方向与地球有关。美国卫星上的红外摄像机拍摄到以前从未在苏联弹头上见过的东西：一块巨大的鳍状板在发光发热——当这个飞行器翱翔于太平洋上方时，“巴士”向空中倾泻着热量。为什么它要这么做呢？
从热力学定律来理解，如果有热量从“巴士”涌入空中，就说明“巴士”内部必须是冷的。所以这是一个制冷系统。但“巴士”上有什么东西需要保持低温呢？核弹头本身可以承受超过水沸点的高温。“巴士”分离成十枚小弹头后，每一枚都在穿过大气层的过程中弹出一个降落伞，然后落入水中。但正常核弹头并不需要靠降落伞下落。
这样的发射试验进行了好几次，但具体在何时，中情局到底得到了多少信息，都不清楚。分析需要时间，没有什么是绝对清晰的。1988 年 10 月，中情局获得了安放在堪察加半岛的储存掩体或发射井中的导弹图像，显示弹头通过管道或软管与地面的制冷系统相连。虽说所有的苏联导弹都使用液体燃料，需要保持低温，但即便如此，这些冷却系统的某些方面仍让分析人员觉得它们不是用来冷却火箭燃料的。冷冻意味着生命。这些导弹似乎载有活体武器。
美国中情局和英国情报部门有着密切的联系。不过，中情局还是选择不告诉军情六处有关新型导弹弹头的测试。他们无法绝对肯定这些弹头是生物性的，或者说，无法肯定一种病菌或病毒是否有可能强大到足以代替核武器。从太空降落到城市的病菌是否能造成任何形式的真正破坏，美国情报界似乎对此还很疑惑。而如果生物导弹真的以美国为目标，那么应该将此事告知谁？有关冷冻生物武器弹头的 NOFORN 信息，就像核桃里的肉一样被藏在了中情局内部。
在克里斯托弗·戴维斯和哈米什·基利普向美国人介绍了帕斯切尼克博士告诉他们的情况后不久，美国和英国都对生物武器更加关注起来。乔治·布什总统和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的情报人员向他们介绍了装有鼠疫和天花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情况。撒切尔夫人气炸了。她打电话给当时的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强烈要求他向一个外部视察员小组开放其国家的生物武器设施。戈尔巴乔夫拖了一段时间，但最终同意了。
1991 年 1 月，一个英美秘密武器视察小组参观了 Biopreparat 的四个主要科学设施。克里斯托弗·戴维斯也是小组成员之一。他们遇到了联合国视察员后来在伊拉克遇到的同样的问题。苏联的生物学家们不想讨论他们的工作，也不想让任何人看到他们的实验室运作。视察员们遇到的是否认、回避、浪费时间的官僚主义，令人昏昏欲睡、充满酒精、长达数小时的餐宴，混乱的交通安排，以及关于友谊和国际合作的无休止的演说。每回他们从这些演说中抽身，接着就会看到设备完全被移除并进行了消毒的大型四级太空服实验室，显示其不在使用中，尽管里面有各种迹象表明实验室最近一直在运作。他们乘车前往莫斯科南部一个巨大的微生物学设施，名为奥博伦斯克。此处被一层层铁丝网和军事警卫所包围。首席科学家是一位面容瘦削的微生物学家军官，尼古拉·乌拉科夫博士，鼠疫专家。在其中一个四级区域内，视察人员发现了一排两层楼高的发酵罐生产车间。这是一个生产基因工程鼠疫菌的主要设施，但这些罐子现在是空的。当戴维斯和其他视察员指责乌拉科夫博士成吨制造鼠疫菌时，他平静地告诉他们，研究所里的所有研究都是出于医疗目的，因为鼠疫在俄罗斯是“一个问题”。
“这显然是地球上最成功的生物武器项目，但这些人只是坐在那里，对我们撒谎，撒谎，再撒谎。”戴维斯对我说。他坚持认为，苏联政府从未坦白。“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不知道苏联这个项目核心部分的军事设施里发生了什么。”
1 月 14 日深夜，小组抵达 Vector，这个庞大的病毒学综合体坐落在长着落叶松和白桦树的森林中，位于新西伯利亚市以东约 32 公里一个名为孔特索瓦的小镇附近。他们喝了伏特加，吃了鱼子酱和大量美食，为友谊干了许多杯，然后被送去房间睡觉。第二天早上，在被招待了更多伏特加和鱼子酱的早餐之后，他们要求去看看那座名为 Corpus 6 号的建筑。这是一座家庭式的砖结构建筑，窗户用混凝土镶边。6 号院的楼梯是歪的。Vector 的许多楼都是由监狱劳工建造的，据说他们想让每个混凝土台阶的尺寸都略有不同。苏联人的说法是，囚犯们希望某个生物学家从台阶上摔下来，折断他的臭脖子。
Vector 中心
视察员们被带进 Corpus 6 号的入口区。一位名叫大卫·凯利的英国视察员是牛津大学著名的微生物研究专家，他把一名技术员拉到一边，问他们在那里研究的是什么病毒。
“我们正在研究天花。”技术员回答。
到 1991 年初，天花本应只存在于美国疾控中心和莫斯科研究所。大卫·凯利听到天花这个词时感到很惊讶，他把下面这个问题重复了三遍——“你的意思是说你在这里的工作内容是大天花？”——并且向技术员强调，他的回答非常重要。技术员的回答也强调了三遍，是大天花。凯利说，他的口译译员是英国政府拥有的最好的俄语译员。“没有歧义。”
视察员们都惊呆了。Vector 根本就不应该有任何天花，更别说用它做实验。
视察员们沿着 Corpus 6 号弯弯曲曲的楼梯上了一层楼，进入一条走廊。沿着走廊的一侧有排玻璃窗，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钢制动力气溶胶试验室。这个装置是用来测试生物武器的——它没有其他用途。小型炸弹会被放在里面引爆，然后将生物制剂释放到试验室的空气中。有管子从这个气溶胶试验室里面伸出。这些管子可以用来安放传感器，或者用来固定猴子或其他动物，然后把它们暴露在试验室的空气中。走廊的另一侧是一个指挥中心，展现出严肃的工作气氛。该中心有大量的表盘、指示灯和开关，看起来像俄罗斯翻拍《禁忌星球》中的场景。（“这是克雷尔金属……用你的爆破枪试试，上尉。”）
Vector 的科学家后来向视察人员解释说，该试验室是一个 UKZD25 型生物爆炸试验室。这是迄今发现的最大型、最复杂的现代生物武器试验室。视察员们认为，为天花 MIRV 生物弹头制造的小炸弹可能已经在该试验室进行过测试和改进。
视察员问他们是否可以穿上太空服进入试验室。他们本想从内壁取拭子样本，但苏联人拒绝了。“他们说我们的疫苗可能无法提供保护。这表明他们已经开发出对美国疫苗有抵抗力的病毒。”视察员之一弗兰克·马林斯基博士说。这时候苏联人变得烦躁起来，命令视察员们离开 Corpus 6 号。
那天，在丰盛晚宴上，充满了为合作关系掀开新一页而干杯的祝辞，三位视察员——大卫·凯利、弗兰克·马林斯基和克里斯托弗·戴维斯——与 Vector 负责人展开了当众对峙。负责人名叫列夫·S桑达赫基耶夫，是一位痘病毒学家和科研管理人员。（他的名字发音为Sundockchev，但许多科学家只叫他列夫。）最后他愤怒地离场了。克里斯托弗·戴维斯对我说：“列夫是个矮个儿，有一张干瘪的、饱经风霜的、皱巴巴的脸，黑头发。他非常聪明能干，是个强硬的人，满满的友善，但他不高兴的时候会变得非常让人讨厌。”
桑达赫基耶夫激烈地坚持说，他的技术员说错了。他叫来副手谢尔盖·涅特索夫支持自己的说法。这两位领导声称 Vector 没有进行过天花研究。苏联唯一有天花的地方是莫斯科研究所的世卫组织储存库。他们说，他们一直在用天花基因做基因工程，仅此而已。他们还说，Vector 没有任何活的天花，只有这种病毒的 DNA。两人越是谈及基因工程和天花 DNA，在视察员们听来就越是可疑和可怕。“他们都在撒谎，”大卫·凯利对我说，“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紧张的时刻，像是永远不会结束。”
“事实是，在我们到达前一周，他们一直在爆炸试验室里测试天花，”克里斯托弗·戴维斯说，“这些人胆子真大。”
当年与会的 Biopreparat 研究和生产第一副主任卡纳特扬·阿利别科夫博士，后于 1992 年叛逃到美国，改名为肯·阿利贝克。他透露了 Biopreparat 的全盘规划，以及克里斯托弗·戴维斯和其他人没有想象过的细节。阿利贝克描述的是一个巨型项目，它分成为若干个秘密隔间。项目内部也很少有人知道它的范围，因为它是分隔开秘密进行的，有可能分裂成更小的碎片，而这个世界可能永远都不知道所有的碎片都去了哪里。显然，1991 年 12 月苏联解体时，其生物武器计划已经相当成熟。再早几年，1989 年，在莫斯科东北约 48 公里处的一个名为扎戈尔斯克病毒学中心的军事设施里，生物学家制造和管理着 20 吨武器级天花。和亚特兰大收集的少量天花瓶的层层安全保护比起来，这里的天花存放绝对不寻常，它们显然被保存在绝热移动罐里，这样就可以通过轨道车或货运飞机运送。在莫斯科以东大约 80 公里，一个叫波克罗夫的军事设施里似乎还有另一批冷冻天花弹头材料。
肯·阿利贝克透露，这些生物弹头可以装满干粉或液体天花。每个 MIRV “巴士”有十枚弹头，每枚弹头内有十个葡萄柚大小的小炸弹。弹头使用降落伞飘向地球，接近地面时会爆裂，抛出一排扇形排开的小炸弹，其中每一枚携带的液体天花可达 200 克。这些小炸弹可能是以二氧化碳气体加压的，能喷出一层天花雾。每一枚弹头都能释放出半加仑的天花雾，嘶嘶地随着小炸弹落下。这些雾会飘到屋顶上，进入那些在户外的人体，进入房屋和学校，被吸入办公楼和购物中心的通风口。一枚 MIRV 导弹可以向一座城市投放约 20 公斤的天花雾。听起来并不多，但如果你回想彼得·洛斯咳嗽一下就能往空气中投入多少天花，感觉就不一样了。
他们还说，Vector 没有任何活的天花，只有这种病毒的 DNA。
被指定用于弹头的天花据说是一种被苏联人命名为印度 1 号的毒株。它是 1967 年在印度一个叫沃帕尔的小地方采集来的，采集科学家显然奉了克格勃之命去获得一些毒性非常高的痂皮。他们可能将这一毒株与其他毒株进行了测试，以了解哪一个最毒，也有可能是选择了一个似乎对疫苗更有抗性的毒株。（这几乎肯定需要进行人体试验。）无论如何，沃帕尔毒株，或印度 1 号，成为一种战略武器。该毒株对人类的毒性可能格外强。俄罗斯联邦的官员含糊地承认了印度 1 号的存在，但俄罗斯政府迄今仍拒绝与任何外国科学家分享该毒株，因此其特征和防御手段尚不清楚。
1991 年，世卫组织在日内瓦市中心的冷藏站储存了 2 亿剂冷冻天花疫苗。这是世界上主要的天花疫苗储备。这些疫苗库存每年花费他们 2.5 万美元的储存费，大部分是用于冷柜运转的电力。1991 年，一个被称为“正痘病毒感染问题特设委员会”的专家咨询小组建议销毁 99.75% 的疫苗库存，部分原因是为了节省电费。由于该疾病已被根除，因此疫苗失去了必要性，它们被从冷柜中取出，通过烤箱消毒，然后被扔进废料箱。此举每年为世卫组织节省了不到 2.5 万美元，并总共留下了 50 万剂的天花疫苗，相当于地球上每 12000 人只有不到 1 剂疫苗。世卫组织目前没有增加库存的计划，因为补充减损的数量将花费 5 亿美元，他们没有这笔钱。
根据几个独立的消息来源，1990 年，列夫·桑达赫基耶夫负责 Vector 的一个研究小组，该小组设计了一种更有效的方法，在工业规模的制药罐中大批量生产弹头级别的天花病毒。1994 年，在桑达赫基耶夫告知英美生物武器视察员他们那里没有天花的三年后，他的手下建造了一个天花生物反应器的原型，据说用大天花病毒进行过测试。该反应器是一个 300 加仑的罐子，看起来像热水器，围着迷宫般的管道。它杵在四条粗壮的腿上，放置于 Corpus 6 号中间位置的四级高危区，在这幢楼的第三层。反应器里装满塑料小珠，上面生长着非洲绿猴的肾脏活细胞。Vector 的科学家们将反应器灌满细胞营养液，并加入一点点天花。该反应器在血温下运行。几天后，天花会在肾脏细胞中传开，因为天花的扩增，生物反应器变得非常热，里面的液体可以用管道抽出并冷冻起来。从生物学角度来看，这些液体危险至极，足以产生全球性的影响。这个反应器运行一次，就将产生大约 100 万亿剂致命剂量的大天花——足够给地球上的每个人来上差不多 2000 剂。不过，Vector 的科学家们坚称，直到 1997 年之前他们都没有做过天花实验。
据报道，Vector 的天花反应器现已年久失修。一直没有任何外国人被允许进入 Corpus 6 号的太空服区域，直到 1999 年，才有一队美国科学家进入。该区域已经消毒，他们没有穿太空服，但确实穿了三级装备。他们注意到这个痘生物反应器，并问这是什么。一个 Vector 的员工板着脸用浓厚俄罗斯口音回答道：“是一个污水处理设施。”
这些美国人是病毒学家，他们很清楚病毒生物反应器是什么。其中一个美国人回答说：“哦，是的，没错。”Vector 的科学家们误解了这个回答，以为美国人认为他们的罐子没有问题。最近，Vector 的副主任谢尔盖·涅特索夫在给一位名叫阿兰·泽利科夫的美国政府科学家的电子邮件中坚称，确确实实，Vector 的痘反应器真的是一个污水处理池。“谢尔盖在撒谎，他只是在撒谎，”泽利科夫对我说，“我想起了泰迪·罗斯福说过，即便撒谎并不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俄国人也会这么做。”
Vector 的科学家们已经破产。现在那里的一些武器生产罐偶尔被用来生产调味酒，在俄罗斯以“西伯利亚海妖”的品牌名销售。
似乎没有人知道那数吨冷冻天花或生物弹头发生了什么。今天，扎戈尔斯克病毒学中心和波克罗夫的生物武器设施都处于极其严密的军事安全防护之下。这两个地方由俄罗斯国防部控制，对所有外部观察员都不开放，生物武器视察员或世卫组织代表从未访问过它们。阿兰·泽利科夫说：“当我们接近那些地方时就会吃闭门羹，被告知要离开。我认为结论是，他们在继续搞生物战研究。”扎戈尔斯克和波克罗夫的军事官员从未向外界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曾经储存在这些地方的数吨天花被销毁了。“这个 64000 美元问题是那些弹头的天花材料发生了什么，”一位知情人士说，“我们从俄罗斯同行那里得到的只是一些空洞的保证，比如‘如果它曾经存在过，那么现在已经没了’。很难让他们承认在弹头里装了天花。我们不知道这些弹头眼下在哪里。如果它们被注入高挥发性的天花，怎么排出？我们问他们：‘你们排空弹头了吗？’他们没给答案。如果这些弹头没有被排空，那么它们现在就带有天花。”
似乎没有人相信扎戈尔斯克的军事病毒学家，甚至连其他俄罗斯生物学家也不相信。据悉 Vector 的科学家们私下把他们称为 svini——猪。美国国务院分发了一份内部简报，里面提到，《真理报》曾援引列夫·桑达赫基耶夫的话，他担心“新西伯利亚（Vector 中心）以外的实验室可能存在天花样本，例如基洛夫、叶卡捷琳堡、谢尔吉耶夫镇（扎戈尔斯克）和圣彼得堡”。桑达赫基耶夫后来坚称《真理报》完全误解了他：“我从未说过。这真是疯了！”
泽利科夫对此事的评论是：“列夫无疑因为他的言论受到了处罚。”另一位曾处理过 Vector 相关事宜的美国政府科学家对我说：“我敢打赌，扎戈尔斯克有秘密的天花库存，俄罗斯人自己告诉我们，他们失去了对天花的控制，不确定它去了哪里。他们没有说是什么时候失去控制，但我们认为发生在 1991 年左右，就在苏联解体的时候。”天花病毒的强毒原株形态可能是一粒面包屑大小的冻干，可能是一滴泪珠大小的液滴。如果有一滴印度 1 号天花从一个油罐车大小的储存容器中消失，它也不应被疏忽。
如果这些弹头没有被排空，那么它们现在就带有天花。
1991 年，美英视察小组访问了 Vector，发现有证据表明 Vector 的科学家们正在进行天花基因研究，并在一个战略武器系统的试验室中测试活病毒，测试结果被列为机密。美国政府决定与俄罗斯联邦的新领导层悄悄合作，看是否能在不引起太多关注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全世界都知道俄罗斯有一个巨大的生物战项目，而且是一个涉及基因工程的项目，那么其他国家可能也会心动，试图去参与黑暗生物学开发。但一位涉入美俄谈判的主要专家说，外交途径解决的尝试最终失败了，俄罗斯人一直拖延着美国人，视察也停止了。“整件事陷入了困境。”
“他们的生物战计划就像一个鸡蛋，”弗兰克·马林斯基告诉我，“我们看到了蛋白，但没有看到蛋黄。他们把鸡蛋煮熟，然后把蛋黄取走藏了起来。”
1997 年，俄罗斯政府突然宣布，莫斯科的天花存储已被转入 Vector。一年后，世卫组织批准了这一决定，Vector 成为美国疾控中心以外唯一的官方天花储存库。
今天，Vector 基本上被遗弃了，那里大约 80% 的建筑都成了废墟或无人使用。根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政府向 Vector 的科学家提供了数百万美元，赞助他们进行和平研究。前去拜访的美国科学家被告知，来自伊朗的生物学家或官员代表团已经来过 Vector，并想要雇用它作为分包商，对诸如埃博拉、马尔堡，也许还有天花等病毒进行尚未指明的研究。而美国情报界普遍认为，伊朗拥有一个强力发展的现代生物武器计划，可能是为了应对伊拉克的生物战计划而建立的。
外部的人都没见过 Corpus 6 号内的天花冷冻库，但实际上有两个，A 库和 B 库。据说 Vector 镜像天花库里有 120 个不同的已命名病毒样本，每一个都可能分放到两个或更多同款的强毒原株小瓶中。Corpus 6 号被铁丝网包围，由军队看守，安全系统是贝克特尔集团建造的，并由美国政府出资，防止里面的天花流入其他地方。
日内瓦之争
2001 年 10 月 16 日凌晨 4 点，当 USAMRIID 正在对达施勒炭疽信进行分析时，该所的高级科学家彼得·耶林被叫到了办公室，他是雷斯顿埃博拉病毒的共同发现者和命名者，这是唯一一个出现在西半球的埃博拉病毒型。埃博拉病毒是一种来自非洲热带雨林和稀树草原的新发病毒。现在有五个已确定的埃博拉病毒型。其中最危险的是扎伊尔埃博拉病毒，会杀死 95% 的感染者，而且没有治疗方法。1989 年，弗吉尼亚雷斯顿市（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近郊）有过一次埃博拉病毒暴发，就是这次事件让耶林发现了雷斯顿埃博拉病毒。而在知道该病毒是什么之前，他无意间闻了一个装有病毒溶液的小烧瓶，他的同事、显微镜专家汤姆·盖斯伯特（即后来耶林请他检查达施勒炭疽的那一位）也闻了一下。事故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里，两位科学家每天都给自己做血检，但他们从未得病。两人最终成了雷斯顿埃博拉病毒的官方共同发现者，而且继续合作研究埃博拉。彼得·耶林还发现了抗病毒药利巴韦兰可以成功治愈拉沙病毒感染者，这是一种会让人大出血的四级病毒。
1990 年代，有越来越明显的迹象显示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存在生物武器，这种状况令人担忧，彼得·耶林把兴趣扩大到埃博拉之外，开始研究天花。他为《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工作，经常飞往 Vector，在那里他认识了列夫·桑达赫基耶夫、谢尔盖·涅特索夫和该机构的其他许多人。他每年都和这些人交换圣诞贺卡，去拜访时也一起喝伏特加。他个人很喜欢他们，并努力和他们融洽相处。
在 1990 年代末，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天花疫苗可供使用——不管怎样，不足以阻止一次哪怕是小规模的暴发。耶林参与了建立国家储备的努力，但他开始认识到，要是遭到生物恐怖袭击，只有疫苗是不够的。传统的疫苗，即牛痘，不良反应包括脑部疾病和死亡，发生率很高，这一点或使它无法被现代药物安全标准所接受。根据现行规定，大约有五分之一的人无法接种。这种疫苗是一种活病毒，会让免疫力低下的人得病，或杀死他们。现在世界上有大量免疫力低下的人，包括那些服用免疫抑制类药物的人，如化疗患者或炎症患者，还有 HIV 阳性也降低了很多人的免疫力。此外，这种疫苗不能给湿疹患者或湿疹患者和其他皮肤病患者的家庭成员接种，也不能给孕妇或家中有婴儿的家庭接种，因为接种形成的脓疱一旦渗出，就会传染。如果无差别地给在美国的每个人注射天花疫苗，人们怀疑这至少会造成 300 人死亡，或者是 1000 多人，没人真正知道会有多少。不少人也会因此生病。试想一家制药公司向市场投放了一种导致 1000 人死亡的药物，那无疑将成为制药行业史上最大的丑闻之一。
耶林身边有一个松散合作的研究小组，他鼓动这些人开发其他方法来保护人们免受天花侵袭。抗病毒药物已在抗击艾滋病病毒方面节节取胜，这一点使得他信心大增。
他开始认识到，要是遭到生物恐怖袭击，只有疫苗是不够的。
病毒学家约翰·哈金斯（John Huggins）是耶林在研究所的合作者之一，他开展了一些实验，发现一种叫做西多福韦的药物可以成功治疗感染猴痘的猴子。1995 年，在疾控中心的高密闭实验室里，哈金斯还发现西多福韦在试管中似乎有抗天花作用。西多福韦可能可以帮助天花患者，又或许是其他天花药物会被发现。天花抗病毒药物也可用于治疗对现有疫苗有不良反应的人；当出现数百万人需要快速接种天花疫苗的情况时，它可以成为免疫受损人群的安全网。
开发天花药物和新疫苗的过程中，对活天花进行实验是必不可少的，除非它已在至少一种受感染的动物身上进行了测试，并证明有效，否则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永远不会批准这种药物或疫苗。两个世纪前，爱德华·詹纳在一次人体挑战试验中测试了他的疫苗。而今天，用真正的天花进行人体挑战试验是不道德的，而且高度非法，很可能被视为反人类罪行。除了詹纳的方法，必须有其他方法来测试天花的治疗手段。
在 1979 年 12 月根除行动被正式宣布完成之前不久，D.A.亨德森移居到巴尔的摩，成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他和家人在校园附近一所坚实的乔治时期风格的砖砌房屋里安顿下来。他们沿着房子的一侧建了一个日式花园，亨德森乐于在那里招待学生和教员。他喜欢在起居室里享受周六，坐在玻璃推拉门边的大休闲椅上，从那里可以看到花园。多年来，妻子娜娜一直追问他是否有退休计划，他说自己想过，但不是马上。他曾在老布什的白宫里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总统科学顾问，并获得了最高机密级别的国家安全许可。1990 年代中期，他开始对苏联/俄罗斯的生物战项目有所耳闻。1995 年开始，政府向涉及公共卫生、微生物学和天花的人员配发国家安全许可证。他们中许多人被带到 USAMRIID 的一个会议室，由彼得·耶林和其他有专门知识的人介绍情况。他们还听取了肯·阿利贝克的简报，他是继弗拉基米尔·帕斯切尼克之后，第二位从苏联 Biopreparat 出来的重要叛逃者。
D.A.亨德森对了解到的情况感到沮丧。他迟迟无法接受关于苏联在天花方面的令人不安的信息，几乎无法去面对这些信息。苏联的公共卫生医生是根除天花的早期推动者，该国为这项工作捐赠了许多疫苗。世卫组织在莫斯科的天花管理员斯维特拉娜·马伦尼科娃，看起来完全是一个专业科学家。接受这一点让亨德森很受伤，但到 1997 年初，他得出结论，天花绝不是放在两个冷柜里就可以被控制住。最令他震惊的是在扎戈尔斯克发现了 20 吨天花，他认为这非常下作。早在 1998 年，他就对奥萨马·本·拉登有所警觉，并公开挑明本·拉登组织可能会获得天花。亨德森开始在幕后鼓励美国政府建立天花疫苗的储备，但又发现这很难，因为似乎没有人认真地对待这一威胁，也似乎没有人了解这种疾病有多严重，或是它的传播有多快，除了像彼得·耶林这样的少数分子。由于越来越担心生物恐怖主义的威胁，亨德森成立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民用生物防御战略中心，并成为首任负责人。
1999 年一个灰蒙蒙的冬日，我去亨德森家拜访他，我们坐在起居室里，吃着火腿三明治，喝着摩森啤酒。他老了一些，但还是那个男人——约 1 米 89，宽肩膀，长着皱纹、棱角分明的脸，耳朵尖尖的，头发浓密，虽然现在是一头灰色。他那沙哑的声音和人类力量的光环充满了整个房间。这是那位把天花病毒从人类世界驱逐出去的医学博士。墙壁和架子上满满都是非洲和亚洲的雕塑，还有他在旅行中捡到的木制埃塞俄比亚十字架。“如果今天天花出现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按照现在的飞机旅行方式，大约六周时间就足够把病例播撒到全世界，”他说，“投下一颗原子弹会在特定区域造成伤亡，但投下天花可以吞噬整个世界。”他呷了一口摩森，天空已是青石色，雨滴在日式花园的木制平台上飞溅。
那个时候，当 D.A.亨德森说他认为天花真的可能在全球暴发时，很少有公共卫生专家或政府官员会认真对待。在华盛顿，他被视为一个老家伙，有些讨人嫌。亨德森打算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讨人嫌下去。他保留了自己的最高机密国家安全许可，因为他相信如果发生生物恐怖事件，政府可能想拉他去帮忙，而他需要安全许可才能干活。这个权限也让他得知了一些没被新闻报道的小型生物恐怖威胁，他觉得它们预示着更大的麻烦。“过去十天，我们收到了 14 次不同的炭疽恐吓。这些人和他的弟兄都威胁说要使用炭疽。当然，真的生物恐怖事件总有一天会发生。”
他一直平静而执着地发声，主张销毁官方的天花库存。“我们需要做的是创造一种氛围，把实验室拥有天花的行为作为一种反人类罪。如果全球承诺销毁天花，这种病毒被用作武器的可能性就会降低。降低了多少，我不知道。但它的安全级别被提高了。”
投下一颗原子弹会在特定区域造成伤亡，但投下天花可以吞噬整个世界。
亨德森是正痘病毒感染问题特设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是世卫组织的天花咨询小组，主要由参加过根除行动的“老将”组成，他们不定期地在日内瓦开会。从 1980 年起，他们开始讨论如何废除亚特兰大和莫斯科的这两个病毒库。亨德森说，当时他并不太关心这些库存是否要被销毁，因为疾病已被根除，这才是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美国疾控中心和俄罗斯病毒学研究所的两套冷柜里，总共有不超过数磅的冷冻天花材料。这些小瓶子可以装进几个纸板箱，用烤箱加把热似乎很容易。
一些委员会成员认为，销毁亚特兰大和莫斯科的天花库存相当于有目的地灭绝一个物种。尽管它是天花，是人类最糟糕的疾病病原，但把它送入灭绝的境地是否合适呢？（他们并不知道，苏联当时正在成吨制造用于装入洲际弹道导弹的天花病毒。）
1990 年，美国卫生部长路易斯·沙利文向世卫组织提出询问，想知道他们的立场是什么：天花作为一个物种是否应该被灭绝？特设委员会就此征求了各主要微生物学会以及俄罗斯医学科学院的意见。答案回复，而且是一致的：天花应该消亡。没有人希望天花病毒继续存在。即便如此，委员会还是建议保留天花的 DNA 信息。1991 年，美国疾控中心的痘病毒学家约瑟夫·埃斯波西托和基因组科学家克莱格·文特尔对天花拉希玛毒株的完整 DNA 进行了解码。这个毒株的遗传信息可以被保留下来，与此同时它和它的伙伴毒株则可以被灭绝了。
1994 年，特设委员会和世界卫生大会一致投票决定销毁所有的天花库存，并把最后执行期限定在 1995 年 6 月 30 日，这些官方库存将被放入高压灭菌器中加热以达到消毒目的。但接下来，英国国防部和美国国防部突然开始反对这一计划。1995 年的最后期限过去了，天花库存仍然呆在冷柜里。
在那些饱受天花之苦的非工业国家，政府不喜欢美国和英国军方保留天花的想法，这让他们非常紧张。1996 年，世卫组织全体大会又一次投票赞成彻底销毁官方库存，并将新的最后期限定为 1999 年 6 月 30 日。随着日期迫近，反对声持续不断。这一轮反对声有来自俄罗斯的，也有来自一些美国科学界成员的，他们主要是病毒学家，为了纯粹的科学好奇心而想研究天花。1998 年夏天，美国国家科学院下属的医学研究所成立了一个专家组，探讨什么样的重要研究可能需要真正的天花。D.A.亨德森对此一肚子火。他反对专家组提出问题的方式：“如果你问一位科学家手上有活天花病毒，可以做什么研究，他当然会告诉你可以做很多研究。”在他看来，并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去研究真正的天花。他不再对天花只留在两套冷柜里抱有幻想，但他认为美国和俄罗斯有一个机会向世界展示道德制高点。他觉得，既然传统疫苗已经在根除天花方面起到了效果，那么如果发生天花生物恐怖袭击，这种疫苗也将再次发挥作用，而研制一种抗天花病毒药物是一次风险大胜算小的赌博，会浪费资源，对于美俄两国的国际形象也没什么好处。“研发一种治疗天花的新药将花费 3 亿美元，这笔钱不知道在哪里。”
1999 年 1 月 14 日，正痘病毒感染问题特设委员会聚集到世卫组织开了一次会，地点是附属大楼的一个会议室，由 D.A.亨德森主持。与会者都是委员会核心成员，还有一些旁听者坐在房间边角的椅子上，时而提问。其中一位便是彼得·耶林。Vector 的负责人列夫·桑达赫基耶夫坐在内圈，和根除者们一起。他是个烟鬼，每次间歇都会走到户外，在寒冷的走道上踱来踱去，身边笼罩着他那俄罗斯香烟刺鼻的蓝色烟雾。
列夫做了演讲，用英语宣读了一份准备好的长篇文稿，当他回答现场提问时，莫斯科世卫组织天花储存库的前监护人斯维特拉娜·马伦尼科娃帮忙做口译。桑达赫基耶夫说，直到最近，Vector 公司才开始天花工作。尽管世卫组织的天花在 1994 年就被转移到 Vector，但在冷柜里放了三年，直到 1997 年那里才有人将病毒用于实验。
话一出口，房间里就炸锅了，要知道世卫组织直到 1998 年才正式批准 Vector 作为储存库，但桑达赫基耶夫所言表明，天花在未经任何人许可的情况下被移出莫斯科，比大家以为的转移时间要早好几年。
日本的根除者有田勋博士特别惊诧，他责问这些俄罗斯的天花科学家们：“那你们为什么要转移它？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亨德森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桑达赫基耶夫和他的手下从 1990 年开始就一直在开发和测试天花武器。“我翻了个白眼，”他回忆道，“我看到彼得·耶林和其他人对我翻白眼。这相当之煞费苦心，也相当之难以置信。我们坐在那里，他上台一通胡扯，而且他自己明白这是胡扯。他就是明目张胆地撒谎。”
在他看来，并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去研究真正的天花。
会议临近结束时，亨德森发表了看法，用他那沙哑的声音讲了四十五分钟，充满激情和克制着的愤怒。他说，像本·拉登和日本的奥姆真理教那种对世界造成威胁的组织有可能得到天花并使用它。如果天花被用作生物恐怖武器，地球上的每个人都会处于危险之中，因此全世界领头国家的当务之急就是达成一致，销毁官方的天花库存。他直视桑达赫基耶夫和曾经共事过的马伦尼科娃，说他相信俄罗斯至少有三个地方存在天花，而俄罗斯的几位生物战科学家已经“南下”——去了中东国家。他说自己反对用天花开展任何进一步的实验室研究，并向与会人员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过去二十年里，你究竟有多少次真正要用到天花的研究需求？”
列夫·桑达赫基耶夫坚定地表示，他和他的团队直到最近之前都没有对天花做过任何事。
美国疾控中心几乎没有要用到天花的实验。他们的天花一直在冷柜里冬眠，唯一的例外只有那次把拉希玛毒株取出来，让埃斯波西托和文特尔对其 DNA 进行测序。但彼得·耶林想唤醒天花毒株，并将其用于研究。他坐在旁听席的座位上，开口道：“亨德森，分子生物学的工具在过去二十年里有了相当大的进步。过去没有对天花病毒的需求，并不意味着将来不会有对天花病毒的需求。”
亨德森回答说，为了研究抗病毒药物或更好的疫苗而保留天花的论点完全站不住脚。一种新疫苗需要一个动物模型做测试，但我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模型。天花不会感染动物，这是一种人的病毒。可以肯定地说，D.A.亨德森在说这番话时，几乎沉浸在一种难以忍受的巨大痛苦中。
会议最后就保留还是销毁库存进行了表决。投票结果是五票赞成，四票反对——亨德森取得了微弱胜利。然而这种病毒实际上已经脱离了世卫组织的控制，列夫·桑达赫基耶夫表达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亨德森懊恼万分的一点是，他和委员会其他成员没有在 1980 年，也就是根除天花之后，立刻投票决定销毁天花库存，那时候每个人都会同意这样做。
天花病毒的“行刑日”被定于 1999 年 6 月 30 日，已进入倒计时。然而到 4 月，美国医学研究所发布了一份报告，称如果想要获得新的天花疫苗或抗病毒药物，那么就需要保留这种病毒进行科学实验。比尔·克林顿总统个人一度是赞成销毁天花的，但这份报告改变了他的观点，白宫现在强烈支持保留库存的想法。一个月后，世卫组织全体大会投票决定将天花再保留三年，延期到 2002 年 6 月 30 日。研究人员——主要是彼得·耶林和他的团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看看是否有可能用一种药物治愈天花，或者是否有可能找到一种可以感染天花的动物，以便测试新疫苗。
对耶林来说，这个赌注不能更高了。他认为天花事故应急同核事故应急一样糟糕。“天花基本上是一种可以让全世界下跪的病毒。在我看来，它降临到我们头上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核战争。”他对我说。现在他只有三年时间来对此做点什么。好几次，他凌晨 3 点醒来，笔直地躺在床上，因为对天花的焦虑而失眠。他会在头脑中和 D.A.亨德森说话：该死的，D.A.……他和这位根除者对天花本质的看法是一致的——它是所有生物武器之母。但他俩无法就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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