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尔代夫，发现一只中国来的鱼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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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四卷，为免费内容。

1600 多年前，法显浮舟从印度洋取经归国；1300 多年前，义净成为第一位经海路完成中国-印度航程有名有姓的中国人；八九百年前，中国制造的海舶在广袤的印度洋上驰骋，中国的技术在东南亚和印度洋扎根。与此同时，“海底磁山”、“美人鱼”以及“人参果”的故事也辗转从西向东流传到中国，演化为中国的文化传统。

当代学者通常把古代中国视为陆地国家，而《人海之间：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展示了中国历史的另一面：古代中国同时也是海洋国家、海洋大国。本书根据文献材料和考古发现，试图构建过去发生但逐渐被时间沉淀、掩盖和湮没的人、物、事。

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第十章《中国来的鱼鹰》分享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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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只中国特有的鸟”

它们马上潜入水中，捕捉大量的鱼，一旦捉住鱼时，就自行把鱼投入篮内，因此不多会儿工夫，三只篮子都满了。

——鄂多立克（约 1330 年）

听到了这只海鸟的新闻，国王十分好奇这只鸟究竟如何从中国飞越了 1200 里格（league）来到这里。

——弗兰索瓦·皮埃尔（17 世纪初）

以上摘录的两句话，讲的都是鱼鹰（鸬鹚）捕鱼的事，唯两处记录时空相差颇远。意大利人鄂多立克描述的是其在笔者的家乡浙西南严州府建德县所见，时间约为 1330 年前后，也就是元朝末年；法国人皮埃尔描述的则是其在万里之外印度洋上的马尔代夫群岛所见，时间是 17 世纪初期，也就是明朝末年。皮埃尔认为马尔代夫距离中国 1200 里格，也就是 7000 公里左右。笔者大致查询得知，从上海到马累（马尔代夫首都）的海上距离为 8671 公里，这 1200 里格的推算和中国（以欧洲人到中国的第一站广州为例）与马尔代夫的航海航程大致相同，则皮埃尔的海洋知识的确精准得令人不可思议。看来，中国和马尔代夫两地相隔虽然遥远，但即使在四百年前的明朝也并非遥不可及。

鄂多立克在钱塘江上游的建德江看到的鸬鹚，自然是中国所产。可是，皮埃尔是在印度洋上看到的，他怎么能确定那只海鸟是中国飞来的呢？不妨看一下他的记录。

皮埃尔说，有一天，一只巨大的鸟飞抵了马尔代夫：

这只鸟足有三英尺高，身体很厚，一个人都抱不过来；羽毛洁白，仿佛白天鹅；双爪扁平，与水鸟无异；颈部约半寻（fanthom），喙部长约半艾尔（ell，1 艾尔等于 45 英寸）；喙部前端如同鱼钩，其下颚比上颚要宽得多，并附有一个口袋，相当宽大；通体呈金黄色，仿佛羊皮纸的颜色。国王十分诧异，不由得想知道这是一只什么鸟，从何而来。他询问了所有的外来者，结果无人知晓。最后几个陌生人告诉国王：这是一只中国特有的鸟，只产于中国，中国人用它来捕鱼；因此，这种鸟和其他的水鸟一样，擅长在水底游泳，而且一次可以游很长时间。它捕鱼勤奋，直到将喙下的口袋装满为止；这个口袋又宽又长，连两英尺的鱼都装得下。听了这个故事，国王非常好奇这种鸟怎么能从 1200 里格外的中国孤零零地飞到这里。

马尔代夫的国王于是下令绑住这只水鸟的颈部，只留下它呼吸的空间。这样，它捕到鱼后就不会把鱼吞到肚子里去了。皮埃尔最后解释说：

这是中国采用的神技。我亲眼看到它潜入海中游了很长距离，装满了鱼之后才游回来。它习惯于长时间待在海上，有时候长达一整天，这越发使我相信，它从中国飞来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为它热爱大海，长期逗留于海面，以捕鱼为食。此外，印度各地的居民也明确地告诉我，这种鸟只在中国才有。

看来，当时的人们都认为这种海鸟是中国特有的，是从中国而来的。

以上便是法国人皮埃尔记录的在马尔代夫发现的一只“中国来的鱼鹰”。其实，在皮埃尔之前，印度洋世界已经流传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传说和故事。比如，在皮埃尔上述记录的二百六十年前，在印度游历的伊本·白图泰便对“中国鸡”印象极其深刻。他写道：

中国的母鸡和公鸡体型硕大，比我们国家的鹅还要大；鸡蛋也比我们的鹅蛋大。不过，他们的鹅倒不是那么大。我们买了一只母鸡，准备做饭，结果母鸡太大，一个锅根本放不下，只好分成两锅。那里的公鸡仿佛鸵鸟大小；公鸡脱毛严重，往往只剩下一个肥硕的红通通的身体。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的公鸡是在奎隆城，我还以为它是鸵鸟，非常惊讶。公鸡的主人告诉我，在中国，那里的公鸡比这还要大得多。等我到了中国，我亲眼看到他告诉我的都是真的。

伊本·白图泰口中的印度之“中国鸡”究竟是不是中国来的，体型是不是如他说的那么庞大，我们无法证实。不过，在奎隆的“中国”公鸡、母鸡以及在马尔代夫的“中国”鱼鹰都表明，在那个时代，印度洋世界已经有许多关于中国的“流言”（ﬂoating words），或者说中国风。马尔代夫国王看到的海鸟，当然并非从中国而来；伊本·白图泰在奎隆看到的公鸡、母鸡也很难说源于中国。不过，这些想象的与中国的联系，就像古代罗马认为丝绸是从中国的某种羊身上，或是从中国的某种树上长出来的那样，既揭示了中国因素（包括中国的产品和文化）对当地社会的渗透，也凸显了当地社会对中国的感知和想象。言者昭昭，信者旦旦，这就是古罗马和印度关于中国的故事。正是在这样的云山雾海里，即使距离中国千山万水的马尔代夫，当国王不知道这只海鸟从何而来之际，就有陌生人告诉他相当明确的答案：这是一只中国特有的鸟。

话说回来，虽然 15 世纪初郑和的宝船曾几次停泊马尔代夫，马欢等人也亲临岛国，可是一百七十年后，到了 17 世纪初，中国在马尔代夫的遗迹或影响却几乎无踪可寻了。今天的马尔代夫，无论从文化或者语言上，都看不到历史上和中国有什么联系。毋庸赘言，国王的海鸟并非来自中国；不过，训练鸬鹚捕鱼倒是中国的发明，西人在 14 世纪初见到此景后便以为神乎其神，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

那么，法国人皮埃尔又是怎么到达马尔代夫的呢？

“乌鸦”之行

1601 年 5 月 18 日，两艘法国海船——“乌鸦号”（the Corbin，载重 200 吨）和“新月号”（the Croissan，载重 400 吨）离开法国西北部的港口圣马洛（St. Malo），向印度洋进发。“乌鸦”这一名称就预言了这一路行程的艰难与不幸。

在那个时代，印度洋世界已经有许多关于中国的“流言”，或者说中国风

乌鸦号一路上跌跌撞撞，出海不久便折断前桅，而后又遇到敌对的荷兰舰队的纠缠，从大西洋到印度洋双方断断续续交火数次。7 月 30 日，法国人在赤道几内亚安诺本（Annobón）登陆，不料在那里碰上了葡萄牙人和黑奴给他们准备的“鸿门宴”，船长托马斯·佩平（Thomas Pepin）被杀，好几名船员受伤。受不了伤病、风暴和远航的折磨，水手们士气低落，哀声遍地，其中有六人在马达加斯加西南海岸圣奥古斯坦湾（St. Augustine's Bay）不辞而别，抛弃了大家，选择留在当地生活。

1602 年 6 月 21 日，似乎无尽的航程终于看到希望。远处的岛屿隐约可见，乌鸦号上的水手辨认出那是马尔代夫群岛。就在大家满怀期待的时候，噩运再次降临。7 月 2 日凌晨，被疾病折磨的船长昏昏沉沉，大副和二副酩酊大醉，看守罗盘的船员擅离职守，瞭望的水手陷入梦乡，乌鸦号不由自主地撞上马尔代夫北部戈伊杜岛的暗礁。次日早晨，幸免于难的四十名水手在福拉杜岛登陆，而后迎来了新一轮的折磨。幸存的人群当中包括船长，但他依然陷于马达加斯加热病（Madagascar fever）带来的痛苦中；另一些人则在宿醉中开始了热带的焦灼。所有人都疲惫不堪，急需营养丰富的食物和良好的照顾。绝境之下，他们拿出从船上顺手抄来的白银换取当地居民的食物。淡水和食物奇货可居，马尔代夫的居民不断提高要价，水手们也渐渐囊空如洗。

触礁的消息不久便传到马尔代夫的首都马累。马尔代夫国王（苏丹）听到此事，马上派人前来接收。根据马尔代夫的法律，马尔代夫所有的外国沉船，从水手到船上的一针一线，都属于国王。处于困境的水手中有十二人偷了一艘小船，最终到达印度大陆的奎隆，那里有葡萄牙人建立的据点。这十二人是否返回了法国，我们无从得知。剩下的水手则听天由命，船长大约在海难六周后就闭上了双眼，永远地告别了乌鸦号；另一些水手或者病逝，或者逃亡不知所终，最终只有四人苟且偷生，其中就包括弗朗索瓦·皮埃尔。他在马尔代夫居住了近五年之久（1602—1607）。1607 年 2 月，根据皮埃尔自己的说法，吉大港（Chittagong）的孟加拉人垂涎于乌鸦号上幸存的优质大炮，袭击了马尔代夫。马尔代夫的国王逃亡到群岛的南部，不久被捕身亡。孟加拉人发现皮埃尔和他的三个同伴不是葡萄牙人，就把他们带到印度。四年之后的 1611 年，皮埃尔终于辗转完成了“乌鸦”之行，返回法国的家乡，并给我们留下了上述生动的记录。

和其他水手不同，皮埃尔从一开始就得到了马尔代夫居民的青睐，关键原因在于他非常主动地学习马尔代夫的语言，因而得到国王派去的官员的重视。到了马累之后，国王对这个欧洲人也很感兴趣，因而上上下下对皮埃尔都高看一眼。皮埃尔住在国王最信任的大臣家里，可以在马尔代夫的岛屿间自由行动。他后来的回忆录详尽记录了 17 世纪初这个印度洋贸易的枢纽，也是一个繁华岛国的生活。他与 14 世纪在马尔代夫生活了一年半、娶了四个老婆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前后呼应，为我们提供了马尔代夫以及印度洋的宝贵信息。

皮埃尔的时代，距离郑和下西洋已经一百七十年了。郑和之后，中国的海船就不再进入印度洋。中国的海洋贸易也与印度洋不再直接往来。因此，皮埃尔在马尔代夫并没有看到或听到中国人曾经来到这个岛屿的轶事或传说，除了中国来的鱼鹰。

第一个看到鸬鹚的欧洲人

最早见到和记录中国鸬鹚/鱼鹰捕鱼的欧洲人是意大利方济各会会士鄂多立克。在元代来华的欧洲旅行家中，鄂多立克是很知名的一位，他的影响仅次于马可·波罗，和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尼哥罗康梯一起被誉为中世纪四大旅行家。

鄂多立克大约出生于 1286 年，很早就效忠于方济各教会，过着清苦的方济各会会士生活，依靠水和面包为生。他赤足步行，交替披着毛巾布和铁甲，甚至退隐荒野，拒绝教会的提拔。1318 年鄂多立克开始东游，1321 年抵达西印度，而后前往斯里兰卡。他从斯里兰卡乘船长途航行到苏门答腊，遍访南洋诸岛，经爪哇、加里曼丹、越南而抵达中国。鄂多立克约在 1322—1328 年间在中国旅行，而后返回意大利，1331 年 1 月病逝。

鄂多立克到达中国的第一站是广州，从那里东行至福建的泉州、福州，北上经三省交界之仙霞岭辗转至杭州和南京，接着从扬州沿大运河北上，最后到达元朝的都城汗八里（北京）。鄂多立克提到，从福州出发，“旅行十八天，我经过很多市镇，目睹了种种事物。我旅行时到达一座大山，在其一侧，所有居住在那里的动物都是黑的，男人和女人均有极奇特的生活方式。但在另一侧，所有的动物都是白的，男女的生活方式和前者截然不同。已婚妇女都在头上戴一个大角筒，表示已婚”。这座大山，大致就是闽浙交界处著名的仙霞岭。

离开此地，再旅行十八天，经过很多城镇，我来到一条大河前，同时我居住在一个[叫作白沙（Belsa）]的城中，它有一座横跨该河的桥。桥头是一家我寄宿的旅舍，它的主人想让我高兴，说道：“如你要看美妙的捕鱼，随我来。”于是他领我上桥，我看见他在那里有几艘船，船的栖木上系着些水鸟。他用绳子圈住这些水禽的喉咙，让它们不能吞食捕到的鱼。接着他把三只大篮子放到一艘船里，两头各一只，中间一只，再把水禽放出去。它们马上潜入水中，捕捉大量的鱼，一旦捉住鱼时，就自行把鱼投入篮内，因此不多会儿工夫，三只篮子都满了。主人这时松开它们脖子上的绳子，让它们再入水捕鱼供自己吞食。水禽吃饱后，返回栖所，依前样给系起来。其中几条鱼成了我的一顿饱餐。

从仙霞岭到杭州，必然走浙西南经金华、衢州一线到钱塘江上游的严州府，而后从严州府经水路这条南宋贡道到达杭州。鄂多立克大约是 1322 年来到中国，他走的还是南宋时期东南亚各国朝贡的路线，必然经过钱塘江。

在元代来华的欧洲旅行家中，鄂多立克是很知名的一位，

他的影响仅次于马可·波罗

考钱塘江上游在 1320 年代有一座跨江大桥的地方，恐怕就是严州府府城梅城南面的铁索浮桥了，此外并无他桥。不过，鄂多立克记录的地名不是严州或者梅城，却是 Belsa，则给这座浮桥的确切地址增添了一层迷雾。鄂多立克游记的中译者何高济认为：“从鄂多立克所述捕鱼方式看，这个 Belsa 城当在浙江省，所谓的大河或即指钱塘江。但 Belsa 一名无适当对音，无法确定为某城，这里仅译其音，以待续考。”此前汉学家玉尔（1820—1889）虽博学多识，校注过马可·波罗游记，但也不知此地为何处。

其实，在严州府的首县建德县境内，钱塘江上游的新安江从寿昌流入建德处有一个险要的渡口，叫作白沙渡。早于鄂多立克一百五十年的南宋《淳熙严州图经》记载“白沙渡在县西六十里”，则鄂多立克记录的 Belsa 即是梅城西南向六十里水路左右的白沙。或许鄂多立克先到了白沙，记住了“白沙”这个名字，乃至误把府城梅城记成了白沙？总之，白沙渡在严州境内非常有名，故 1959 年建造新安江水电站的时候，就在原白沙渡口不远处修建了大桥，取名为白沙大桥；而建德县城从梅城移到新安江水电站所在地时，也把县城叫作白沙镇，直到二三十年前才改名为新安江镇。

鄂多立克到过的地方为梅城亦有旁证。他栩栩如生地记载了钱塘江上鸬鹚捕鱼的情景。这大概是当年在梅城上下游数十里江面上常见的捕鱼方式，虽然不见于其他文献，现在也不再使用鸬鹚捕鱼。不过，在梅城下游，也就是鄂多立克见过的大桥的下游三十里，有一著名景点芦茨湾。芦茨湾地处桐庐县富春江支流大源溪入口处，是富春江上一处天然港湾，昔日为鸬鹚捕鱼停泊处，故亦名鸬鹚湾，则鄂多立克之记录鸬鹚捕鱼确实为当年的风俗。芦茨湾一带早在唐代就是严州的文化名胜，出有著名诗人方干等，与严子陵钓台水路相通，近在咫尺。

鄂多立克离开梅城水路北上杭州时，还看到了另一种捕鱼法，后世也无人记载。他写道：“自离开该地，旅行若干天后，我目睹了另一种捕鱼法。捕鱼人这次是在一艘船里，船里备有一桶热水；渔人脱得赤条条的，每人肩上挂个袋子。随后，他们潜入水中（约半个时刻），用手捕鱼，装入背上的口袋。他们出水时，把口袋扔进船舱，自己却跳进热水桶，同时候，另一些人接他们的班，如前一样干；就这样捕捉了大量的鱼。”鄂多立克说的是钱塘江下游，那里流行的捕鱼法已经失传。

“这样捕鱼实在太奇特了”

鄂多立克的记录传到西方世界后，西人对这个东方帝国用鸟捕鱼的方法十分惊讶。到了明清时期，来华的西人更多了，他们留下了一连串鸬鹚捕鱼的文字或图像。此时最早来华的是 16 世纪初的葡萄牙人，他们立刻被中国的鸬鹚给迷住了。16 世纪中期葡萄牙士兵盖洛特·伯来拉（Galeote Pereira）追逐发财梦，在中国沿海走私，1549 年在福建被明王朝的军队逮捕，关进监狱，而后他在中国南方（福建和广西）辗转数年，详细记录了所见所闻，其中就有中国的鸬鹚：

国王的河流中有大量的河船（barges），船舱里都是养在笼子里的海鸥（sea-crows），每月为它们提供一定的稻谷，它们在此吃喝生活，一直到死。国王把这些船交给他最能干（geartest）的官员管理，如他所示，有的官员两艘，有的官员三艘，按照下述方法捕鱼。等到捕鱼之际，在河水较浅的水域，所有的船聚成一个圆圈，海鸥的翅膀被绳子捆紧，而后一头扎进水中。有的潜在水底，有的浮上水面，颇可一观。当海鸥在其喙部装满鱼后，便回到它所属的河船，吐出喙中大大小小的鱼，然后马上接着捕鱼。等到有了足够的鱼之后，这些海鸥便暂时恢复自由，可以自由自在地捕鱼进食。在我停留的那个城市，至少有二十艘装满了海鸥的渔船。

伯来拉比鄂多立克晚了两百年，但他的记录大致和鄂多立克相符。虽然说的是海鸥，伯来拉所指的其实就是鱼鹰/鸬鹚。只是他的知识体系里没有鸬鹚或鱼鹰的概念，所以用海洋生活中常见的捕食鱼虾之海鸥来指代。

伯来拉的描述自然有其虚妄之处。位于北京紫禁城的大明皇帝当然不会为区区鱼鹰操心，遑论把这些鱼鹰直接交给他最能干的官员管理。这都是乞丐的想象而已。不过，伯来拉所说的情景的确有其历史渊源，因为地方政府也许向生活在大小河流之上的船民，也就是“疍家”收税。这些船民，传说因为是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争雄的陈友谅的部下，被罚不能上岸，低人一等，成为水上的吉卜赛人。他们以船为家，捕鱼为业，而鸬鹚便是他们最好的生活伴侣。笔者的家乡建德县，在建德江上也有不能上岸的“九姓渔民”，以捕鱼为业。以此推算，鄂多立克在梅城附近看到的鸬鹚捕鱼应该是真实的故事。因此，伯来拉所说的皇帝和鱼鹰的联系，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暗示了帝国权力对水上世界的管辖。这样的捕鱼方式实在令人着迷，于是伯来拉“几乎每天都去看它们，却百看不厌，因为这样捕鱼实在太奇特了”。

葡萄牙多米尼加教士加斯帕·达·克鲁士（Gaspar da Cruz，约 1520—1570）约在 1556 年抵达中国。和几年前的伯来拉一样，克鲁士惊诧于中国的鱼鹰。虽然他应该亲眼看到了鱼鹰捕鱼，但克鲁士的描述几乎完全抄袭了伯来拉，除了将伯来拉的海鸥称为鸬鹚（cormorant），从而纠正了前者的错误。西班牙教士、士兵贝纳迪诺德·埃斯卡兰特（Bernardino de Escalante，约 1537—？）也随之而来，留下了捕鱼的类似记录。看起来，初到中国的欧洲人几乎全都迷恋于中国的鸬鹚，同时留下了类似的描述。三分亲眼所见，三分互相借鉴或抄袭，三分添油加醋，中国的鸬鹚很快在欧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中流传开来。这或许是几十年后在马尔代夫的法国人皮埃尔记录中国鱼鹰的背景。此后的一两个世纪中，中国的鸬鹚继续占据欧洲人的眼球，而且欧洲还出现了关于鸬鹚的绘画，比此前文字的叙述更加生动逼真。

西画中的鸬鹚

1656 年 6 月 13 日，荷兰的第一个访华使团（1655—1657）抵达运河边上的城市济宁。他们关于水塘里鸬鹚捕鱼的记录，和三个世纪前钱塘江上或者五十年前马尔代夫的情景几乎一模一样。在欣赏和惊叹之余，这批荷兰人和鄂多立克一样，买了一些鸬鹚捕的鱼回去大快朵颐。约翰·牛霍夫（Johan Nieuhof，1618—1672）因其绘画才能而被挑选进入这个使团，于是留下了一张运河鸬鹚的素描，可以让我们想象当时的场景。

牛霍夫绘制的鸬鹚

荷兰使团访华是在大清开国之初的顺治末年。到了 1816 年 10 月 9 日，也就是嘉庆二十一年，英国的威廉·阿美士德（William Amherst，1773—1857）使团也在运河亲见了鸬鹚捕鱼。使团成员亨利·艾利斯（Henry Ellis，1788—1855）写道：“就在晚餐前，我们有机会看到捕鱼的水鸟，称为鱼鹰（yu-ying），也就是抓鱼的老鹰，或是渔鸭（yu-ye），抓鱼的鸭子。它们高高地站立在船上的竹竿上，而后从竹竿上一头扎进水里；它们为捕鱼而生，渔民训练它们把捕到的鱼送回渔船。我看到它们的脖子上套着一个坚硬的颈圈，以防止它们吞食捕到的鱼类；它们已经习惯于从竹竿上猛然扎入水中；它们的体型仿佛疣鼻棲鸭（Muscovy ducks），外表像鲣鸟（booby），尤其是喙部。”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后的第二年，法国传教士、汉学家古伯察（Evariste Régis Huc，1813—1860）从西藏抵达内地。在途经长江中游的时候，他看到了在湖泊中捕鱼的鸬鹚。那里的渔民捕鱼不带渔网，渔船两侧船舷上停满了鸬鹚。

这些捕鱼的生灵，潜入水中，总是能在喙部带回一条鱼，实在是一幅神奇的场景。中国人担心他们带羽毛的同伴旺盛的食欲，于是在它们的颈部套上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铁圈，既能保持呼吸，又不致吞食鱼类；为了防止它们在水中嬉戏，浪费工作时间，鸬鹚的一只脚和一只翅膀上系着一根绳；如果待在水底时间太长，鸬鹚就会被拽出水面。如果疲惫不堪，鸬鹚可以休息几分钟；但是，一旦发现鸬鹚偷懒忘记了工作，几记竹竿的鞭策便会提醒它的职责，于是这个可怜的潜水者便耐心地恢复它那繁重的工作。从一个捕鱼点到另一个捕鱼点，鸬鹚站立于船舷的两侧，天然的本能告诉它们绳子的长度以及船舷每一侧每个伙伴间几乎平均的距离，因而轻便的小船从来不会失去平衡。我们亲眼看到小渔船舰队上并排分列的鸬鹚布满了整个萍侯湖（Lake Ping-hou）。

这些鸬鹚体型比家鸭大；短脖长喙，嘴部前端钩状。它们外表邋遢，特别是在劳作一天之后，面目可憎。它们全身湿漉漉的，羽毛塌陷，紧贴身体，孤立一团，看不出任何眉目，令人厌恶。

这是被迫辛勤劳作的可怜的鱼鹰，很明显，古伯察不喜欢它们。和古伯察同时代的法国旅行家、作家 Émile Daurand Forgues（1813—1883），也曾在中国游历。他以老尼克（Old Nick）为名，于 1845 年在巴黎出版了《开放的中华》（La Chine ouverte）一书，记录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包括鸬鹚。

钓鱼则新奇多了，尤其如果有幸拥有一只训练有素的鸬鹚，场面就更有趣了。我目睹了一支船队的出征，共七艘渔船，带着四十五只机智灵敏的鸬鹚。看着这些鸟儿猛地扎入水中，尔后衔着满口猎物钻出水面，真是一大享受。渔民给鸬鹚的脖子上套了大小适中的项圈，能够自由呼吸，但无法吞下捕到的鱼儿。除了项圈，一只爪子上系着细绳。如果鸬鹚在水中嬉戏，忘了回船，主人可以将它拉回来。要是它停在甲板上偷懒，主人会用一支小竹棍轻轻地打一下，这样无声的警告之后，“潜水员”就会立即投入工作。如果疲惫了，鸬鹚会回到船上休息几分钟。休息期间，鸬鹚停在船舷上，本能使它们均匀分布在船的两侧，以保持船的平衡。

以上是到过中国的欧洲人，他们亲眼见到中国的鱼鹰，因而留下了一手的记录。令人惊奇的是，没有到过中国的欧洲人，对于中国的鱼鹰也有描绘。

托马斯·艾龙姆（Thomas Allom，1804—1872）是 19 世纪英国的建筑师和艺术家。他虽然从来没有到过中国，却创作了一系列中国风景画，并于 1845 年出版，向欧洲大众介绍中华帝国的风光，其中就有一幅鸬鹚的素描。托马斯本人或许没有见过鸬鹚，他的画作是根据到过中国的欧洲人的文字记录和绘画而完成的。他笔下的鸬鹚恬静安宁，象征着鸬鹚与其主人和谐共生的亲密关系，与古伯察的记录大相径庭。

托马斯·艾龙姆笔下的鸬鹚

西方人对于鸬鹚的兴趣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此时照相代替绘画，流传更为广泛，兹不再论。

中国的故事，无论是正史记载，还是民间传说，乃至村老口述，为什么会在鸦片战争前后迅速传到欧洲？古伯察的一段关于乘船游历赣江的记录，可以让我们体会到这种很少基于文字记录的文化传播。

这段平安宁静的水上旅行，还让我们得以对中国的文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们的贴身听差魏昌是个热心的读者，他每次上岸都会带回一大堆小册子，然后关上舱门，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这些由写作快手编印的昙花一现式的作品，通常有故事、小说、诗歌以及好坏人物的传记，还有各种各样的传奇。古希腊人在其作品中将东方说成妖魔鬼怪的发源地，中国人则针锋相对，把他们的妖魔鬼怪说成西洋来的产物。海上有“狗头民”，他们的耳朵长长的，走路的时候拖到地上。还有“女儿国”“穿胸国”，他们的胸膛上有个窟窿，该国官员出行的时候，只需往窟窿里穿一根竹竿，叫两个仆人抬起来就了事。如果这些仆人强壮的话，一次可以挑几个官哩。

古伯察的中国仆人魏昌给这些欧洲贵宾提供了这类信息，而“狗头国”“女儿国”之类的掌故，正是本书所关注的中国关于海洋亚洲的知识，这些知识又通过来华的欧洲人传到西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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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自 Zoltan Tasi on 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