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推文发出去，不出意外，收到了很多反馈。今天尝试对大家普遍质疑的问题作出回应。
其中一个关于“以色列”概念的辨析。我们为什么要区分“以色列”的四种含义？这是为了从一开始就确立探讨巴以问题的正确根基。
因为昨天我受到弟兄提醒：我们要区分辨析“以色列”概念，以免我们在探讨巴以问题时带着锡安主义的倾向。当然，我认为更根本的问题倒不是锡安主义，而是凯旋主义，这是我们心里根深蒂固的诱惑。
这位弟兄说自己支持以色列不是因为锡安主义，而是因为现代以色列国家所代表的文明和价值观（即普世价值）。并且，如果没有哈马斯和ISIS等极端组织，巴勒斯坦普通阿拉伯人和以色列本可以相安无事，毕竟，以色列给中东带去了文明和科技进步。
我也是基于以上理由支持以色列，所以我说以色列在此次冲突中更文明、更有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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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朋友圈也有人跟我掰扯——以色列把加沙围了，断水断气，哪里“更文明”了？
我回答：相比扫射平民、斩首婴孩、强奸妇女、焚烧尸体来说，是的。
对方继续说：说的就跟他们没杀过平民一样，抢领土、抢房屋的是谁？
显然，他对巴以问题存在认知误区，但我没有跟他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因为那会耗费大量口舌，对方还不一定听得进去。
我只能再次强调：不否认这一点，但是有底线跟没底线还是很不一样的。
然后对方立马宣布了自己的“精神胜利”：都没底线，所以没啥好支持的。
对于这种结论，我只能无奈回复：你高兴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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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弟兄表达了对约翰·派博《我们要支持以色列还是巴勒斯坦》一文的批评，说这篇文章反映了信仰群体对于社会政治议题的软弱无力。
粘贴以下网址到浏览器阅读约翰·派博的文章：https://oaktreebook.com/2023/10/11/should-we-side-with-israel-or-palestine/
因为我们在面对社会政治议题时，只能通过老掉牙的教义应用作出回复。我们不知道宗教和政治“虽不可分割但应该区分”，
对世俗政治只有肤浅的理解，
自然也缺乏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因此，他的建议是：我们不能抱残守缺，而是应该多读些世俗学术的书。
我认为上述批评和建议值得重视，这里正好也插播一则广告：
本周日（10月15日）下午两点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刘平教授会有一场直播讲座。刘老师会带领我们梳理巴以冲突的历史，讲座题目是“经典文本中的以色列地与巴以冲突”。
言归正传。虽然这位弟兄的观点值得重视，但他的评判对于派博本人来说可能有失公允。毕竟，这位慕尼黑大学的博士、曾在高校任教多年、几十本书籍作者的前辈，值得我们更多学习和肯定。
上一次美国大选，派博倒是发表了自己对于两位总统候选人的看法，基本意思是：俺们只能在两个烂桃子里挑不那么烂的一个，其他的就交托仰望吧！
但是他因为没有坚定支持川普，被教内一众人等斥为“白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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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笑归玩笑，派博的文章中有一句重要的话：“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各国权利的裁定应遵循怜悯和公正的原则，而非宣称有神赋予的权利或地位。”
这句话的话后半句作出了某种限定（虽不可分割但应该区分），前半句则是关乎解决现实问题的原则。
我想派博的意思应该是——对我们来说，这个次要问题应该放在国际关系、政治学、国际法的框架中，按照人所共知的道德准则来处理。
具体怎么处理，派博没说，这不是他那篇文章的要旨。当然，我们还是期待一位威伯福斯式的政治家来发表自己的专业意见。
巴以冲突作为一个现实问题，往浅处说，涉及国际关系、政治学、国际法等议题；往深处说，涉及自然法或普遍的道德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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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眼下的危机是：越来越多人拒绝接受普遍的人性法，不再承认“人所共知的道德准则”。
不仅非西方国家开始抗拒普世价值，就是西方国家内部也开始兴起一股解构普世性的潮流。

流行的论调就是：
道德观念不过是教育和文化塑造的结果，良心不过是相对的，
压根不存在绝对的善恶是非，全在乎个人自己的认定。

后现代人士的金科玉律只有一条：“你可以做一切事，只要不伤害别人。”

但是，既然不存在客观的道德标准，为什么还坚持“不伤害别人”？
这种思潮所带来的文化破坏，其严重性绝不亚于中东的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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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国内很多人为哈马斯拍手叫好？
当然，原因很复杂。不过，你若问那些哈马斯的支持者，他们会说：“以色列人抢占了巴勒斯坦的土地，因此他们的报复是正当的。”或者如上文那位仁兄那样说：“以色列不也在杀平民吗？”
但是，他们绝不会说：“扫射平民、强奸妇女、斩首婴孩、焚烧尸体是正当的。”
他们会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来证明哈马斯行径的正当性，但他们绝不会说：“我们支持哈马斯，因为他们的做法不正当。”
也就是说：无论你支持以色列，还是支持哈马斯，至少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道德观，虽然我们在“什么事合乎道德”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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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人们厌倦了争论，开始说：哪有什么道德善恶啊？一切都是相对的，我觉得正当就正当！你觉得正当就正当！
这种观点的逻辑后果就是丛林法则、成王败寇论，“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这正是古典时代的贤哲严阵以待的问题；柏拉图竭力反驳智者学派的相对主义，根源也在此。
C. S. 路易斯在二战时期跟BBC的听众最先确认的就是这一点——存在普遍的人性法或自然法吗？因为他知道，有一场更大的战争正在掳掠人心。
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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