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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9 日晚，202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Claudia Goldin 获得这一奖项，以表彰她对促进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理解的研究，她揭示了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差异的主要驱动因素。
编辑｜Rachel、Sand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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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10 月 9 日，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Claudia Goldin 因她的研究关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角色”而获得了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荣誉使她成为历史上第三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经济学家，同时也标志着首次有一位女性独自获得了这一奖项。
评奖委员会认为，Goldin 的工作大大促进了我们对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表现的理解，为世界各地不同政策的基础理论提供了重要支持。Claudia Goldin 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她的研究成果涵盖了多个领域，特别是关于性别与劳动力市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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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及贡献
收入不平等和性别差距研究
戈尔丁的研究探讨了收入不平等和性别差距的关系。她研究了工资差异、职业选择、工作时间等因素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政策和市场机制来减少这些差距。
教育和劳动力市场
她的研究关注了教育对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和机会的影响。她研究了教育政策、职业发展和薪酬的关联，以帮助理解如何提高女性在职场中的地位。
职业选择和性别
Claudia Goldin 研究了女性在不同职业中的选择和动机。她的研究有助于揭示为什么某些领域或职业在性别上存在差距，以及如何促进更多女性参与到这些领域中。
婚姻与职业
她的研究还探讨了婚姻和职业生涯之间的关系，包括家庭和职业平衡，以及婚姻对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
经济史
Goldin 还在经济史领域有出色的研究，包括对劳动力市场、女性劳动力参与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分析。
这些研究成果使她成为了一位在性别与劳动力市场问题上有深刻洞察力的经济学家，也为改善女性在职场中的地位和机会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和政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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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
下文分享 Claudia Goldin 新著《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中的一些有意思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一百年来女性婚姻、生育和就业情况：
第一组：成家或事业有成

（1878-1897 年出生）
首组女性她们于 1900 年至 1920 年之间毕业于大学。观察她们一生的经历，可以发现她们的终生成就在所有人群中表现参差不齐。
在这一组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女性一生未婚，一半的女性没有生育或收养子女。拥有大学文凭让她们能够获得高薪工作，以维持独立生活。
然而，在那一半结婚并生育子女的女性中，很少有人从事工作。结婚后，婚姻歧视和裙带关系等社会规范和招聘规则通常会剥夺已婚女性的职业发展机会，庞大的家庭事务需求使她们难以兼顾事业和家庭。
第二组：事业优先于家庭

（1898-1923 年出生）
第二组于 1920 年至 1945 年之间毕业，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人群。这一群体的前半部分与第一组相似，婚姻率较低；但后半部分与第三组相似，婚姻率较高，首次结婚年龄较低，并育有多个子女。
当时，许多廉价的家务劳动力节省设备减少了女性在家务上的时间。经济发展大大增加了对白领和销售员等职位的需求，提高了受教育和培训的价值，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提高了女性（包括已婚妇女）的就业率和受教育回报。然而，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导致女性失业，随着大萧条的加剧，已婚女性的工作机会受到限制。
第三组：先家庭后事业

（1924-1943 年出生）
第三组女性出生年份为 1924 年至 1943 年，她们之间的相似度高于其他任何一组。这些女性展现出相似的愿望和成就，她们早早结婚，生育率很高，大学专业和首份工作也相似。
第三组女性中，90% 以上的大学毕业生结婚，而且大多数人都很早结婚。几乎所有结婚的女性都有子女。这一组女性毕业后继续工作，即便是在结婚后。
但随着子女的出生和抚养，她们中的许多人暂时离开了职场。但出于各种原因，包括生活需要和职业抱负，这些女性中的大多数人最终重返工作，尤其是从事教育和白领职位的女性，还有一些女性在毫不离开职场的情况下继续工作。
第四组：先事业后家庭

（1944-1897 年出生）

第四组女性毕业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末。这些女性显然从前辈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在婚姻、子女、职业和就业方面，第三组向第四组的转变是最显著的。
她们成年时正值“无声革命”，即避孕药的问世和推广，使年轻单身女性能够推迟结婚和生育，从而有更多时间用于事业。
第四组女性是首批追求高报酬和威望的职业，如律师、医生和高管的女性。她们渴望实现与男性同事一样的目标，包括经济独立、同事的尊重以及在自己的职业领域取得高地位。
第五组：家庭与事业兼顾

（1958-1978 年出生）

这一组女性1980年开始陆续毕业。这一组女性认识到第四组女性的问题，即推迟事业可能永远无法实现。因此，她们宣布事业不再成为家庭的绊脚石。
她们进入专业学校和研究生院，并在大学中与男性平起平坐，甚至人数上超过男性。她们延迟婚姻和生育，但生育率却大幅上升。
与第四组类似，她们利用了多种生殖技术，包括体外受精，但这些技术是用于辅助生育而非避孕。最后一组女性普遍追求家庭和事业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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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职场和家庭会是什么样的？
为什么双职工家庭不能平等地分享照顾子女的乐趣和责任？
尽管他们有这个可能，但这几乎等同于放弃现成的双份收入，这涉及到相当可观的经济损失。在将责任平均分配给夫妻双方可能会提高夫妻生活幸福度，但也可能会导致经济困难。
在传统的“贪婪的工作”结构下，男性通常成家并追求事业，因为女性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发展，投入更多时间在家庭事务上。然而，实际上，双方都被剥夺了一些东西。男性被剥夺了更多参与家庭事务的机会，而女性则被剥夺了追求事业的机会。
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首先，每对夫妻都需要独立决定，以实现更多的平等。每个伴侣都应该认识到，婚姻的幸福程度取决于双方中幸福感较低者的水平。
很久以前，我曾在班上听到一个女学生说，当时我对平等问题的理解远不如现在深刻，我问学生们关于他们未来的愿望。而她的回答是，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个与你的愿望相符的伴侣。
第二点是需要从社会和制度层面进行改革，以帮助夫妻更容易实现第一点。很明显，当“贪婪的工作”结构的回报很高时，夫妻在某种程度上会被吸引采取这种分工模式。最终，这会导致女性放弃自己的职业以更多地投入到家庭中。
那么，我们如何改变这种市场情况？
这当然更加困难，涉及到使弹性工作更容易实现的问题。自 2020 年以来，新冠大流行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为这一问题带来了一些希望。在许多方面，灵活工作的成本已经降低。
任何解决方案都需要降低灵活性的成本，也可能需要对一些工作进行重新组织。这不是零和游戏。
性别平等问题并不仅仅关乎女性。男性在工作中随叫随到，女性在家庭中也随叫随到，这对夫妻来说是不公平的。当灵活性的成本降低时，我们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实现性别平等和夫妻平等，但这需要男性更多地争取时间灵活性和对工作时间的更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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