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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命天涯》的中国奇遇记

©文/言九林 编辑：瑞秋的春天

☄ 《亡命天涯》之后，引进的第二部大片《红番区》，创下了9500万的票房；第三部大片《真实的谎言》，票房突破了1个亿——要知道，当时北京、上海的电影票价尚未超过20元，多数地区未超过10元。
1993年，对中国电影行业而言，是个转折点式的年份。该年，新的电影发行政策出台，国产故事片将不再享受“统购统销”待遇。
这意味着计划经济模式将在电影行业里坍塌。
此前，中国的整个电影产业被分为三大块：1.制片业；2.发行业；3.放映业。具体运作模式是：电影制片厂生产出来的影片，交给“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简称中影公司）统一发行。影院从全部放映收入中留下50%，余者作为“发行收入”上交至中影公司，按“3∶3∶3∶1”的比例，依次分配给制片厂、拷贝洗印厂、省以下各级发行公司、中影公司（后更改为按每个故事片拷贝10500元向制片厂支付版权费）。①
时代破冰初期，社会爆发出的对精神食粮的巨大渴求，曾带给国产电影短暂的辉煌期——1979年，全国观影人次达到了293亿的高峰，相当于每个中国人一年当中看了近30部电影。
但计划体制必然造成多数影片质量不高，与观众需求脱节。电视里的港台剧和录像厅里的港台影片，让民众有了“用脚投票”的可能。于是，甫进入80年代，国产影片的观影人数就迅速出现了萎缩。
1985年，中影公司在一份材料中无奈写道：“今年3月25~31日一个星期内，武汉市共有三个电视频道（包括转播中央台）播放六个港、外连续剧。如星期六晚上播出《射雕英雄传》四集时，该市上座较高的新华电影院晚场只有四名观众；又如今年2月在沈阳播映香港电视剧《上海滩》时，有些影院晚场因观众极少只好停演，也有的影院当映《上海滩》播放时间时观众纷纷退场。类似情况在各城市都有。”②
1990年，中国至少存在5万多家在册的录像厅，里面流转的多是无法登上荧幕的香港和欧美电影。同期，国产电影的观影人次已进入雪崩状态。1991年，全国观影人次只有144亿，较之1979年可谓腰斩；1992年下滑至105亿人次，1993年只剩下42亿人次。
观众用脚投票，已快将国产电影投死。
表格引自：司若，《中国电影大片路》，山东友谊出版社，2009，第55页。
对于这种奄奄一息的局面，1992年的《电影经济》杂志刊文如此剖析道：“电影观众已经把看电影作为一种娱乐和享受，他们绝不会从自己的腰包里掏一元钱甚至几元钱去买一堂政治教育课来上的。……电影市场之所以急剧滑坡，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和观众兴趣、电影市场的需要不对口、不对路。”③
时任广电部副部长的田聪明，也有相似的判断。他如此解释为什么要在1993年取消对国产电影的“统购统销”：“我……深深感到问题的症结就在‘统购统销’上，由此而形成经济分配上平均主义、‘大锅饭’，创作上远离生活，远离观众。……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统购统销）越来越明显地反映出它的弊病，严重地束缚着电影艺术生产力的发展，束缚着电影市场的繁荣，特别认为这种状况同目前正在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当不顺，长久下去肯定不行。”④
曾于1991年拍出经典国产影片《双旗镇刀客》的导演何平，发自内心欢迎这种变革：“我们的电影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过去观众想看什么由电影院定；电影院放什么由发行公司定；发行公司发什么由制片厂定；制片厂导演拍什么由制片厂厂长定。我们在计划经济的模式里，不研究观众，不研究市场，现在该是研究市场的时候了。”
《双旗镇刀客》海报
紧接其后被引入中国市场的，是与国人绝缘已久的“好莱坞大片”。
长期以来，中国荧幕上播放的进口影片，都是由中影公司向外商一次性买断发行放映权，平均价格约为每部两万美元。这个价格，基本只能买到海外的老片和烂片。1994年，政策首次允许中影公司每年通过票房分账的方式，进口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和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影片”。
引进国外“大片”，在中国电影行业内部引发了全面恐慌。
1994年初，北京电影学院数百名学生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抵制好莱坞”。2月20日，《戏剧电影报》刊发文章《大陆电影面临致命威胁》，公开将引进外国大片视为大陆电影的首要威胁。4月8日，部分省级电影发行公司聚在天津，联名签署了一份《关于当前电影行业机制改革几个问题的紧急呼吁》，反对引进国外大片。稍后，北京市电影发行公司又致函中央某部长，控诉引进外国大片“不利于稳定整个电影行业的军心，不利于稳定全国市场”。信中还上纲上线说道：“让美国的影片占领我们的电影市场，用中国的票款养肥外国的片商，请问，这样做的人（或公司单位）算不算新生的外国买办？”。⑤
北京电影公司在影片播映方面也拒不合作。无奈之下，中影公司只好绕过北京市电影公司，与区一级的海淀电影公司在1994年10月签订了“首部进口大片”《亡命天涯》的代理合同。
1994年《亡命天涯》大陆海报
《亡命天涯》在北京的发行很不顺利。
北京电影公司通过市文化局和海淀区政府，要求海淀区电影公司退出《亡命天涯》的发行。这种施压，一直持续到11月11日，也就是《亡命天涯》上映的前一天——当夜，市文化局的领导找到时任海淀区电影公司总经理的韩茂瑞，以“组织命令”要求其停止发行《亡命天涯》，并提出要看电影拷贝。韩谎称拷贝尚未拿到，待对方离开后，即返回公司仓库，取出全部拷贝，放入车中，自己开车在北京街头四处晃荡。
韩后来回忆说：“其实我也是被逼的，代理发行合同已经公证了，毁约要支付高额赔偿款，于是就横下一条心，逼得自己‘亡命天涯’了。……我就像地下工作者保护着秘密材料一般，心里直打鼓。” ⑥
次日清晨，韩茂瑞将车停在蓟门桥下，让影院经理们来找自己拿拷贝。当天的电影海报上，赫然写着：“改革年代，激烈争论，电影市场，风险上映。”“为了电影，为了首都的电影市场，我们问心无愧！”这样的宣传词，在中国电影史上，可谓鲜见。
《亡命天涯》剧照
韩茂瑞的“亡命天涯”，只让《亡命天涯》正常放映了7天。1994年11月18日，《亡命天涯》被禁止继续放映。据《工人日报》当年的报道，大致情形如下：“在北京，十部大片的首部美国影片《亡命天涯》……本月18日晚17时接到北京市有关部门的通知：禁止放映。……11月19日上午，首都影院售票处繁忙异常，工作人员正忙着处理《亡命天涯》一片的退票工作。18日是中影公司与各家影院签约放映7天的截止期。首都影院因此片上映情况较好，故想续签合同至22日，并且已售预售票，但18日晚7时接到北京市文化局和北京电影公司的通知：禁止上映。” ⑦
此番风波，造成了很不好的舆论影响。《光明日报》当年的“内参”如此写道：“现在，北京在最初阶段就积极参与10部影片引进工作的电影发行放映工作者，人人愤愤不平；外国驻京记者把在北京发生的这件事，作为‘中国官方干预外国影片放映’的实例，向世界各国传播。并纷纷挂电话到广电部电影局，及北京一些影院，进一步询问‘内情’；海外卫视中文台不顾事实真相，公开报道说：‘《亡命天涯》被中国封杀’……”⑧
最终，《亡命天涯》在北京只取得了区区220万元的票房收入。不过，该影片在全国的最终票房仍高达2500万元——可供对比的是，1994年，17家电影制片厂共计发行了93部新故事片，这些国产电影的收入全部加起来，“仅略有盈余49.4万元”。⑨
《亡命天涯》之后，引进的第二部大片《红番区》，创下了9500万的票房；第三部大片《真实的谎言》，票房突破了1个亿——要知道，当时北京、上海的电影票价尚未超过20元，多数地区未超过10元。
尽管反对者仍在高呼进口大片“跟当年鸦片进中国一样，是很令人恐怖的”⑩，那些自电影院走出来的观众，却在感慨：“中国长达40年的进口过时、低档次廉价电影的历史，终于过去了。”在看电影这件事情上，他们不再是落后于时代的“二等公民”。
1995年《开放》杂志关于国人看电影不再做“二等公民”的报道
注释 ①萨本敦，《田聪明：中国电影改革的破冰之人》，《中华儿女》2011年第18期。②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京、津、沪等十一个城市1985年上半年电影市场情况》，收录于：《中国电影年鉴 1986》。③黄德佃，《试谈电影发展的过渡时期》，《电影经济》1992年第6期。转引自：饶曙光，《中国类型电影历史现状与未来》，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第118页。④田聪明，《抓住机遇　深化改革　迎接挑战》，1992年12月20日晚的讲话。收录于：《中国电影年鉴 1993》，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第08页。⑤饶曙光，《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第464页。⑥杨林，《引进首部大片始末》，《新京报》2008年12月19日。⑦王冬梅，《国外引进片：能顺利走进中国影院吗？》，工人日报1994年11月27日第7版。⑧李家杰，《＜亡命天涯＞为何单在这里停映》，光明日报“内参”1994年12月9日。收录于：《新闻并非易碎品 1979-2015》，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第572页。⑨罗棣珍，《1994年国产故事片发行盈亏情况》，收录于：《中国电影年鉴 1995》，第169~170页。⑩《义和团病的呻吟》，《读书》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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