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北京，残障乘客代表体验无障碍设施及服务。视觉中国供图
作者｜ 郭玉洁
编辑｜ 杨杰
一个多月前，我被医生告知，右脚外踝的韧带断了。这是一家全国知名医院的运动医学门诊，医生的双手一掰一拉，这只脚就像抽屉一样，显现出可错开的两节。“如果没断，不会这么松。”检查完他说。他在电脑上敲字，说先做康复训练，两个月后复查，判断是否手术。我坐在这位和煦的医生面前，一肚子疑惑，却什么也问不出来。离开诊室的时候，我一步三回头。脚踝韧带不可再生，断了长不回来。短短两分钟过去，我就不再是一个“健全人”了吗？
7月底，我出差时在一段布满碎石子的山路上崴了脚。因为左脚受过伤，我自认为做了教科书级的处理，抬高、冰敷、制动、拍片子。两周后脚消肿了，我遵当时的医嘱开始走路，但走着走着却感觉像有几根绳子绑在脚踝上、但又没绑好似的，患处又开始肿痛。
走出诊室，我在医院过道的椅子上呆坐，把没问出的问题全输进社交媒体的搜索框。有人说，脚踝韧带断了，如果保守治疗，再也不能剧烈运动，打羽毛球也包含在内。有人说，做了手术也还是不敢剧烈运动。有医生在科普视频里蹙着眉头缓缓说：“断了就是断了，你想要让它像以前一样，基本不可能。”
排山倒海的信息让我至少明白了一件事，在一段时间里，我要接受我是一个行走功能障碍者，而能恢复到什么程度，没有定数。我打开买票软件，看着第二天一早去四川出差的机票，这是我想做了一年的选题，一张盖好章的采访函还放在工位上，等着我去拿。我点击了退票键。
这原本是雄心勃勃的一年。我25岁，毕业两年，今年我有许多计划，我想尽可能多地出差，我想赚钱，想花钱，想去看很多演唱会，想认识新朋友，我有很多选题想做。作为记者，我一直认为，没有什么路是我“走不了”的，我要走很多难走的、泥泞的、崎岖的山路坡路。我还没跑过一次真正有挑战的突发现场，我还没有学我喜欢的古典舞。同事看到一片绿茵场，兴奋地问那里是不是能玩飞盘？“我们可以一起去”。我没说话，想到这样的场景：朋友们去爬山、徒步、打羽毛球、玩飞盘，我都要站在一边旁观，对他们说“我不行”。
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我不行”三个字太难接受了。我读小学的时候，学校教学楼的最中央写着三个大字：“我能行！”周一升完国旗后，老师甚至会带着我们喊“我能行”！当时的教育者们相信，这能培养我们的自信，让我们成长为积极的、善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人。
过去的一个多月，我一遍遍在讲“我不行”。起初我对于这种“无能”感到羞耻和愤怒。爸爸来北京看我，带了一个大南瓜，太重了，我抬不到厨房去，看着它在客厅里一天天变坏。想扔下楼？我不行。北京天空出现了美丽晚霞，同事说她“火速冲出去看”，发来金灿灿的照片，“火速冲”三个字以及那一瞬间的自由，莫名其妙地刺痛了我。
人只有在某个部位出问题的时候才意识到它存在。受伤后，我最“气急败坏”的一个瞬间是，打车去医院拍核磁共振，眼看着车马上到了，却怎么也找不到身份证。我的房间只有9平方米，身份证就在房间某个储物的角落，但是我没有能力踮脚、下蹲、伸着胳膊去找，“拔剑四顾心茫然”，最后也没找到。
在办公室，遇到阻力较大的玻璃门，我站在后面，让同事来推。路遇扶梯，我要站在后面，先把伤脚抬起来，站3秒，再找准时机踩上去。我发现旋转门是友善的发明，只是最好转得更慢一些。在路上，看到行人一个个超过我，我感到烦躁，我会不由自主地观察行人的脚踝——这些健康有力、仿若不存在的脚踝真是让人嫉妒啊。走在路上，我问朋友，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地不平？它是倾斜的。他答没有。因为这只脆弱的脚，我才有如此细微的觉察力，地是不平的，砖路是不好走的，光滑美丽洁白的大理石地面是危险的。
以前，我对于城市里存在的“无障碍设施”视而不见，以为“无障碍”仨字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虚伪的声明。现在，我出门找“无障碍电梯”“无障碍厕所”，对一些建筑门前美丽壮观的大阶梯皱起眉头，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考虑残障者如何进入？我喜欢那些蹲厕旁的扶手，好像发现新大陆似地感叹：“原来是这样的用处。”
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运动医学门诊，我大受安慰，在塞满了拐杖、轮椅和跛脚之人的电梯里，电梯员热络安排着大家进入电梯的顺序，并提醒：电梯开门慢点出，别挤到别人的脚——这里竟然全是和我一样的“弱势群体”，真是一个舒适、充满体贴和善意的地方啊。而街道上，全是风驰电掣的电动车和嫌弃人走得不快焦躁鸣笛的司机。
像这只受伤的脚一样，弱者对社会的不公与问题极敏感。我采访过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院长叶敬忠，他有一篇著名的毕业致辞，题为《像弱者一样感受世界》。演讲中他引用了罗伯特·钱伯斯《农村发展：以末为先》中的话，“要尽可能把自己看得不重要，要尽可能像弱者或穷人那样感受世界！”叶敬忠说：“人们其实根本不可能，真正体悟到弱者的生活现实和心理世界。因此，我们更加需要保持一种态度，也就是要尝试像弱者一样感受世界。”
我的脚步变慢了，看到另一个世界，也感叹于以往的无知。过去，看到走路蹒跚的老人，竟然以为“老人”本就是这样的，好像人老了，腿脚就自动不好用了。现在我才意识到，每个老人都曾经有轻松矫健的腿脚，是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伤或某一个病，让他们变成了这样。他们的身体，是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工作中，被一些很具体的东西损耗的。或许以后我终于能“看见”他们的腿和脚，我会问一个老人，您的腿脚怎么了？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走路的呢？
我以前采访过一位滑雪运动员，他经历过大小伤病，“两只手都断过”“肺部两次摔伤”。我很惊讶，之前，居然轻易地就把这些话写出来了。现在我才想到，每一次伤对他来说都是新的、每一次伤都是重的。可我竟没有问过：你每一次受伤是怎么疼？哪里疼？什么功能受限？滑雪用到这个关节、这个韧带的时候，你还敢使劲吗？
我比以前更敬佩那些受伤后重返赛场、重新站在人类运动之巅的运动员。我重看刘翔退役仪式，重新理解他含着眼泪说“我从来没有退缩过、逃避过、害怕过”的含义。花样滑冰运动员隋文静双脚韧带断裂过，甚至“右脚的软骨已经在多次手术后被全部剔除”，漫长康复后，她还获得了世界冠军，这对我来说不再只是一个俗套的“励志故事”。我想到，更多的运动员，在被公众看到之前，就在某一次跳跃、旋转或奔跑中，损伤了身体，影响了运动能力，他们是如何面对的呢？我更想写写这些人的故事，写写希望的落空、身体损耗之不可逆、人如何和自己的“无能”和解。
我重新去看患上腰椎间盘突出的同事写的稿件，看到她说，伤后，她拿洗衣机里的衣服时，得先把一侧腿跪下。她还买了一根80厘米长的垃圾夹，可以在不弯腰的情况下捡起掉落在地上的东西。“垃圾夹不在身边时，事情就变得艰辛起来。”
我突然意识到，我对曾经采访过的“弱势群体”，并不是理解，而是“同情”。理解中有对他处境的全面了解，包含敬佩。当我像弱者一样感受世界，我看到的不光是“不能”，还有“能”，即弱者是如何适应这个世界、如何找到自己的“垃圾夹”。一个人带着自己的缺陷生活，生发出了多少忍耐，多少智慧。
当我为自己以后或许“不能做到”的事沮丧的时候，我的朋友告诉我，你是要做一个“记者”还是一个“记录者”？前者仅仅是一个职业身份，后者却包含了更宽广的内容，一个用自己真实的生命体验与他人交流的人。对于一个真诚的记录者，生命中没有什么体验是多余的，他应该从体验中找到同理心，用它去理解相似处境的人们。只有这样，面对采访对象的时候，你才能说，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录音、转写的机器，是一个真正看见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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