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今天人们对巴以冲突，要么去谴责以色列，要么谴责巴勒斯坦（这方面尤其多，况且貌似占据文明道德的制高点），但是他们回避了一个现实：巴以两个民族的冲突完全是外部势力人为制造的，强加给两个民族的。所以，这两个民族终归都是受害者，真正该受谴责的是制造了这场看不见尽头的暴力悲剧的西方诸国们，任何回避了问题的本源的道德评判，都是无意义的。
而西方诸国中谁是巴以悲剧的制造者呢？曰美国、曰英国、曰德国、曰俄罗斯。其中英国是犹太复国运动最早支持者，美国是当代巴以冲突背后操作手之一，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清洗是犹太人建国的最直接原因，俄国—苏联的影响则最持久、角色最复杂，本文就探讨一下巴以问题形成中俄国—苏联因素的影响。
（2）众所周知现代巴以问题的根源是犹太复国运动以及以色列的建立，那么犹太复国运动怎么产生的呢？还要从沙皇俄国的反犹政策谈起。
沙俄作为欧洲的“边缘”地带，本来没有成规模的犹太社团，但是17-18世纪沙俄吞并了当时犹太人口中心波兰-立陶宛联邦王国（包括现在的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大部分领土，因此，在18世纪晚期以后成为全球犹太人最多的国家。估计19世纪下半叶，全球约有1000万犹太人，而一半以上人口生活在沙皇统治之下。
沙皇一开始对犹太人还是比较宽容，但是随着领土内的犹太人越来越多，与其他欧洲统治者一样患上了严重的“恐犹症”。1791年，叶卡捷琳娜女皇将犹太人聚集在“栅栏区”（Pale of Settlement），是为纳粹帝国统治下“隔都”的前身，犹太人不可随便越过栅栏区谋生，据1897年帝国人口普查，93.5%的犹太人系栅栏区内的半自由民，仅有6.5%的自由民。
(俄罗斯帝国时期犹太人聚居省份）
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死于刺杀，社会上流传一种谣言，认为这是犹太人所为。而继任者亚历山大三世，早年受教于著名保守主义者、反犹主义者莫斯科大学法学院教授波别多诺斯采夫，此人认为民主是英法发明的毒药，还认为犹太人是帝国的寄生虫，“他们接管了一切、腐蚀了一切”，提出了处理犹太人的三三制原则“三分之一杀掉、三分之一同化、三分之一驱逐”。
亚历山大三世受他的老师的影响，继位之后就废除其父的政治改革措施，并且默许全国反犹主义的发展泛滥。1881年全国上下发起对犹太人的暴力运动，仅在南方波尔塔瓦和契尔尼戈夫两省死亡人数就超过2000多人。第二年亚历山大三世发布《五月敕令》，禁止犹太人抵押贷款或购买房产，加强了对犹太人的出行限制，解雇政府中的犹太官员，不发给养老金（除非他们皈依东正教），禁止犹太人随意从事法律行业，禁止犹太人进入军校或者学术学院。
（Mykola Pymonenko名画《狂热主义的受害者》，显示19世纪末乌克兰地区犹太人的悲惨生活）
此后对犹太人的随意迫害持续到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俄罗斯帝国一有风吹草动，就把矛头指向犹太人，又先后发生了基希讷乌大屠杀、敖德萨大屠杀等。比如1905年很多人把日俄战争失败的愤怒发泄到犹太人身上，仅仅1905年10月乌克兰境内对犹太人的杀戮就超过1500多人。这么随意欺负弱者，作为俄罗斯人的革命领袖列宁都感到异常义愤填膺，日后写下了《论残害犹太人的大暴行》。
（3）这时候，俄国犹太人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本族群的前景。一批犹太人开始从事共产主义运动，他们认为应该打破国家机器的枷锁，建设一个没有国家的全球大同社会。这批犹太共产主义者相当有实力，日后布尔什维克党很多领袖都是犹太人，比如托洛茨基、卡冈诺维奇、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维尔德洛夫等（日后支援中国革命的国际主义战士，犹太人也是最多，比如爱泼斯坦、罗生特、汉斯·米勒等）。
另一批则受欧洲近代民族主义影响，越发把犹太人从一个宗教信仰群体，开始认为是一个民族，既然是民族就应该建立自己的国家，犹太复国运动就此产生了。这批人的代表是敖德萨犹太医生平斯克（Leon Pinsker），他于1882年发表了《自我的解放》，是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诞生的标志。
在平斯克的带领下，东欧各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于1884年召开了第一次集会，有32人参加，其中22人来自俄罗斯。这次会议提出全世界犹太人应该回归上帝“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巴勒斯坦地区建立国家，并且专门成立了一个名为Agudat Montefior（大意为“兄弟互助会”）的机构，用来组织和资助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区移民。
 （第一次犹太复国团体会议的俄罗斯代表）
于是，一场回归巴勒斯坦的“热爱圣山运动”(Hibbat Zion)逐渐在俄罗斯犹太人中间兴起，又被称之为“阿利亚”（Aliyah，希伯来语登陆之意，引申为回归）运动。这时候巴勒斯坦地区残留的犹太人不足1万，跟50万穆斯林来说是绝对少数，但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经过两次阿利亚运动高潮，一共有将近8万人移居巴勒斯坦，最终大约有4.5万人留下来，颇具规模的犹太社区开始形成了。这批移民中很多日后成为以色列开国中坚力量，其中包括首任总理本-古里安。
（在巴勒斯坦登岸的犹太移民们以及他们的移民生活）
（4）平斯克发动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欧洲西部犹太知识分子也加入，1897年第一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First World Zionist Congress）在巴塞尔召开，会上通过了复国具体落实方案《巴塞尔纲领》，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行动被协调起来了。
这时英国作为相对文明的帝国主义国家，开始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不过英国支持犹太人，不仅仅处于这个国家相对尊重人权，另一方面，更也有它的小算盘：一个是，俄罗斯对犹太人迫害越来越严重，英国人担心俄籍犹太人往英国移民太多，会影响英国的稳定，英国为了劝返这些俄国犹太人，甚至不惜自黑，让一些本国犹太人现身说法说英国不适合犹太人发展，一次性就劝返过5万多人，但是这样天天防着也不是办法，干脆不如在遥远的地方给犹太人划定一片定居地，这样英国也清静；二是英国这时候在中东和非洲又获得了很多殖民地，也急需要一个帮手去经营这些地方，不然天天靠政府补贴养军队也不是办法，显然善于经商、吃苦耐劳的犹太人是最好选择。
最终在亲英犹太领袖魏茨曼（后来的以色列开国总统）等人数十年坚持不懈的游说下， 1917年英国政府发表了《贝尔福宣言》，宣言称“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不过宣言也强调“必须明白理解，绝不应使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团体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受到损害”，不管怎样，《贝尔福宣言》是犹太复国主义成功的关键一步。
《贝尔福宣言》发表后，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地区终于合法化，并且有了官方保护，不再受本地官员或部落随意骚扰了。但是去哪里动员人口来到这不毛之地呢？这时候，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由于犹太人很多是商人有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属于“反动阶级”，是阶级镇压的对象，因此，又产生一波犹太人流亡潮，这些人一部分进入巴勒斯坦地区，是为第三波阿利亚运动（其中包括以色列唯一女总理梅厄夫人，她出生于基辅）。到二战爆发前，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已经增长到45万，达到总人口三分之一左右。
（以色列铁娘子梅厄夫人，出生于基辅，1921年到达巴勒斯坦）
第三波阿利亚运动移民不像过去都是乌克兰农民，这一波财富和文化水平大大提高，因此犹太社团的经济实力和文化教育水平快速提高。精明的犹太人懂得只有大量占有土地才能获得生存繁衍下来的机会，这些自带财产的犹太人（当然也获得了罗斯柴尔德等犹太富商的资助），开始向本地阿拉伯地主疯狂购买土地。到1941年，犹太社团拥有的土地已经超过165万Dunam（中东面积计量单位），约合250万亩，占巴勒斯坦地区土地的7%，但是这些都是该地区最肥沃的土地。
同时，善于经营的犹太人更全方位控制了巴勒斯坦地区的金融、贸易、商业。因此，尽管这时候穆斯林还是多数，但是遍地开花的犹太人伊舒夫（Yishuv，定居点之意）逐渐形成了对巴勒斯坦地区的全方位统治权，事实上到二战爆发前就已经具备建国的基础了，而这其中发挥主力军作用的是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犹太人。
(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了很多乌托邦式的互助社区）
（5）不过从1880年年代到1940年代，犹太复国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是那些俄裔犹太人，从帝俄政府（主要是宗教上的反犹）到苏联政府（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民族不平等），它们一概对此事反对态度。然而，历史的有趣之处在于经常会有一反常态180度转弯的事情出现，我们且成为“逆转定律”，这种逆转定律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事件上出现了。
二战结束后，纳粹迫害犹太罪行举世震惊，同时如何处理犹太问题再次成为国际焦点：一是整个欧洲约有150万犹太难民（主要集中在美占区和苏占区），他们的财产、住房在战争中被洗劫一空，怎么安置是一个难题；二是犹太人在战争中所遭受的大屠杀表明，任何一个欧洲政府，哪怕是民主法治政府也不能避免犹太人遭受种族主义的迫害，是否真的应该顺应犹太人的诉求，成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
当时，全球犹太社团的期待是将欧洲难民安置到巴勒斯坦，并且以此为契机建国。但是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者英国，在中东的殖民秩序已经摇摇欲坠，他们极其害怕激怒阿拉伯人引发动荡，所以继续捍卫1939年的《麦克唐纳白皮书》（实质是对《贝尔福宣言》的背叛），拒绝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地区，拒绝成立犹太人国家。
但是，此时苏联突然转对犹太复国主义社团友好起来，促使这种转变的因素是什么呢？
第一，欧洲犹太难民主要集中在东欧的苏联占领区，巴勒斯坦如果能收留他们，可以减轻苏联的负担，并且这些犹太人多数是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是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欢迎的人，所以，亟需把他们礼送出境“净化社会”。
第二，自从十月革命后，俄罗斯人就丧失了对中东的影响力，作为精明地缘政治大师的俄罗斯人清楚看到未来阿拉伯人和以色列冲突会是终结现有的中东秩序，是重返中东的千载难逢战略机遇。
第三，从意识形态上讲，犹太人社团成功游说苏联，证明他们的移民基布兹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当时阿拉伯国家还是坚持政教合一，苏联政府认为与犹太人的意识形态分歧更小，未来犹太国更有争取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机会。
所以，美苏罕见地对以色列建国问题上达成了一致，1947年联合国181号决议表决中，苏联控制的5个表决议席（苏联、白俄罗斯、乌克兰、捷克、波兰），全部投了赞成票。1948年5月14日，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独立后，第三天苏联就发表正式外交承认声明，成为第一个与以色列建交的国家。
（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建国）
在联合国通过181号决议的同时，还通过了对整个巴勒斯坦地区武器禁运的决议，即禁止向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任何一方出售武器，以避免该地区爆发战争。这时候巴勒斯坦地区犹太社团仅有1万余支步枪、1 900 支冲锋枪、489万发子弹，没有任何重武器，总军事力量仅相当于一个旅的民兵组织。巴勒斯坦阿拉伯部落背后则是埃及、约旦、叙利亚等国家的支持，而他们不受武器禁运影响，因此，没有抵抗能力的犹太人完全有可能被扼杀。
这时候无论美国还是英国都严格遵守武器禁运协议，苏联成为以色列进行军事援助的主要来源。从1947年底到1948年5月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前，以色列先后通过苏联控制下的捷克，先后采购近1亿发子弹，24500支步枪、9600挺各类机枪、26辆坦克、108架各类飞机，以色列的轻型军事装备比之前扩充20倍以上，并且拥有了重武器。此外，捷克在苏联授意下，还为以色列培养了1个旅的战斗人员（以上资料参见宋永成等《苏联集团对以色列建国的军事援助问题再探讨》），这一切都成为以色列打赢立国之战的基础。
(以苏友好宣传画）
对此，以色列开国领导人梅厄夫人称：“在独立战争的头6个星期内，我们主要依靠（虽不是完全）哈加纳在东欧买到的炮弹、机枪、大炮、弹药甚至飞机。那时连美国也宣布对中东禁止出售和运送武器。苏联承认以色列国对我们有巨大意义。”（《梅厄夫人自传》第217页）后来出任总理的拉宾也毫不讳言: “不论以色列有什么账要跟苏联算，在建国功劳簿上一定要用大号字写上一条，那就是: 如果没有捷克按照苏联旨意提供的武器，我们是否能够打赢这场独立战争是值得怀疑的”。（《以色列总理拉宾》，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第40页）
显然日后从第二次中东战争到第五次中东战争的事实证明苏联（当然还有美国）的战略目的都达到了，美苏成功取代英法老殖民帝国，成为这个地区最大的影响势力。中东诸国为了获得对以色列战争的胜利，不断在美苏之间改换门庭，今日乞美援、明日乞苏援，两国赚足了石油财和战争财。根据1990年的3月1日的苏联《消息报》披露，截至1989年11月1日，阿以冲突参与方欠苏联债务分别是：叙利亚115.2亿美元、伊拉克94.7亿美元、埃及17.1亿美元、约旦4.3亿美元（《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0年第3期），这相当于当年叙利亚GDP的116%、伊拉克GDP的18.3%，美国的战争收益更应该远超如此。
所以，通过俄国-苏联在巴勒斯坦问题中的角色，我们就可以更清晰看清巴勒斯坦问题的本质：西方列国在本国迫害犹太人，制造出所谓的“犹太问题”，然后打着同情弱小民族的幌子，支持犹太人建国，把欧洲的犹太问题强行转移到巴勒斯坦地区，在这里制造民族宗教冲突，再不断坐收地缘政治红利。
到头来阿以冲突是表，大国政治暗算是里，而为之买单的是巴以双方及周边国家的人民。即便是作为“胜利者”的犹太人，他们在整个犹太问题和巴以问题产生发展史上，也终究是一个牺牲品而已，只不过聪明的犹太人有筹码可以和西方列强进行交易，在其他地方获得报酬，而完全与现代文明不沾边的巴勒斯坦阿拉伯部落民则完全就是一个受害者了（虽然它也是施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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