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9日晚，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该奖项授予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以表彰她对促进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理解的研究。她揭示了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差异的主要驱动因素。
戈尔丁先后担任普林斯顿大学助理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副教授、教授，并在1990年加入哈佛大学，成为哈佛大学经济系首位终身教授。
戈尔丁首次全面梳理了几个世纪以来女性的收入和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她的研究揭示了这些变化的原因，如服务业发展、女性受教育水平、性别职业隔离，等等。
戈尔丁发现，避孕药与生育在这里面发挥了重要的影响：避孕药的发明与推广为（女性的）职业规划提供了新的机会；性别收入差异存在于从事同一职业的男性和女性之间，并且主要是由于家庭中第一个孩子的出生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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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迪娅·戈尔丁的研究与“译文纪实”系列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女性贫困》的主题有诸多契合之处。
《女性贫困》系日本NHK特别节目录制组制作的《看不见明天——越来越严重的年轻女性之贫困》等节目集结而成，重点关注日本的女性与儿童贫困、单亲母子家庭及贫困的代际传递等等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向读者们展示了大量令人扼腕的真实案例之后，《女性贫困》在最后设置了一个特别的章节：《女性贫困，让数据说话》，当我们从社会里把一个个具体的人抽离开，变成一张张冰冷的图表，残酷的现实会显得更加触目惊心。
这个章节所展示的内容，正如克劳迪娅·戈尔丁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女性收入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背后牵扯着劳动力、人口、教育、婚姻，乃至民族的下一代。它很重要，值得诺贝尔奖，也值得我们反复阅读、思索、讨论。
女性贫困，让数据说话
本文节选自上海译文出版社《女性贫困》

[日]NHK特别节目录制组 合著  李颖 译
01
客观展示
“年轻女性贫困”的状态
贫困正在向年轻女性蔓延，采访组的这一感受与援助低收入者的相关人士说法一致。但是多数人的认识都只停留在“我觉得是这样”“常听人这样说”这种水平，并没有统计数据为证。还有，从援助团体的咨询数量来推测，也很难保证它们是否准确地反映了社会整体状况。为了支持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必须以强有力的证据反驳那些宣称“贫困女性并不是现在才有，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说法。为此，我们独家做出统计分析，客观地展示了“蔓延到年轻女性的贫困”这个事态，并给出明确的描述，这与采访贫困现场一样，是采访组的课题之一。
进行上述统计，我们参考了2011年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社会保障应用分析研究部阿部彩部长的分析数据。该数据以2007年厚生劳动省发布的“国民生活基础调查”的统计结果为根据。在二十岁到六十四岁，即所谓的“劳动人口”中，独自一人生活的女性占32.1%、三人中竟然有一人陷入贫困状态。此外，孩子未成年的单亲母子家庭57.6%属于贫困状态，贫困集中在靠女性挣钱养家的家庭。这个数据是基于七年前的调查结果，而且未必是以年轻女性为重点调查对象，然而对于用来推测支撑未来社会的年轻女性的实际状况已经绰绰有余了。
02
年轻女性合同工
80%在贫困线以下
就这样采访组开始了分析调查工作。虽然简单概括为展示年轻女性的真实状况，但是其中各种因素错综复杂，如雇用状态和收入的关系等。而且这种真实情况必须按时间追溯，否则就描绘不出包含背景在内的准确图景。比较研究国家的各种调查资料后，采访组决定将总务省发布的《就业构造基本调查》作为基础资料。
因为这份调查报告几乎网罗了我们所需要的所有调查项目，如男女分开调查、学历和雇用状态等，而且每五年进行一次，具有方便按时间顺序进行对比等多种优点。
那么“贫困”的定义是什么呢？前面提到的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分析中，“贫困”的定义采用了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相对贫困率这个概念。这是指从家庭收入中扣除税金和社会保障金，算出家庭中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即可自由使用的金额。
将这些金额依次从低到高排列，以正好在中间的人群的收入为标准，收入不及此一半的人所占的比率即为相对贫困率。用文字解释起来很麻烦，简单地说就是“社会上生活水准不及标准收入一半的人的比例”。
这个金额每年都在变动，2006年的国民基础调查将年收入114万日元、2009年的调查将年收入112万日元作为贫困的分界线（也叫做“贫困线”）。顺便说一下，据厚生劳动省2009年的调查，日本的相对贫困率为16%，大约六户家庭中就有一户处于贫困状态（图表1）。
国际上也采用这个定义，所以具有说服力，但缺点是每年的贫困线都在变动，比较起来很难，也不容易理解。因此我们决定设置一个接近普通人感觉的标准。我们参考的是2013年1月社会保障审议会公布的《关于生活困窘者的生活援助方式的特别部会报告书》和在此半年前厚生劳动省公布的《生活支援战略中间报告书》。这份中间报告书将“年收入未满200万”的家庭定位为“有沦为低保危险的经济困窘者”。
为此，在这次分析中，我们将“年收入未满200万日元”定义为“困窘”，与“贫困”区别使用。
设定这些前提条件后，首先我们开始的是非正式雇用的年轻女性实际情况调查。“年轻”的定义中也包括未成年女性，因此我们参考了国家的各种调查研究，决定将它设置为“十五岁到三十四岁之间的女性”。
分析的结果如下：最新的《2012年就业结构基本调查》显示，全国非正式雇用的女性有3,546,900人。其中年收入未满200万日元的竟然达到2,889,600人。从个人收入来看，81.47%的非正式雇用年轻女性属于“困窘”状态，这个人数当中也包括不是户主的人，因此未必所有人都只靠这点收入生活。但是大多数非正式雇用的年轻女性处于收入极低的位置，这一事实没有改变。这个结果超乎采访组的想象（图表2—1）。
为什么这么低水平的就业会蔓延呢？按时间顺序来看这个比例，从1987年的97.75%以后，困窘水平的比例有逐渐降低的倾向，似乎情况有所好转。然而实际数值却反映出了相反的状况。年收入未满200万日元的非正式雇用的年轻女性，1987 年是134 万人，而1997 年是220 万人，2012 年则上升到了289 万人。更让采访者瞠目结舌的是这些女性的职业。最新的2012年统计显示，其中2,608,600人从事服务行业，而且这种倾向从1987年以来一直没有改变。也就是说，服务行业拉升了年轻女性的非正式雇用总数，同时不断创造出低水平的就业岗位，从统计中可以明确解读出这种真相（图表2—2）。
03
合同工普遍化
与男女工资差别
合同工普遍化导致收入低下的问题以前也反复被指出。它的整体情况是什么样呢？这个答案也可以从就业构造基本调查中找出。从劳动者整体的就业形态来看，据1992年的调查，合同工所占的比例是21.7%，基本上是5∶1。然而劳动法改革后，其比例不断攀升，2012年达到38.2%，直逼40%。
这种倾向在年轻女性身上也很明显。1992年所占比例为24.9%，与整体劳动者处于同一水平；而2002年却增至44.3%，2012年则猛增到47%，二十年间几乎翻了一倍。年轻男性虽然也不例外，从1992年的10.5%增加到2012年的25.3%，但所占比例与女性相比有很大差距（图表3）。
此外还有男女工资差别问题。厚生劳动省进行的《2013年薪资构造基本统计调查》显示，男性合同工的平均工资是216,900日元，而女性为173,900日元。同样是合同工，女性的工资仅为男性的80%左右（图表4）。
熟悉男女工资差异问题的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芝加哥大学教授山口一男2005年进行了一项工资构造基本统计调查，以此为标准加以分析，也可以发现无论是哪种雇用形式，女性的工资都比男性低。将男性工资都设为1，那么全职合同工女性的工资为0.786，短时工为0.887。而且山口教授注意到，正式女员工的工资仅为0.698，远远低于男性。就其背景，他指出：“我国人才利用的不合理性，不是因为长期雇用、按年龄涨工资等日本的雇用惯例不合理，而是人才活用都是以此为前提，具有片面性。”也就是说，“女性不能长期工作，无法作为人才灵活运用”这种想法根深蒂固，正是日本的这种企业文化催生了男女工资差异（图表5）。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OECD在《经济展望报告2013》中比较了主要成员国家的名义工资（货币工资）推移。根据该报告，1995年的名义工资为100的话，2012年的工资美国为180.8、欧盟为149.3，都是一路上涨；而日本反而是持续下降，2012年为87.0，与欧美相比工资下降趋势显著。在发达国家中抑制工资实属罕见，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合同工的增加和难以缩小的男女工资差距。由此可见，正是日本雇用形式的变化与对任用女性比较消极的日本企业文化，将年轻女性推向了低收入的深渊（图表6）。
04
高学历人口不断增加
助学金偿还负担沉重
本次节目播出一年前，即2013 年5 月，电视和报纸等各种媒体争相报道了关于女性的一则新闻。据文部科学省和厚生劳动省的调查，2013 年3月毕业的有意就业的大学生中，女性就业率（包括内定者）为94.7%，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1个百分点；而男性则下降了1.3个百分点，为93.2%。五年来首次女性的就业率超过了男性。女性希望就业率也达到79.7%，刷新了过去的最高纪录，被认为是劳动意愿增加的表现。
然而，看过《学校基本调查》之后就会发现，拍手称快还为时尚早。同样是2013年3月毕业的大学生，男女的整体就业率为67.3%，连续增长了三年。但是，合同工和派遣职工（非正式）占4.1%，零工（临时性工作）也占3%，即以合同工身份工作的人占整体毕业生的7.1%。此外，合同工以及既没有就业也没有升学的人共计115 000人，占整体的20%。也就是说，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大学毕业后找不到稳定的工作，这种倾向男女都有（图表7）。
这种情况给年轻女性周围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在《就业构造基本调查》的分析中也显而易见。处于贫困状态、年收入未满200万日元的年轻女性合同工，按照学历来看，“高中毕业”从1997年的708 000人猛增到2002年的1 172 400以后一直居高不下，2012年达到1 100 700人。与此相比，“大学、研究生毕业”的人数，1987年为66 000人，此后逐年增加，1997年突破10万人大关，达到114 000人。最近的2012年已达到362 800人，二十五年间竟然增加了五倍以上。不得已陷入贫困的年轻女性合同工中，高学历化的现象非常严重（图表8）。
大学毕业也未必能找到稳定的工作。这一现实衍生了另一个问题，即拖欠助学金。据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公布的数据，2012 年拖欠助学金的女性中，合同工比例为33.1%，明显高出男性的24.5%。虽然因统计方法不同，不能进行直接比较，但是从2007 年公布数据以来，欠款不还的女性中，合同工的比例一直高于男性。
此外，从这些人的年收入来看，“没有收入”的占27.2%（男性为10.5%）、“不到100 万日元”的占25.0%（男性14.9%）、“100万到200万日元之间”的占27.0%（男性为24.3%）。因经济原因而领取助学金的年轻女性，即使从大学或者专科学校毕业了也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反而为偿还助学金而苦恼。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在我们采访过的女孩中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原本是为了摆脱困苦的生活才贷款500多万日元的助学金上大学，结果毕业后无法找到稳定的工作，还债反而成了负担，给生活带来沉重的打击（图表9—1、9—2）。
05
“不结婚”和“无法结婚”的背后
是男性贫困问题
很久以前就有人指出：随着女性走入社会，未婚率和晚婚率都在增加。总务省实施的2010年国情调查表明，不同年龄段的男女未婚率在逐年加剧，25到29岁男女中，未婚比例分别达到男性71.8%、女性60.3%；30到34岁男女中，男性为47.3%、女性为34.5%。跟1980年相比，25到29岁的女性未婚率增加了一倍以上（1980年为24%），证明了未婚和晚婚正在急速扩大的现状（图表10）。
然而将未婚和晚婚原因单纯地归咎于女性走向社会有点过于武断。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每五年举行一次的《出生动向基本调查》显示，在2010年，当问到18到34岁未婚男女的结婚意愿时，回答早晚想结婚的男女比例分别达到86.3%和89.4%；表示想在一年内结婚的未婚者男女比例分别是43.3%、53.2%。与以往的同类调查相比，推迟结婚的念头稍微有所改变（图表11—1）。
那么，是什么妨碍了结婚呢？该调查询问有结婚意愿的人若是在一年内结婚有什么障碍，回答最多的都是“结婚资金”（男性43.5%、女性41.5%），均占这次调查的最高比例（图表11—2）。
一方面，关于单身理由，“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没有感到必要性”“不想失去自由和舒适的生活”等回答占大多数；另一方面，回答“结婚资金不够”的比例，与过去的同类调查相比，男女都有上升倾向。由此可见，经济上的原因给未婚和晚婚都带来了影响（图表11—3）。
此外，该调查还将认为“结婚有好处”的未婚者比例，按照职业来分类，从而显示出一个令人担忧的结果。从此数据可以看出，“正式职工”中男女比例都很高，与此相比，“短时工、零工”和“无业、干家务”反而降低。而且调查对象中非正式雇用的比例分别是男性14.4%、女性22.8%，短时工和派遣员工的比例有上升倾向，正式职工的比例有下降倾向。
实际上，我们采访过的女孩和负责援助低收入人群的相关工作人员也纷纷表示，“低收入的人只能遇见低收入的人”“男女交往也出现收入的两极分化”，数据为这些说法提供了有利证据。在贫困状态下哀叹“无法结婚”的女孩，透过她们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同样在贫困状态里挣扎的男性的身影（图表11—4、11—5）。
06
鞭长莫及的单亲母子家庭援助
遗弃孩子的女性增加
在收集各种数据对年轻女性的贫困或者困窘进行整体分析过程中，尤其让我们担忧的是单亲母子家庭的存在。特别是孩子尚且年幼的单身妈妈需要时间照顾孩子，这就在雇用上受到很大限制，因此很难找到正式工作。实际上在采访时我们也发现，童年时期属于贫困或困窘状态的年轻女性大部分都来自单亲母子家庭。
厚生劳动省发布的《2011年全国母子家庭调查结果报告》显示，全国单亲母子家庭大约有123万户，其中未与亲属同住的母子家庭有76万户。而且从她们的就业状况来看，虽然80%的人有工作，但事实上，短时工、零工等非正式就业占52.1%，为半数以上。母子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223万日元，其中母亲在工作中所得到的平均年收入止步于181万日元。此外，因离婚而造成的单亲母子家庭，商定好抚养费的只有38%，现在仍在领取抚养费的家庭更是少得可怜，仅有20%（图表12）。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的白波濑佐和子教授在2010年提交给内阁府男女共同参与局的《关于生活困难男女的研讨会报告》中指出了单身妈妈的相对贫困率问题。该报告显示，从2007 年的就业结构基本调查中分析得出，二十岁年龄层的单身妈妈贫困率为80%，也就是说，五户家庭中有四户的生活水平在贫困线以下。
还有一个数据也显示日本对于单身妈妈的援助不够到位。OECD总结的《Doing Better for Families》报告中分别比较了各国的单亲家庭中儿童的贫困率和母亲（或父亲）的就业情况。结果显示，在日本，母亲（或父亲）没有工作时的儿童贫困率为52.5%，而母亲（或父亲）有工作时的贫困率不降反升，为54.6%，在三十四个成员国中也是高得离谱。此外OECD的另一个报告《OECD（2014）Family Database “Child Poverty”》也显示，日本单亲家庭的儿童贫困率为50.8%，除了没有提供数据的韩国以外，在成员国中处于最低水平。这些数据是针对单亲家庭的，所以也包括单亲父子家庭；但是日本的单亲家庭中，母子家庭占85%以上，而且父子家庭的经济条件明显好于母子家庭。基于这种状况，将这些数据看作是主要体现了单亲母子家庭的实际情况也不为过（图表13—1、13—2）。
由于对单亲母子家庭的援助不到位，决定将刚出生不久的孩子送人的单身妈妈也在增加。从厚生劳动省统计的民间领养中介情况来看，2007年成功领养的案例为22 个，2011年则猛增到127个。当然，这些案例中也许包含了各种动机。但是在实际采访中，的确有这样的单身妈妈：出生于低收入家庭，虽然怀了以结婚为前提交往的男朋友的孩子，但是最终没有结成婚。
她说道：“为了切断贫困的枷锁，让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只能将孩子送给别人抚养。”经济因素在这里也投下了深深的阴影（图表14）。
07
低保领取阶层
所展现的贫困固化
年轻女性不仅是今后社会的重要支柱,而且还将是未来一代的母亲。但是，不知不觉包围着她们的“贫困”和“困窘”与雇用环境的变化等相互作用，造成了根深蒂固的桎梏。
关西国际大学的道中隆教授曾在2007年写的《低保领取层的贫困状况——低保户的贫困固化和代际传递》论文中，报告了关于大阪郊区城镇低保户中产生的贫困连锁效应的调查结果。该论文指出，领取低保的户主中有25.1%自己也在领取低保的家庭长大。这种情况在单亲母子家庭尤为显著，成为调查对象的106户家庭中，有43户继承了低保。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最终学历：这43户中有31户，即72.1%是初中毕业或高中退学。
此外，厚生劳动省援护局保护科的调查也表明，贫困与孩子的教育有着直接关系。例如，从出生在低保家庭的孩子的升学情况来看，2010年到2013年的高中升学率在87.5%到89.9%之间，与全国高中升学率相比，相差10个百分点左右（图表15）。
综上所述，儿童的贫困有很多是从上一代，特别是从单亲母子家庭继承过来的。迄今为止分析过的各种数据显示，思考今后应对成为人母的年轻女性中广泛存在的贫困和困窘等对策时，仅凭借一项措施是绝对不能解决问题的。
最后，借此机会向在此次分析中给予我们大力协助的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的川口大司教授以及孙亚文表示衷心的感谢。
数据出处及引用文献一览表
● 总务省《2012 年就业结构基本调查》
● 厚生劳动省《2013 年工资结构基本统计调查》
● 《解除男女薪资差距的道路：关于统计差别所体现的企
业经济不合理性》
● 山口一男（芝加哥大学教授、RIETI客座研究员）：
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07-J-038》
● 《OECD Economic Outlook 2013》
● 2013年内阁府《实现良好经济循环的政劳使会议（第2
次）》
根据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吉川洋教授提供
的资料
● 文部科学省和厚生劳动省《2012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
情况调查（2013 年4 月1 日）》
● 文部科学省《2013 年度学校基本调查》
● 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 助学金拖欠者的属
性调查（2007 年〜 2012 年）》
● 总务省统计局《2010 年国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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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第14回出生动向基本调查》
● 厚生劳动省《2011年全国母子家庭调查结果报告》
● 《关于生活困难男女的研讨会报告：就业结构基本调查和国民生活基础调查特殊统计》
2010年3月内阁府男女共同参与局
● 《OECD,2011a,Doing Better for Families》
● 《OECD(2014)Family Database “Child Poverty”》
● 《低保领取层的贫困状况——低保户的贫困固化和代际传递》
● 道中隆2007年8月：《生活经济政策》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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