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苏冉
一部几乎和笔者年龄相当的电影，那时候还是胶片时代，这次全国重映，有幸欣赏了珍贵的胶片放映。一种难得一见的视觉体验后，这是35mm的原版胶片，当年从东京映像所出品后，可能是没怎么放过，它保存完好，几乎没有灰尘和划痕，让它看起来不像是一部老电影，而是一部经典之作。它的清晰度令人惊叹，画面的氛围感令人沉醉。
并不是冲着张国荣去看的这部电影，只是偶然看到了这部电影的介绍，觉得题材很有意思，就买了票。电影的故事让笔者入迷，导演的讲解也收获颇丰，一个半小时过得飞快，加上映后的导演互动环节，真是一次非常值得的观影体验。
《红色恋人》胶片放映现场
《红色恋人》题材的话是典型的“革命与爱情”，这是一个经典而又常见的主题。从文学到影视，无数的作品都曾探讨过这个话题，如：茅盾、蒋光慈、徐訏、严歌苓、虹影等人，作品诸如“蚀”三部曲，《金陵十三钗》、《风萧萧》、《上海之死》等。但这部电影拍摄于20世纪90年代末，那时候的创作环境和观念与现在有所不同，它并不是简单地模仿或复制前人的作品，而是在这个母题下寻找自己的创新和突破，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个西方人，这给电影增加了一种跨文化的视角和张力。导演叶大鹰也坦言：“当时拍的时候也怕拍不好，因为故事叙述者是一个西方人，怕拍出来不像一个西方人角度看到的故事。”但从观影效果来看，电影并没有辜负观众的期待，它展现了一种合理而又有魅力的想象力。
整个故事看下来，主线可以用“佩恩大夫在中国的三次困惑及其解决”来概括。泰德·巴勃考克扮演的佩恩大夫是一个西方人，他来到中国，听到三个不同的故事，每个故事都让他感到困惑和不解。他试图用自己西方的文化观念去理解和解释这些故事，但却发现他无法进入这个东方的世界，这个与西方想象中的东方截然不同的世界。他只能在故事的边缘徘徊，观察，感受，但无法融入。这是一种文化的相遇，也是一种文化的碰撞。
当然，观众看到的是年老佩恩的叙述。他用回忆的方式讲述了他在中国的经历和见闻。他的声音和形象贯穿了整个电影，甚至有时候比张国荣和梅婷扮演的主角靳和秋秋更加突出。观众仿佛是在听他的故事，同时也感受着他的困惑和感慨。
佩恩的第一次困惑发生在佩恩大夫和秋秋的生父陶泽如扮演的皓明之间，他们的话题是关于“理想信仰”的。佩恩大夫是一个医生，他尊重生命，他无法理解皓明为什么会因为观念的分歧，就变成一个残忍的杀手。皓明的人生轨迹是从一个理想主义者到一个刽子手的转变，他曾经为了救自己的女儿，杀死了自己的同志，无论有多少理由，皓明都“不再崇高”——“世人既然视我为恶魔，那我就不再面向光明。”这是一个很有深度和创新的角色塑造，它打破了传统的“一分为二”的思维模式，展现了一个复杂而真实的人物形象，这种复杂性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即使在现在也是很难得的。
关于佩恩的第一次疑惑，笔者认为他只是产生了一丝好奇，却无法得到答案。这也正体现了他作为“西方人”的设定。因为皓明后来用中文说了句“中国古话”，在大段英文对白中夹杂一句这个，就是在提示他“局外人”的身份。他始终在局外，自然难以领悟这江湖中的“气”。
佩恩的第二次困惑来自于秋秋，这也关乎他自己的情感与内心。他与秋秋相遇时，她披着鲜红的斗篷，在大雨中来请他出诊。镜头昏暗，胶片质感旧旧的，这时候的“鲜红”并不美丽，反而有些“中式恐怖”的气氛，但梅婷的扮相却很好看。后来他为了帮助秋秋被误抓，还面临停职，再面对来找他拿药的秋秋，他先是愤怒地送客，但后来又拿着药出去追赶电车，其实这段让笔者先是困惑，心想这是什么逻辑，但后来想想可能更符合西方人情感奔放、自由随性的设定，这也有点东方对西方的刻板印象了。随后他对秋秋的情感逐渐浓烈，从追求到最后完全甘愿成为一个“守护者”。
影片中他的朋友克拉拉曾经五次说过：“不要对东方女人有太多印象，她们最多逃不过两个词——金钱和刺刀”。显然，在遇到秋秋之前，佩恩也许就是赞同这个观点的，也是当时时代背景下西方对东方的普遍印象，但秋秋以其真实的出现打破了佩恩的固有思维，他惊讶于还有不在这个范围内的“东方女人”，并且还被她吸引从而动了情。而这个困惑在最后他收养明珠，靳和秋秋的女儿，并在可以离开之前选择留在上海得到了解答——他需要融入这份情感之中，即便没有结果，也不再可能有结果。
佩恩的第三次困惑是对靳对生命的态度。靳的脑袋里有残留的弹片，导致了颞叶癫痫，他时不时会出现幻觉并伴随强烈疼痛，只有一首诗能够像镇定剂一般使他安静。秋秋来找佩恩也是希望能根治他的这种病。但佩恩在拍过片子后坦诚表示弹片位置不好，手术存在风险。靳却说他不做手术，佩恩不解地着急质问：“你疯了吗？这样放任不管会死的！”靳说：“如果我不能骄傲地活着，那我选择死亡。”
据说这是该部影片里最有名的台词，确实初听很震撼，但会发现这出自于一个传统中国文人，靳的设定是留学海外读文学的老师，后在妻子的引导下成为革命者，但妻子因此牺牲，他时常怀念亡妻，之口有些大胆，毕竟中国传统是忌讳“死亡文化”的，这更像对“生死”看得开的西方观念——在这里，靳和佩恩的理念仿佛对调了——但如果以“医生”身份看，佩恩的观点再正常不过，因为他以“救死扶伤”为上，一切“生”的可能他都不能放弃，因此在有“生”的概率下，他绝不谈“死”。
但靳始终平静，他也用中文说了句“中国有句古话，‘视死如归’，是说死亡就像回家一样”。笔者想佩恩也许是最困惑靳和他背后的故事的，包括他忽然就从亡妻的阴影中走出来，转而接受有秋秋的新生活并甘愿为之牺牲。说实话这里的情感过渡快了点，可能需要观众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填补，但最后他还是保持了“旁观”的身份。他在尝试与之相融，但最后只能做到相交。
选择西方人的叙事视角在当时一定是很新颖的尝试，这样也让更多的人把关注度放在了佩恩的身上，观众是由他牵着进入故事的，关注讲故事的人自然能更专注于故事之中。靳和秋秋的故事其实很像《永不消逝的电波》，核心都是“假扮夫妻”，但他们之间多了如今被称为“替身文学”的元素。但秋秋是明白而自愿的，她的献身有她自己对情感倾泻与负责的决绝意味，是她女性意识的迸发。但也不免让她在观众眼里有了几分“圣女”的感觉——自我牺牲来挽救一个男性，尽管她并没有穿白色来树立“圣洁”。
可秋秋的“圣”来自于拯救与救济，梅婷整体的扮相是相当不错的，尤其是开头的雨夜求诊的红斗篷和末尾牢狱回头看佩恩两幕，只能说绝了！尤其是末尾那幕，泪眼、红肿、血丝，破碎感与半疯的空洞感以及绝望，没有一句台词，但角色的内心情感，淋漓尽致。即便是被胶片降低了画面颜色的鲜明度，也可以看出她几乎渗血的双眼——“所谓泣血，当为如此。”
至于张国荣饰演的“靳”，现在看，或许是一位挺符合“革命者”的形象，但当年其实是饱受争议的。这位不同寻常的“革命者”，他不是粗犷豪放的英雄，而是文雅敏感的知识分子，也不是激情奔放的烈士，而是冷静坚定的斗士。他的爱情和信念，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靳在枪口下，平静地摇着椅子，仿佛在家中小憩。在被子弹穿透身体时，没有惨叫或挣扎，只有一声轻轻的叹息。张国荣的经典就在于他把这两面都演绎了出来，“浓烈的爱”与“坚韧不拔的信仰”是不矛盾的，他用生命诠释了自由与理想的价值，也用死亡展现了爱与信仰的力量。
于是，让笔者想到前年看《永不消逝的电波》，这是讲述抗日战争时期的电台工作者的故事，故事中有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台词：“长河无声奔去，唯有爱与信念永存。”这句话表达了主人公们在艰难困苦中坚守的精神，也反映了他们对于自由和理想的追求。然而，要实现这样的追求，他们必须先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不得不给自己套上枷锁，承受敌人的迫害和同胞的误解。在此，不得不为数不尽的革命英雄们致敬。
导演的映后交流会算是这场电影的延伸和深化，也是笔者写这篇浅文的动力所在。听了一些他当年的创作谈，让笔者有机会了解到该片的创作过程和思想。叶大鹰导演分享了他在拍摄文艺片和商业片时的不同考量和取舍：“拍摄文艺片时，更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和表达，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探索和突破；拍摄商业片时，更关注观众的反馈和期待，试图用适当的方式去满足和创新。”笔者对《红色恋人》的内核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悟，尤其是在听到观众们的提问时，既有共鸣、也有启发。
特别是靳用来作“镇定”之用的那首诗，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笔者一开始总想看清书名，可惜一直看不全，导演透露这首诗是由酷爱俄罗斯文学的编剧所写，他对俄罗斯文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因此写出的诗足够刻鹄类鹜。当年电影首次播出后，甚至引起了俄使馆的询问“靳听的那首诗是出自哪位俄罗斯诗人的作品？”，导演届时只好坦白这是编剧的作品，场上引发热烈笑声。这一细节也展示出了创作者的用心和创作背后的有趣故事，给我们带来了乐趣的同时也有思考。
写到最后，笔者回想在影片末尾只剩下黑幕时仍响着的爵士背景乐，由于黑底银幕配上胶片放映，不可避免会有因磨损图像乳剂涂层影响而产生的白色斑点，而这恰恰像极了夜空中的星点，或是一晃而过的流星，那一瞬没有人说话，如苍穹般的辽阔，寂静和自由。后面有观众，就此问导演，这个设置是不是刻意为之。导演坦言：“说算也不算，说不算也不是。电影或许悲伤凄惨，但多留些独白和空间，让大家多回味故事，也多想想自己。”
可不，人真是要多想想自己。或许“吾日三省吾身”，真的不是一句空话。九月一十二日，制作方选择张国荣的生日来重映《红色恋人》，或许单纯是祭奠他去世二十周年，也或是沉思他离开的方式和“靳”对亡妻的追忆。特别是那首高频出现的“诗”，笔者感叹，一切尽是机缘，终究自有安排。
校对 | 张力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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