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连续多年的零星冲突之后，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爆发了全面战争。
地区和平的前景看上去黯淡无光，似乎只剩下武力解决争端这一条路。
但如果我们回看巴以冲突的历史，会发现地区和平不仅脆弱，而且时刻要迎接来自各方的挑战。
阿拉法特、佩雷斯、拉宾分享诺贝尔和平奖
举世瞩目的《奥斯陆协定》签署后的那段时期，恰恰是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矛盾最尖锐的时刻。
在原先的宗教矛盾、种族矛盾、领土矛盾之上，又叠加了巴勒斯坦地区内部领导权的争夺，以及蓄意干扰和平进程的各方势力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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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前总统、前总理西蒙·佩雷斯的自传《大梦无疆》里，详细记录了短暂和平高光之后接踵而至的至暗时刻：恐怖袭击、拉宾遇刺、利库德上台……
即便如此，西蒙·佩雷斯仍然坚定地相信地区和平的前景。从他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老一代政治家的理想主义与乐观主义精神，这也许正是解决地区冲突、走向和平所必须的精神。
今天，译文君与大家分享《大梦无疆》里的选段：
本文节选自上海译文出版社《大梦无疆》

[以色列]西蒙·佩雷斯 著  吴越 刘洪 译
迈向和平的征程继续向前。正如在《原则宣言》中预先设定的那样，我们同巴勒斯坦人又举行了几次后续的谈判。1994年5月，我们签署了《加沙－杰里科自治原则宣言》，除了许多其他内容，这一协定建立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不到两个月，阿拉法特重返加沙，在那里当选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首任主席。1995年9月，我们和巴勒斯坦人签署了一份过渡性协议，被称为“奥斯陆第二阶段自治协议”（Oslo II），协议扩大了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的自治，并将1996年5月定为商讨永久解决方案开始的最新日期。
尽管我们取得了进展，整个以色列的氛围变得阴郁起来。激进恐怖主义组织认为同以色列人和谈是非法的，因此拒绝和谈，而为表达和以色列人共同达成和平协定的意愿，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将那些织视为敌人。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的领导层对以巴达成任何协议的前景都感到愤怒，这两个组织于是试图通过持续、暗地的暴力行动破坏和平的进程：包括将人肉炸弹送上公共汽车、拥挤的社区和大城市，并且直接以平民为目标。巴勒斯坦领导人也没能终止这些袭击。在一些情况下他们甚至还帮着协调这些行动。1994年4月发生了炸弹爆炸，然后在10月和11月又发生爆炸，之后1995年的1月、4月和8月爆炸又接连发生。一些以色列人组成的联盟，对和平失去了希望，已经开始呼吁以色列采取军事上的回应。抗议、示威，“阿拉伯人去死”“阿拉法特去死”的叫声回响在大街小巷，人们不仅要求小范围地报复，而且要求用战争来回应。
特拉维夫街头的恐怖袭击
这些情况对拉宾和我的领导权是一种巨大的挑战。从奥斯陆迸发出的希望日渐黯淡，希望在一些人身上消退，在另外一些人身上更是不见了踪影。妇女和儿童在街上被杀害，然而我们还在参与进行中的谈判、仍然和一部分了解和平迫切性的巴勒斯坦人共同努力。我们不能放弃努力，尤其不能在我们已经走了那么远之后、在我们曾为以色列的孩子们、为那些尚未出生的孩子们许下诺言之后。因此，我们迎难而上，同时心中明白，如果我们被选民赶下台，那也是因为在明知不可为的情况下，我们坚决捍卫了犹太人的价值观。
在经过这么多年的竞争与合作之后，只有在那个夏天，我对拉宾的尊敬才变成真正的崇拜。他和我成为攻击的对象，不仅仅是在媒体上，在大街上也是如此。反对者们把我们的肖像穿上纳粹制服，然后焚烧。他们成群结队地走在街上，有个时候甚至抬出一个棺材要给拉宾备着。这一情景令人害怕。
佩雷斯（前左）与拉宾（前右）
我还记得人们曾告诉我一个特别骇人听闻的时刻。当时，拉宾正走过位于雅法和特拉维夫之间的内坦亚（Netanya）的温盖特学院（Wingate Institute）。聚在那里的人群有人开始叫喊着一些令人不快的话，他们咒骂、尖叫，有人甚至向总理吐吐沫。拉宾没有改变步伐或是表情；他径直走过这一切，头高高地昂起，全身散发出迷人的光环，这是一个拥有信念人的光环，一个忙于事业因而不可能被如此卑劣行径动摇的人才会有的光环。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他展现出非凡的勇气，无论付出多少个人代价也不愿意让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我从未看到他取消过一次会议或是见面会——实际上，我从未看到过他向仇恨的力量退让任何阵地。他只是继续前行。
由于国内的暴力不断分散对和平进程的支持，拉宾担心，如果举行大选，我们有可能败北。考虑到我们必须重新唤起人们对和平的热情、平息宣战的呼声，我建议举行一个大型的集会——一个和平集会，让我们有机会向以色列人民展示，尽管和平的声音正被反对者愤怒的叫喊声淹没，它并没有泯灭。实际上我相信，一个和平集会有力量将那些害怕发出和平呼声的人们吸引出来，同时也鼓励更多人拥护和平，进而产生一种可以带来希望的能量影响全国上下。它可以说服人们再次相信，我们努力实现的未来有多么美好和强大。
拉宾对这个主意很担心。“西蒙，如果它失败了怎么办？”在我们首次讨论这一想法的几天后，在一个深夜的电话中，拉宾问我，“如果人们都不来怎么办？”
“他们会来的。”我向他保证。
1995年11月4日，拉宾和我来到集会地点，看到了一幅超出我们最狂野想象的景象。他惊讶地看到超过10万人，聚集在当时被称为“以色列国王广场”（Kings of Israel Square）的地方，他们一派和平、呼唤和平。
“这太美了，”当我们在集会地点碰头，然后站在市政厅的露台上俯瞰集会人群时，他对我说。就在那里，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征服了我们。在我们下面的倒映池里，以色列的年轻人雀跃泼水、微笑跳舞，以这种绝佳的方式提醒我们一直为何而战：不是为了我们的未来，而是他们的未来。
拉宾真的很吃惊。这是我所见过的他最为幸福的时刻——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和拉宾共事这么多年，我从未听到过他唱歌。而现在，他突然从他手中拿的歌本里挑了Shir I'shalom，一首和平之歌，唱了起来。过去，即使是在我们取得了最重大的成绩之后，拉宾也从未拥抱过我。但突然，他拥抱了我。
集会接近尾声，我们准备离开。我们原本应该一起走下来，但就在我们计划离开之际，情报部门的人员进来跟我们说，他们收到可靠情报，有人可能要夺取我们的性命；出于安全的目的，他们希望我们改变原先计划好的离开方式。情报部门建议说，袭击者是个阿拉伯人；当时没人想象得到会是个犹太暗杀者。当我们准备离开时，他们希望我们能分开走向自己的轿车。我们并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警告：我们已经习惯了在这样的情境中保持冷静。
过了一会儿，我们的警卫团队又回来了，告诉我们轿车已经准备好，并在下面等候。他们希望我先离开，然后是拉宾。在我转身走下楼梯前，我走过去找拉宾，他仍然快乐地象个孩子。我告诉他，我先离开，而且我希望第二天可以跟他讨论这个胜利。他又给了我一个拥抱。“谢谢你，西蒙。谢谢你。”
我开始下楼、走向我的轿车，欢呼声不绝于耳。在我踏进车前，我回头看到拉宾正走下楼梯，大约在我身后100英尺的地方。我的警卫人员为我打开车门，当我弯腰正要踏入车内，只听到一声巨响，我分辨出那是三声连续射击的声响，在许多年之后，这一声响仍然会在夜晚把我惊醒。
我努力重新站起身来。“发生什么事了？”我向安全警卫喊道。但他没有回答，而是将我推进了车内、关上车门，尔后车发出刺耳的声音驶向远方。
“发生什么事了？”我问驾车的警卫官员。“发生了什么？”
他们默默地驶向以色列安全局的总部，并把我带进里面，没人回答我的问题。“拉宾在哪儿？”等我们终于开到了那里，我依旧这样问道：“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直到那时我才听说，有人试图夺取拉宾的生命，他被击中，已被送往医院。但是，没有人知道伤情有多严重。
“医院在哪里？”我质问道，“我马上要去那里。”
“你不能去，”一名警卫官员说，“你仍有生命危险，我们不能让你出去。”
“随你怎么说危险，”我说，“但如果你不把我开车送到那里，我就走着过去。”意识到他们在这事儿上没有什么选择，安全官员答应了我的要求，飞快地驾车送我去了医院。到医院后，没有人知道拉宾是否还活着。一群人聚集在医院的外面，哭泣着，担心最坏的事情会发生、祈祷奇迹出现。
“他在哪儿？他发生了什么？”我问在医院看到的第一个员工。没有人有答案——他们眼中只有泪水。“把我带到他那儿去！”我咆哮道。在所有喧嚣之中，医院院长看到了我而我也看到了他，我们突然奔向对方。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求你了。”
“佩雷斯先生，”他声音沙哑地说：“我很遗憾不得不说，总理已经死了。”
这话就像一把刀刺进我赤裸的胸口，令我的心脏受到重击。我已经忘了如何呼吸。就在刚才，我还看着拉宾的面庞，带着我从未看到过的微笑。他身上充满如此多的活力、如此多的希望和承诺。而现在Shir l'shalom，我们的和平之歌真的被鲜血沾染了—— 在遇刺时拉宾所拿着的歌本的那几页上。我们为之战斗的未来突然变得如此不确定。他怎么可能走了呢？
我转身从医生身边走开，耳朵嗡嗡作响，就像一个炸弹在耳边爆炸，就像置于战争的喧嚣之中。在走廊的尽头，我见到了拉宾的妻子莉娅，她站在一场难以想象的悲剧中心。我可以看出，人们已经告诉她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这也是我不忍想象如果我遭遇不测，索尼娅不得不听到的一番话。
莉娅和我一起去和拉宾最后道别。拉宾的脸上带着微笑，这是一个快乐男人的脸，一副完全地安息的样子。莉娅靠近他，最后一次亲吻他。然后我走上前。满怀着悲痛，我亲吻了他的额头，和他说了再见。
当司法部长走近我时，我心烦意乱得无法开口。
“我们必须立即任命一位总理，”他说，“这不能等，我们不能让船没有船长，尤其不能是现在。”
“什么时候？什么？”这是我竭尽全力问出的所有的话。
“我们将提名你。”他说，“我们正在召开紧急内阁会议。我们必须离开医院，直接去那儿。”
聚集在一起的我们，为我们失去的兄弟举行了一个临时的追思会。所有的部长认为，我应该接任总理，并在现场投票任命我为拉宾的继任者。这是我一生中感到最为孤独的时刻。
我们的整个国家处于震惊之中，不仅因为我们的总理遇刺，还因为行凶的那个男人。他是以色列人，一个犹太人——我们自己人中的一个，这个极端主义分子糊涂至极、不择手段地阻止我们走向和平，以致把怯懦地杀害一个民族英雄当成是他骄傲和满足的源泉。他的行为，还有苟同这一行径的狂热分子的堕落的狂热，已经超出了我们在梦魇深处所能想象得到的任何东西。令人发狂、使人惊惶和无法想象的痛苦一同袭来。
在极度悲伤的时刻，我们相互依靠，这对几乎每个以色列人都是如此。人们自发地举行游行，不是为了抗议，而是出于爱，成千上万人走上街头守夜，为我们失去的领袖点燃蜡烛。我感到整个国家的重担现在落在了我的肩头。
佩雷斯纪念拉宾
这十多年来，拉宾和我一直是大的竞争对手，但近年来却成了伟大的合作伙伴。就像在他去世后我说的那样，生活中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你们是两个人，你们不止两个人。如果你是一个人，那么你还不足一个人。失去他，我是如此的不完整。他就这样离开，没有任何预警，而我则接手了一个混乱的国家。如果我行事不当，我担心会爆发内战。我怎能严厉地对待那些支持暗杀的人们，而又不扇起危险的火苗呢？我做那么多的决定，而且要那么快地做出，而我唯一想要的建议是他的建议。他的沉默折磨着我。当我回到总理办公室时，我无法坐在他的椅子上。
但是，为表示对拉宾的尊敬、同时代表着我们共享的和平愿景，我只能继续前行。未来还有工作等着我去完成，国家需要治愈、和平进程需要拯救、还有国境两边的这一代孩子，我们还欠他们一个比过去更美好的未来。有如此多的事情利益攸关，我知道我只有一个选择：去制定具体的国家议程，去做领导人须做出的艰难决定。
* * *
2016年是我离开总理一职的第20个年头。当拉宾去世后我首次当上总理，那时的以色列比近年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团结——这并非因为人们对那些困难、有分歧的问题突然有了共识，而是因为失去拉宾对大家而言是个痛苦的打击。当国家沉浸于痛苦之中，以色列人也集结在彼此的周围，为了支持他们的新总理向队伍靠拢。劳工党内许多资深领袖努力说服我要求提早举行大选。他们认为，我们正占据着微小的优势可以使劳工党在议会中保持执政所需的多数票数。在拉宾遇刺之前，一般认为因为恐怖袭击频发，劳工党有可能失去下一次的选举。但是现在，在举国上下空前团结的情况下，我肯定会轻易地赢得大选，劳工党也肯定会继续执政。
我理解他们观点背后的政治逻辑。这很清楚、也很有说服力。但是我没有把这一决定看作是政治选择；对我而言，它是一个道德的选择。要求提前大选等于是利用拉宾的鲜血来赢得权力。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不管是政治的，还是其他，我都不会这样利用他的死亡。
相反，我又重新回到和平的工作上，虽然拉宾不在身旁，但是他的精神留存在我的心里。同巴勒斯坦人和谈的第二个阶段尚未结束，与此同时，在我的指示下，同阿萨德政府的和谈也在叙利亚展开。而且，鉴于恐怖主义已经变成和平之路上可怕的障碍，我在沙姆沙伊赫组织了一个国际会议，要求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共同商讨反击恐怖威胁的策略。我所在的政党对我还没有要求举行大选十分沮丧。我的对手们则每天都会批评我，谴责我是个和事佬，强烈要求采取军事行动，而这势必会扼杀和平进程。与此同时，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正对以色列的平民发起袭击。1996年初，以色列发生了5起可怕的恐怖袭击，一起接着一起、一起比一起更严重。
事实上，爆炸开始的那周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时光。在我走访第一起在耶路撒冷发生的恐袭现场时，我站在一辆残缺不全并且已经融化了的公共汽车前，仅在几个小时前这辆车还在城市18路线（City Line 18）上运送日常生活的人们。它看起来就像一头被屠杀的野兽的尸体，身上布满了玻璃、黑炭和鲜血。这一恐怖的景象令我发怵，以致听不到聚集的人群对我发出的嘘声，“佩雷斯是个凶手！”有人大喊。“佩雷斯就是下一个！”另一个人尖叫着。我告诉阿拉法特，恐怖主义正在扼杀和平的前景，而他则坦陈自己无力阻止。“我想你并不理解危在旦夕的是什么。如果你不能在同一个规则下团结你的民众，”我警告说，“巴勒斯坦人永远不会拥有一个国家。”然而，爆炸还是在继续。一个自杀性爆炸事件发生在阿什凯隆（Ashkelon），另一个则发生在特拉维夫的普林节（Purim Festival）。我不顾警卫团队和员工的反对，去了每一个爆炸现场。我感觉，去那里是我作为总理的职责，这既是为了那些已经死去或是受伤的人们，也是为了我的国家，它需要让全世界看到，它仍然是个强韧的国家，就像它过去一贯如此。但是，当我站在那里，在特拉维夫这个我长久以来的家园，在本该是欢乐的节日里，我看到的却是被焚烧、被鲜血染红的街道。我意识到，尽管我抱有希望，但和平的环境在短期内已经变得越来渺茫。在当年5月举行的大选中，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获胜，对我则是个痛苦的失败。在将近300万选票中，他只以不到3万选票的微弱优势胜出——但这已经足以令利库德集团上台，并为拉宾和我共同写下的篇章划上句号。
内塔尼亚胡首度当选以色列总理，利库德集团上台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和平的努力从未中断，但是新的形势却令和平更遥不可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奥斯陆协议》的生命线枯竭了，协定的框架也大多被抛弃。然而，它的遗产却保留下来。虽然我们辜负了我们最宏大的野心——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永久的和平——但是，《奥斯陆协议》的签署是一场革命的开始，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为实现未来更大的和平奠定了基础。正是这一工作给了我们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这也是唯一真正有可能成功的框架。因为我们和巴勒斯坦人的谈判，我们今天仍然有一个阵营的、追求真正和平的巴勒斯坦人，马哈茂德·阿巴斯即是这些人的领袖。没有他的话，我们将只有哈马斯。因为我们的谈判，我们能够为未来的协议奠定基础和框架。巴勒斯坦人承认和谈的基础是1967年的边境而非1947年时的边境是，这本身就是思想上的一种革命。没有《奥斯陆协议》，我们将不能和过去的敌人开设使馆、建立外交关系，我们也不可能和约旦人讲和。《奥斯陆协议》允许我们将政府投资投向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项目。它使更广阔的中东地区和以色列的经济互相开放，让我们之间签署协议、达成伙伴关系来促进我们的增长。值得牢记的是，接下来的每届以色列政府，即使是那些没有将和平作为首要任务的政府，最终也接受了我们的框架、承认终结暴力和恐怖主义邪恶循环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和平——通过两个国家，而非一个。
然而，对于和平还是有人继续持有巨大的怀疑——不仅仅是对于它是否可能实现，还有对于它是否真的是人们渴望之物。对于第一个问题，我相信，和平不仅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势在必然。我感觉，乐观不仅是我的身份使然，也是历史的作用。对于愤世嫉俗的世界观而言，历史是一剂有力的解药。它有多少次令我们感到惊喜？又有多少次引领着我们来到远超我们梦想的现实之地？二战之后，谁能够梦想得到，仅仅时隔三年，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将共同加入和平联盟。有多少次我曾听到专家告诉我们，和埃及和约旦的永久和平是不可能实现的？有多少次悲观主义者摇头否认，认为巴勒斯坦人中不会出现一个反对恐怖主义的选区？
我们已经看过不可能之事一次次变为现实。曾几何时，阿拉伯联盟认同被称为三个“不”字 的“喀土穆公式”（the Khartoum Formula）：永远不与以色列讲和、永远不承认以色列、永远不和以色列谈判。在我一生大部分时间里，和我共事的大部分人永远不会想到，有一天阿拉伯联盟会发出倡议驳斥所有这三条。他们永远不会相信，阿拉伯领袖会毫无保留地说出赞成和平、反对恐怖，不仅仅是在国外而且是在国内，或是想象得到巴勒斯坦人会承认以色列1967年的边境。然而，和平还是倔强而顽强地找到一条出路，毫不在意专家们的疑虑。
我相信和平的必然性是因为我理解和平的必要性。必要性也许是所有理念中最有力的一个。它驱使拓荒者们在这块土地上安置下来，也是它驱使他们创造性地思考——将盐碱地变为富饶的土地，将一块未经耕种的沙漠变为可以长出果实的社区。出于必要，本-古里安建立了以色列国防军；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保护我们远离即将来临的战争。也正是必要性要求以色列领导人在迪莫纳做出不可能之事、在恩德培去冒一切风险。同样的，和平的必要性也将最终、完全地令和平开花结果。与人为敌的代价实在是太高。
……

1996年，我建立了佩雷斯和平中心，因为我信任人们、信任他们带来积极变化的能力，我也相信讲和不能仅仅依赖政府；和平必须在人民之间达成——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而且在过去20年间，我通过和平教育、商业合作、农业和医疗卫生这些工作建起这些纽带。但是，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需要我们和我们邻居的政府理性的智慧。它需要以色列的领导者们认识到，以色列足够强大可以讲和，对一个处于强势的国家讲和是势在必行的。按兵不动只会使和平协议比我们考虑过的任何协议更糟；会使以色列首次在谈判处于弱势。如果眼前的和平是拯救犹太复国主义唯一的方法，那巴勒斯坦谈判者将会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
那时，问题不是我们是否会获得和平，而是什么时候以及以什么样的代价，因为我们等待得越久，代价就会越高。这就是为何在我们需要加倍努力的时候向怀疑论屈服会带来极大的危险。历史是没有倒挡的。
我再清楚不过，达成和平并非易事。但是除了回到谈判桌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过去充满悲伤。我相信，明天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可以给我们的孩子带来新的希望之光。推进和平将会实现以色列人建国时的愿景：一个典范和兴盛的国家，在其国土上，与邻国之间和平而安全地生活。
如今，距离我、拉宾和阿拉法特共同站在奥斯陆的舞台上接受诺贝尔和平奖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但是我想传达给人们的核心信息没有改变：国家已再也不能把世界分为朋友和敌人。现在，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贫穷和饥荒，极端主义和恐怖。它们不分国界、威胁到所有的国家。因此，我们必须即刻行动，建立和平的纽带、拆毁在痛苦和敌意中建起的围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共同面对这些挑战，并且抓住新时代的机遇。
乐观并不等同于天真。我很乐观，并不意味着我期待充满爱的和平；我期待的只是出于必要的和平。我并不设想一个完美的和平，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寻找到允许我们在没有暴力威胁下肩并肩生活的和平。
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必须牢记，和平谈判永远不会在快乐的结局中开始，而会是在模糊和复杂的境地中启航，沾满痛苦和暴力的回忆。而且和谈需要时间的积淀。因此，让我们把努力倾注到这一工作中去，把快乐的结局留到最后。为了我挚爱的国家，我全心全意地相信先知们的愿景，这是和平的愿景。而且我所知的事实是，分界线两边的大多数人渴望和平——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是将不可能之事变为可能的人，是用创造性和热情将有可能之事变为现实的人。不管是领导者赶上年轻人的步伐或是年轻人变为领导者，我们都无可避免地走向同一个方向。这条道路将布满荆棘，但它仍是唯一值得走下去的路。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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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西蒙·佩雷斯 著

吴越 刘洪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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