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中的思想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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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四卷，为免费内容。

斯坦纳认为，整个西方哲学史中藏着一条文学的暗线，所有思想论说都蕴含风格、形象、韵律和声调，伟大的哲学与文学一刻不停地互动、争竞着。

《思想之诗》即斯坦纳围绕哲学和文学的关系所展开的阐述。这段复杂而迷人的关系起始于赫拉克利特的隐喻闪电，途经柏拉图与自身文学才华的对抗、笛卡尔优雅而克制的文法修养、黑格尔辩证法的舞台化身、维特根斯坦的述行教诲……一路蜿蜒曲折至海德格尔与策兰从历史迷雾中发出的最强音，并最终消弭在新千年后的噪杂中。

以下经新民说授权，摘自《思想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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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文学才华

当柏拉图提议驱逐歌手和悲剧作家（尽管他和圣保罗一样，引用了欧里庇得斯）时，当他挑起与骗人的荷马的争吵时，他也许是在最深层次上与自己搏斗。他试图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阻止戏剧大师、神话创造者和天才叙述者靠近。然而，即使在极其抽象的《泰阿泰德》和《法律》的沉闷论述里，文学艺术的引力也清晰可见。请留意《泰阿泰德》中引发知识讨论的场面调度。始终存在的诱惑和威胁是，风格、模仿艺术，以及文学技巧对形而上学、政治学或宇宙论问题的干扰。严谨的思想家，传授通行观念的教师，逻辑学家和数学的颂扬者，都在与富有创造力和充沛灵感的作家搏斗。

这一斗争尤显激烈，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参战双方都熟知彼此的和谐或密切关系。哲学与自然语言密不可分，它会吸收或设法消除文学那富于魅力的吸引力。柏格森便屈服于这种吸引力，他与普鲁斯特的不稳定关系因此而生，威廉·詹姆斯与亨利·詹姆斯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麻烦。斯宾诺莎、维特根斯坦极度抗拒这种吸引力。海德格尔则近乎专制地坚信，哲学将锤炼出自己的习语，从而克服这一普遍的二元分立和内部断裂。然而，即使在海德格尔处，荷尔德林的存在既是模范，也是抑制。

诗与辩证法的张力，意识的分裂在柏拉图的作品中随处可见。空击练习（shadow-boxing）是关键。在《斐德罗》和《第七封信》中，书面文字的实践及其与文学的功能性关系遭到了质疑。因为写作弱化了记忆的开创性地位和资源。它把人为的权威奉若神明，阻碍了质疑、异议和纠正的有益即时性。只有允许插话的口头（viva voce）交流才能收获富有成效的论战，或达成共识。写下的字母和文字是福祸参半之物。苏格拉底便不写作。很难知道这些敏锐的批评有几分郑重可言，毕竟讽刺是柏拉图常用的手法，即便在其论点最具权威口吻的部分，也能找到幽默的蛛丝马迹。这种对写作的指责竟源自一位卓越的作家。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结尾处插入的“语言已终结”的宣言，也多少带有自我否定的味道。苏格拉底弃绝著述，这对柏拉图，对他塑造和戏剧化其师的文学天赋，构成了压力。

《伊安》中的讽刺和揶揄妙趣横生。那个史诗吟诵者、恍惚出神的吟游诗人——很像莫里哀笔下的人物——没有意识到他所经受的解构。他不会驾驭小帆船，却试图描述在暴风雨中颠簸的大商船。在天真的虚荣中，伊安为谋略家和英雄辩护。他以神启的灵感来证明这一不称职的技艺的正当性，而这实际上是幼稚的疯狂，其言行有如《仲夏夜之梦》里的疯子和恋人。在这部如此直接针对荷马的早期讽刺作品里，被抨击者带来的欢乐多于危害。而在《理想国》和《法律》中，情况就黑暗得多。

在我看来，《法律》817b 段既明确又晦涩。这一段经常被忽略，即便是将这最后一篇对话视为正典的列奥·施特劳斯及其弟子。当被问及在柏拉图设计的城邦里为什么没有悲剧作家（尽管他们声望很高）时，那个雅典人回答道：

我们自身就是一部悲剧的作者，而且它是我们所能写出的最美和最好的悲剧。我们的整个政体就是对高尚和完美生活的戏剧化构建，它事实上就是我们认为的最真实的悲剧。你们诚然是诗人，但在最优秀的剧作上，我们也是同一风格的诗人，是互为对手的艺术家和演员。而这样一部戏剧，只有在真正的法律的规定下，才能制作出来。

柏拉图在这部“令人震惊的对话录”（托马斯·潘戈［Thomas L.Pangle］语），尤其是在这一段里，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对此我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

《雅典学院》中描绘的柏拉图

现代语境中的某些说法也许可以带来一抹微光。克罗齐认为政治行动是“宏大的、可怖的”，并最终是悲剧性的——当然这也许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回响。戈培尔在 1933 年 5 月鼓吹“德国剧院的任务”，他宣称“政治是最高的艺术，因为雕塑家只塑造石头，死的石头，诗人只塑造字词，字词本身就是死的。而政治家塑造群众，给他们法规和结构，让他们在形式和生活中呼吸，一个民族就是这样从中诞生的”。在最后的笔记中，汉娜·阿伦特说柏拉图的城邦比任何文学都更能保护和传递记忆，更能确保后代的声望。但同样，这段陈述也是对柏拉图的改写。伯里克利离我们的源头更近，他断言雅典不再需要荷马或德谟克利特，人类将通过“最高艺术”（即政治的艺术）来获得成就感。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也呼应了这一观点。

这不是忽视了文本中的关键吗？即其中的角力、对抗的亲缘关系。“我们也是同一风格的诗人，是互为对手的艺术家和演员……”不管怎么鼓舞人心，诗歌都不仅是颠覆性的：它甚至是多余的，因为政治理解和对“真正的法律”的编订已经包含了戏剧中最好的东西。它们以社会秩序、成熟制度的理想和实践，提供合理的感知力，比那些虚构的模仿性法律更丰富、成熟（弗洛伊德的标准）。人们再一次意识到，柏拉图致力于控制或者说收编——本·琼生（Ben Jonson）会称之为“吸收”——自己身体里那个伟大的文体家和剧作家。他试图消除思想家和诗人之间的距离，但此举对前者更有利。

但正如柏拉图作品中经常出现的那样，一种更广阔的意涵在地平线上徘徊，如同日落后的光亮。即使在最好和最真的政治中，正义之城的建立最后也将是一场“最真实的悲剧”。政治不可避免地属于偶然和务实的范畴，它因此是短暂的，最终注定要失败。柏拉图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上了年纪，成为君王的立法者和顾问的梦想也已在西西里被两度击碎。有什么舞台悲剧，有何种诗意的悲怆可以比得上在斯巴达胜利者洗劫米利都、羞辱雅典之后留下的道德和心理上的荒芜？

尽管如此，无论内心如何矛盾，柏拉图还是无法逃避他的文学天赋。他已经无法和他那些以戏剧手法和充满神话的语言写就的对话相分离。同他的哲学相比，没有哪种哲学是如此彻头彻尾的文学。“互为对手的艺术家”，他自己就是竞争双方。

策兰与海德格尔

索福克勒斯的表述“居无定所”“无家可归”“远离温暖的家庭”，放在谁身上，都不会像放在保罗·策兰身上那般贴切到残忍。他是生活的陌生人。他的翻译展现出天才的技艺，这些译作值得人们花上一生去研究。不过对于所精通的六门语言，他都是过客，而非主人。策兰对德语诗歌和散文的贡献，与荷尔德林不相上下。他们的革新精神超过了里尔克。然而，就是在那种语言中，策兰的父母和数百万犹太同胞被屠杀。大屠杀之后德语可耻地幸存，而对德语的魅力与未来，策兰却了解得越来越多，这让他充满了罪恶感，有时则充满了厌恶（他靠教德语勉力维生）。策兰有一位难以忍受的、不时光顾的客人，他遭受了严重发作的精神错乱，并可能尝试从中寻找庇护——这再次可以类比于荷尔德林。几乎所有他信任过的人，他曾予以微妙的亲密的人，都遭到了他的拒绝和强烈的谴责：因为他们不能完全分担他的悲痛，以及他对犹太人受迫害境遇的绝望解读；或者因为，在策兰与荒唐的剽窃指控（“戈尔事件”）的斗争中，他们没有以足够的公开热情予以支持。

有一些出色的女性，比如英格博格·巴赫曼，在策兰的痛苦中停留过又离开。他那些写于耶路撒冷之旅的晚期爱情抒情诗成就非凡。但从某种意义上讲，爱情甚至也只是违禁品，是偷偷越过灰色的痛苦屏障、他不配拥有的易逝恩典。一个有些浅显但的确如此的事实是，自杀的意识已经镌刻在策兰的早期诗歌里，镌刻在他的《死亡赋格》中——这首诗的名气令策兰感到恶心，它受欢迎到被写进了德国学校的教科书，这本身也是终极的讽刺。从一开始，保罗·策兰就只是暂别死亡。

理解力有限的我花了多年时间研究马丁·海德格尔和保罗·策兰的作品。我拜访过他们的墓地，也去过一些在他们知觉中发挥过作用的地方：从黑森林到提洛岛，从乌尔姆街到耶路撒冷的杏树门。尽管已经有各种各样的二手文献，但其中大多只为自己的观点服务或所知不多。因此，我打算讲点在海德格尔与策兰的相遇（encounter）和不遇（nonencounter）中值得一提的事情，来作为这部随笔的尾声。我希望表明，它们是如何明显地体现诗歌与哲学、思想与其诗学之关系的历史和本质，并将其引领至最高峰，就好像它们最初使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和柏拉图加快步入了不朽之生命一样。

我注意到，关于海德格尔早期纳粹主义和战后回避表现的文件日益增多，已经到了使人胆怯的程度。而更加难以接近的是策兰周围的禁区。事实渐渐消失于流言之中。关于策兰的精神状态，业余的推测是不得体的。正如德里达在《暗语：为保罗·策兰而作》中所言，“此处有秘密，有回避，永远远离了详尽的解释”。我为自己辩解道，要触及这些主题，就要敏锐地意识到，一个人自身的智识资源和有所洞察的感知力是有限的。

策兰第一次读到海德格尔的作品，最有可能是在他与巴赫曼相识之后，后者写了论《存在与时间》的学位论文。马尔巴赫的档案展示了策兰阅读之细密与专注，他在海德格尔主要的出版物上，给一段又一段文字作出了注释、划线和旁注。这些材料有待详细评估。但它们无疑展现出影响诗人策兰的，是海德格尔的语言深度而非哲学深度（一如卢克莱修效仿和重造了伊壁鸠鲁）。海德格尔的新词，他将词语焊接成混杂复合物，他那出其不意的并列（即省略无生气的、有限制的连接词），开始在策兰玄奥的措词中发挥作用。而他作品中对纳粹的过去最微小的同情性暗示，隐藏得最深的对大屠杀的宽容或冷淡的痕迹，都能让策兰发狂。策兰深知海德格尔与希特勒主义的牵连。尽管如此，他还是让自己熟悉他，还是找到了“死亡的传播者，那个来自德国的大师”。我推测，海德格尔对语言限度的施压，他在那强力锻造句法的熔炉之内的革新，为策兰提供了充满活力的刺激物和“互补性”（complementarity）——在量子论中，对立的真理可能都为真。在海德格尔方面，他开始关注策兰后期的一些诗歌和神秘的人格。据他的儿子（一个可疑的证人）讲，海德格尔不知道策兰是犹太人。这虽然不可信，但也可以想象。他参加了策兰生前最后一些朗诵会中的一次，并留下了一张迷人的照片：他戴着一顶传统的黑色帽子，看起来竟像一位上了年纪的拉比。他向一位同事透露，策兰病得很重，非常严重。策兰的自杀证明了他的诊断。他是否像不断回到荷尔德林的诗中那样，回到策兰的诗中？他有没有留意到两人命运悲剧的相似性？可能与此相关的档案尚未公布。

保罗·策兰

我们所有的只是诗，以及试图借以破译它们的常常毫无根据的闲谈。

尽管他的朗读风格单调，而且觉得自己的诗歌引发了不解或嘲笑（许多诗都是前所未有的晦涩），1967 年 7 月 24 日，策兰还是在弗莱堡大学举办了一场诗歌朗诵会。次日，他动身前往托特瑙山那著名的小木屋，去拜访海德格尔。主人邀请他了吗？还是策兰请求见面？如果是这样的话，又是为什么呢？他认为这次见面会有什么结果呢？这是些关键的问题，但我们没有答案。这首诗写于 8 月 1 日。

它讲述了小木屋前的水井，刻在井边石制横梁上的星星。对策兰而言，那些星星已经泛黄，以纪念那些被判要佩戴它们的人所遭受的恐怖。诗里提到一个留言簿：“登记过谁的名字/在我之前？”托特瑙山长久以来都是虔敬的朝圣之地。策兰在那上面加上了自己的签名。迈克尔·汉伯格的译文如下：

在那本书上

写下的那行字，怀着

一份希望，今天，

希望一位思考着的人的

接下来的

言词

在心头……

“人的”是汉伯格的增译，容易引起误解。德文更紧凑，且忠于海德格尔的用法：

一位思者

掷出

言词

到心头

“言词”在韵律和诗行上都是孤立的，它本身就是“降临中的思想”，超越了任何个体言说者。它言说着言说者。而第三方，“那个开车送我们的人”会倾听。沿着“穿过高山沼泽地/脚踩出来的肮脏小路”散步——和尼采一样，海德格尔也是一个惊人的行者。这里翻译变得无力：在策兰的小路（Knüppelfpade）里，回响着虐待狂的棒打声。高山（Hochmoor）上的沼泽地（Moor）则呼应了集中营囚徒在泥沼中受鞭打时所唱的苦涩而凄凉的哀歌。这首诗以一句了无生气的记录结束：“湿气遍布。”

很显然，这首《托特瑙山》可被解释为一份极度失望的回忆，对被大屠杀的在场侵入的非–交流的回忆。与之对应的是，客人未能从主人那里获得他所希望的、发自内心而又直抵内心的言词和话语。但策兰期望的是什么呢？海德格尔可以说些什么，会说些什么，来减轻他在非人的时代因其角色和疏忽而犯下的罪行，并对此表示悔恨呢？策兰的挑衅行为（“呼喊”）又得到了什么样的许可呢？

在湿漉漉的高地上走了那么久，他们有没有说些什么？评论者里有一派认为，两人分享了沉默，在那种沉默中，他们都是匠人。我们根本不知道，也永远无法知道。而且，就在这首诗发表后不久，策兰告诉他苏黎世的朋友弗朗茨·沃姆（Franz Wurm）及其妻子吉赛尔，事后证明，和海德格尔共度的三天是积极的，令人满意的。没有理由认为这是一句可怕的玩笑话。当策兰主动提供这一报告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如何？我们再次无从知晓。

剩下的是一个图像，或许也是柏拉图意义上深不可测的寓言。至高之哲思与至上之诗，并立于有着无限意味而又无法解释的沉默之中。这是一种既维护又试图超越言语界限的沉默，而这言语的界限，正如小木屋所在地的名字所包含的一样，也是死亡的界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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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自 Eléonore Bommart on 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