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经验显示，错误外交政策往往伴随着短期有限收益，至于为此支付的代价，虽然具有时间滞后性，却利息极高，注定是整整一代人来承担。1853年，奥地利帝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错误决策，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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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外交中，犯罪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犯错。1853年，奥地利帝国即犯下了灾难性的外交错误”
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从1848年到1916年一直是奥国君主，他登位于1848年大革命的浪潮之中，他犯过两个毁灭性的外交错误：第一个是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错误决策，最终导致奥地利主导大国地位丧失；第二个是1914年7月危机中对塞尔维亚宣战，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奥帝国的灭亡。他是一个典型之看似有为的亡国之君。
1815年，欧洲列强在打败拿破仑的基础上，签署了维也纳和平条约，该条约规定：奥地利帝国将在德意志、意大利享有主导权，一时之间，奥地利帝国似乎成为了欧洲霸权。

维也纳会议结束后，奥地利确立了其在德意志境内和意大利的绝对影响力，成为当时欧洲举足轻重的霸权国家
在维也纳会议上，奥地利国际地位的确立，实际上离不开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的努力和构建。他准确利用了英国与俄国的矛盾和德意志小邦与普鲁士的矛盾，使得奥地利处于有利的外交位置，最终在攫取了巨大的地缘利益之后，还得到了列强的理解和认可，并在随后数十年的欧洲外交中扮演了仲裁人的角色。
奥地利的缺陷
在梅特涅看来，奥地利帝国虽然看起来实力强大，但有两个先天不足，导致了该国两种难以回避的巨大地缘缺陷：
一方面，奥地利帝国在中欧的统治地位，使得其与普鲁士、法国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地位，限制了法国进军罗马的野心；奥地利在德意志内部的影响力，则遏制了普鲁士领导德语民族的雄心。这就使得奥地利与法、普两国的矛盾是结构性的，帝国极易在中欧陷入众矢之敌的孤立风险。
另一方面，奥地利帝国是一个种族极为分散的多民族国家，完全依赖于君主主义认同维系国家统一，任何外部大国对民族主义的鼓吹，都将动摇甚至威胁奥地利的国家形态。这决定了奥地利必须鼓吹君主主义意识形态形式外交，放弃纯粹的实利外交，以君主义务捆住其他君主大国的双手。
梅特涅的对策
梅特涅清醒地意识到了奥地利的国家缺陷，故而因地制宜地采取了相应的政策。
一方面，奥地利帝国与法国、普鲁士难以调和的矛盾，使得梅特涅致力于与英国、俄罗斯维系友谊，强化其与法国、普鲁士博弈时的外交地位；同时挑拨分化其他列强，增强奥地利仲裁者的话语权，如梅特涅暗中鼓励法国向西班牙和比利时扩张，加剧英法分歧。
另一方面，梅特涅反复高唱君主神圣的原则，标榜德意志小邦君主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以此约束普鲁士君主的扩张行为，将其志向限定在保守的路线上，同时以君主的原则，将强大的俄罗斯帝国与奥地利帝国捆在同一面道义的旗帜下，这不仅巧妙压制了俄国内部的斯拉夫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奥地利境内斯拉夫人极多，斯拉夫民族主义威胁奥地利国家形态的完整，如同泛突厥意识形态般），更使俄国的实力成为奥地利帝国在与法、普博弈时的最大凭借。
而俄奥关系的良好，实际上也是奥地利国家地位和国家稳定的关键。这一点，在1835年的意大利冲突、1848年的匈牙利革命和1850年的普奥对抗中，得到了证明。而俄国对奥地利的鼎力支持，实际上是奥地利胜利的关键，也是梅特涅外交的基轴。
“在国际舞台上，他以左右逢源掩饰碌碌无为，以碌碌无为掩饰虚张声势，以虚张声势掩饰外强中干，时人认为他的外交胸无定志，却不知此乃尊重现实的外交大智慧。”
巴尔干困境与梅特涅牵制
然而，到了1820年，随着奥斯曼帝国的不断衰败，巴尔干东正教（与俄罗斯同一宗教）族群的叛乱，使得巴尔干地区出现了巨大的政治真空。紧邻的俄罗斯趁机以拯救东正教徒的名义不断入侵巴尔干，不断扩大其在巴尔干的影响力。
由于奥地利帝国同样临近巴尔干，俄罗斯在巴尔干的极速扩张，严重损害了奥地利的利益，使得至关重要的俄奥关系受到考验。另外，俄国在奥斯曼巴尔干的扩张，也威胁到了英国巨大的近东利益。是以，英国与俄国的矛盾开始变得尖锐，出于同样的利益，英奥合作抵制俄罗斯，似乎成为一种可行且必须的外交选项。
在这种情况下，梅特涅采取了友英衡俄的牵制性政策。不过，梅特涅的政策具有两个独特的特点：
1、梅特涅友英的目标，不是为了与英国结盟，而是为了通过与俄国对手英国的接近，增加奥地利与俄罗斯谈判的筹码。
2、梅特涅衡俄的目标，不是为了与俄罗斯决裂，恰恰相反，仅仅只是通过借重于英俄矛盾，以仲裁人的姿态，巧妙抵制俄国对巴尔干的野心。
在1820年、1825年、1830年、1841年，梅特涅即以此方式，多次成功遏制俄罗斯帝国的侵略野心，保存了奥地利的国家利益，同时维系并强化了奥俄友谊。即对于梅特涅来说，英国的友谊只是他的外交工具，而不是外交目的。
类似梅特涅的外交行为有：
俾斯麦通过与俄国对手英国接近，诱使俄皇亚历山大三世与德国签订再保险条约；
2018年，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为了争取主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积极与中国交好，做出各种友华姿态，从而增强其与美国谈判的筹码。
不过，人类的天性热衷于明确、稳定和坚决，那些复杂繁扰的技巧往往不受欢迎。梅特涅的牵制性外交政策，由于政策过于复杂，手腕过于微妙，使得其外交政策在奥地利公众越来越被抵制——其命运就像俾斯麦的平衡外交、币原喜重郎的亲英外交和中国韬光养晦的外交在最大程度维系各自国家利益的同时，却被自己国家的舆论所抵制厌弃一样。
民众最喜欢的外交永远是：威廉二世的外交、昭和军人的外交
奥地利外交官布尔公爵(Count Karl Ferdinand von Buol)认为，奥地利帝国作为欧陆强国，必须奉行一种更加明确、坚决和果断的政策来维系其在巴尔干的利益，以大国的反击俄国的扩张。布尔公爵是一个煽动舆论和鼓吹爱国的高手，他很快就通过美妙的言辞和激昂的口号获得了公众的支持，并成功争取到涉世不深之年轻皇储弗兰茨·约瑟夫的认可。
奥地利帝国对俄亮剑
1848年，梅特涅在一场革命和宫廷政变中失去了权力，皇储弗兰茨·约瑟夫也登上皇位，成为了奥地利的主宰。不久，布尔公爵成为奥地利的外交大臣。1853年，俄罗斯再一次向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发动了大规模入侵，英法则出兵帮助奥斯曼帝国抵抗俄罗斯的进攻。
这一次，英国和俄国同时要求奥地利在这场战争中支持自己。不同的是，英国要求奥地利基于巴尔干的共同利益支持自己；而俄国则要求奥地利基于君主神圣的共同原则和俄国过去对奥地利的无数次帮助支持自己。
奥地利外交大臣布尔公爵坚决要求奥地利加入英法一方对俄国开战，并称“奥地利可以趁机捞取渔翁之利，同时在巴尔干地区扩张，从而强化奥地利的霸权地位”。这种美妙前景深深吸引了年轻的奥地利皇帝和奥地利的爱国公众，前者需要外交胜利夯实他的政治地位，后者则是出于愚昧的爱国心而将扩张与胜利等同——却不知：神明之物，非凡人所可觊觎，边界之外，扩张得不偿失。
不过，当奥皇询问已经退休的梅特涅对于此事的看法时，梅特涅却劝诫道，“帝国已经与普鲁士和法国在中欧争斗不已，若再占据巴尔干、决裂俄罗斯，恐国家之未来将不可预知”。
年轻的奥皇对梅特涅的建议不屑一顾，他下定决心与俄罗斯决裂，展示奥地利的武力。1856年，在奥皇的坚决主张下，奥地利向深陷困境的俄罗斯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俄罗斯放弃在巴尔干和黑海的主张，否则奥地利将向俄国开战。
在奥地利强大的威胁之下，俄罗斯被迫屈服。
错误外交的长远后果
奥地利的背信弃义深深刺激了俄国。俄皇尼古拉二世接到奥国的通牒后，气病交加，绝望而死。新继任的俄皇亚历山大二世决心改变俄国的外交政策，即将奥地利帝国视为自己不共戴天的敌人，在实现俄国自身扩张的同时，不惜代价地报复这个国家。
从此，奥地利帝国在短暂的获利之后，很快就陷入了灾难性的外交困局。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不久，奥地利在德意志境内遭到了普鲁士的挑战，在意大利遭到了法国的挑战，在巴尔干和帝国东部遭到了俄罗斯的侵凌。
奥地利虽有强大的实力，却无力应对来自三个方向、三个强国的全面挑战。
克里米亚战争仅仅三年之后的1859年，法国在普鲁士、俄国的鼓励下，开始对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地位发动挑战，奥法战争爆发。陷入孤立的奥地利很快战败，丧失了其在意大利的统治地位，奥地利的实力被大大削弱。
到了1866年，普鲁士又在法国、俄罗斯的鼓励下，对奥地利在德意志境内的领导地位发动挑战，普奥战争爆发，陷入孤立的奥地利再次战败，丧失了其在德意志的领袖地位，奥地利的大国地位衰败了。
到了1870年之后，俄罗斯不断发动对巴尔干的入侵，持续压迫侵凌奥地利，奥地利也逐渐沦为了二流国家，被迫成为俾斯麦德国驾驭下的驯马。
奥地利帝国国运史表明，在很多时候，外交政策的选择对于大国的兴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现代外交史上，那些迎合舆论、看似短期占便宜的外交政策，往往会种下巨大的风险，并长远地扭转一个国家的命运。
而犯下这种错误的国家，奥地利帝国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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