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图源：杭州亚运会官网
作者：慧诺 编译
来源： 文化纵横
文章已获授权
【导读】2023年9月23日，第19届亚运会正式开幕。从北京到广州再到杭州，亚运会第三次来到中国。作为亚洲最盛大的体育赛事，亚运会承担着重要的文化交流作用，其背后也有着复杂的政治历史博弈。
本文以20世纪初的“远东运动会”为起点，回顾亚运会的“前世今生”，揭示在体育赛场内外亚洲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二战结束后，接纳更多成员数量的“亚运会联合会”（亚奥理事会前身）正式成立，亚运会也承担起“反殖民主义”、“泛亚主义”等特殊意义。随着亚运会的独立性不断增强，其逐渐摆脱西方逻辑的影响。不过，亚运会依然是计划申办奥运会的国家的“练兵场”。对于50年代末的日本、70年代的伊朗、80年代的韩国和90年代的中国而言，亚运会都是向国际奥委会证明自己有能力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机会。如果亚运会能够继续预示未来二十年奥运会的举办地，那么西亚或印尼可能是合理的猜测。
作者指出，亚运会在70至80年代经历了两个最关键的转折点：1974年亚运会开始将新中国纳入其中，以及1982年亚奥理事会的成立。如今亚运会场内外的权力结构，正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当前，亚洲体育政治很大程度上是东亚（尤其是中国）的政治和体育实力与西亚（阿拉伯国家）的财政和机构实力的融合。在亚运会的环境中，这两个政治力量都找到了可以扩大影响力的沃土。
本文编译自Sports Mega-Events in Asia（Palgrave 亚洲体育系列丛书），原题为Better, Bigger, Bitter -- The Rise of the Asian Games in a Toxic Political Environment。
更好、更大、更难
——在复杂政治环境中崛起的亚运会
亚运会于1951年首次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是亚洲大陆最负盛名的大型综合性运动会。上一届亚运会于2018年在雅加达和巴伦邦（印度尼西亚）举行，共有创纪录的11300名选手参加40个项目的比赛。
在亚运会赛场上，运动员们不仅参加奥运项目的核心运动，也在卡巴迪或武术等亚洲大陆传统运动上进行角逐。亚运会的体育项目如此丰富多彩，不仅显示亚运会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密切关系，同时也展示亚洲丰富多彩的体育传统。
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是亚洲大陆的体育管理机构，也是奥林匹克运动中最大的大陆体育组织，自1982年成立以来一直负责监督亚运会的主办工作。此前，亚运会是在亚运会联合会的主持下举办的；亚运会联合会解散后，亚运会在奥林匹克运动中更好地代表了亚洲国家。
亚运会的历史并非一帆风顺，政治纷争一度影响亚运会的组织工作。亚运会的初衷是促进“泛亚主义”（pan-Asianism）。尽管亚运会的组织者常以“大洲团结”为口号，但国家冲突却将泛亚思想和国际主义推向幕后。
本文对比亚运会的愿景与其政治格局，梳理亚运会转型的五个阶段，其中20世纪70和80年代是重点：
第一阶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亚运会的前身是远东运动会（Far Eastern Championship Games，FECG），受到亚洲国家强烈的“西方化”愿望的影响。
第二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创办亚运会的目的是展示和争取亚洲团结。
第三阶段：1974年在德黑兰举行的亚运会调整了基本构想，新中国的加入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崛起，重塑了亚洲体育的权力结构。
第四阶段：亚奥理事会机构的建立使新的权力关系得以确立，并为各成员追求不同的国家利益提供可能。
第五阶段：在今天扩大版的亚洲体育运动中，现有的权力结构依然明显，但亚洲大陆的国际主义努力进一步削弱。
▍亚洲洲际综合体育赛事的起源
二十世纪初，法国的顾拜旦创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对在亚洲大陆举办大型综合性运动会产生重大影响。和解、互助与和平努力是顾拜旦国际主义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期望。虽然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组织和参与最初只是西方的事情，但到二十世纪初，顾拜旦试图将他的项目扩展到亚洲。例如，1909年，顾拜旦拉拢日本的嘉纳治五郎（Kano Jigoro）成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IOC）的首位亚洲成员。
一些学者指出，顾拜旦认为西方人应该为亚洲“种族”提供家长式的指导，这样亚洲人才能与文明程度较高的西方“优等”民族竞争。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顾拜旦与十九世纪将现代体育带到亚洲的传教士们有着相同的观念。
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YMCA）在这方面的影响尤为突出。基督教青年会在菲律宾的秘书长、美国人布朗（Elwood S. Brown），是发起亚洲第一个大型国际体育活动——1913年“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两年后更名为“远东运动会”）的关键人物。
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成为现代奥运会的第一个地区性代表。在1913年的首届比赛中，来自菲律宾、日本和中国的选手参加了比赛。远东运动会成立之初，就有人坚信基督教青年会和顾拜旦的国际主义项目会取得成功。在美国价值观的强烈影响下，人们希望把东亚社会提升到西方文明的更高标准。在这种愿望的驱使下，面对日本和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政治紧张局势，亚洲人民会团结在一起。
可见，亚洲综合性体育赛事的国际主义目标，在创立之初就已存在，并且延续至一战后以国际联盟思想为标志的国际主义时期。直到1934年解散之前，东亚体育总会一直是西方体育在东亚传播的重要阵地。
然而，我们不仅可以在远东运动会中发现国际主义的起源，还可以发现民族主义和泛亚情绪的相互联系。这些情绪后来对亚运会产生了强烈影响。远东运动会不仅促进了中国、日本和菲律宾的国家建设进程，进而引导了反殖民主义，而且激发了反对西方国际主义的想法。
到20世纪20年代末，亚洲体育官员越来越多地主导远东运动会的组织工作，并通过这一体育盛事促进“泛亚主义”的崛起。此外，1934年在印度德里首次举办的、也是唯一的西亚运动会（Western Asiatic Games），也诞生于相似背景：该运动会由印度体育官员创办的，他们此时已基本从英国殖民者手中接管了体育的组织工作。
不过，参加远东运动会和西亚运动会的各个国家绝非异口同声。相反，政治格局（特别是日本的帝国主义利益），对在亚洲大陆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国际主义目标提出了挑战。正是日本在1931年侵略中国，才最终导致1934年后远东运动会的取消。当时中日两国在中国东北满洲地区运动员代表权问题上产生争执。事实上，最早的远东运动会上就已出现民族之争，并且推动了各国民族身份的建立。
亚洲早期大型体育赛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方的影响，但西方殖民者与亚洲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大陆冲突以及泛亚情绪的出现，早在亚运会创立之前就已经塑造了亚洲体育的格局。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去殖民化时期，这些主题再次凸显，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一届亚运会：平衡泛亚愿景与国家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日本战败，1945年《波茨坦公告》结束各国对亚洲大陆的殖民要求；许多亚洲国家都获得独立，开始在大陆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在1947年的亚洲关系会议上，亚洲的政治家们为维护亚洲统一和实现亚洲各国和平共处做出了努力。许多曾经反对殖民主义的新独立国家领导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统一的亚洲。他们聆听了古鲁·杜特·松迪（Guru Dutt Sondhi）和其他许多人的发言。松迪是印度国家体育领导人和国际奥委会委员，曾在1934年世界运动会的组织工作中发挥领导作用，他在会议上提出了为整个印度大陆举办亚运会的想法。
许多与会者对松迪的想法表示赞同，于是他继续向地区体育领导人以及在1948年奥运会上宣传他的想法。一年后的1949年，松迪发起成立亚洲运动会联合会（简称“亚运会联合会”，Asian Games Federation/AGF），负责监督未来亚运会的组织工作，并决定从1951年起每四年举办一次亚运会。亚运会联合会并没有常设办公室，领导层也从一个主办国换到另一个主办国。此时，亚洲关系会议与亚运会之间的联系也值得注意，因为这暗示了举办亚运会是出于政治而非体育方面的愿望。
印度率先成立亚运会和组织委员会，作为亚洲关系会议实现亚洲团结愿景的延伸。亚运会采用此前远东运动会的国际主义模式，但在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向整个亚洲大陆开放。
1951年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一届亚运会，被认为是展示亚洲和解方面的一次成功。尽管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犯下严重恶行，但仍被亚运会接纳了。日本运动员和平地参加了比赛，在奖牌榜上领先于其他十个参赛国。
此后，在菲律宾（1954年）和日本（1958年）举行的第二届和第三届亚运会，也把展示和平的国际主义作为重要目标。这两个国家和之前的印度一样，举办亚运会都有本国的政治目标。例如，日本将亚运会视为说服国际奥委会授予其1964年举办奥运会的一种手段。的确，他们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标，东京也因此成为亚洲第一个举办奥运会的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综合性运动会的复兴，正是维护泛亚主义、促进亚洲大陆地区认同与合作的有效手段。
尽管如此，亚运会也体现各国之间的紧张政治局势。松迪将整个亚洲大陆纳入亚运会的愿景，带来文化差异的挑战。亚运会联合会的报告中曾提到，一些地区对穆斯林国家的偏见，促使这些国家打算举办自己的穆斯林运动会。此外，由于与印度的政治冲突，越南和巴基斯坦都拒绝参加首届亚运会。日本被允许参加亚运会，也导致1949年至1951年间的亚运会联合会上爆发多次政治辩论。
在1962年的印尼雅加达亚运会上，团结运动政治与民族主义愿望达到顶峰。印尼总统苏加诺将亚运会视为一种手段，通过打破既有势力和推进“不结盟运动”来开启新的世界秩序。因此，印尼不像以往的亚运会那样提倡泛亚主义，而是试图通过举办亚运会，将前殖民地世界的崛起，推向亚洲大陆以外的地区。
印尼的非西方言论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赛事的组织，矛头直指美国的亚洲盟友。此外，印尼主办方驳斥亚运会联合会“和稀泥”的立场，没有邀请中国台湾地区和以色列参加雅加达亚运会。松迪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但没有成功。
1962年亚运会如期举行，但却导致印尼最终被排除在国际奥委会之外。作为回应，印尼于1963年成立新兴力量运动会（Games of the Newly Emerging Forces，GANEFO）。新兴力量运动会于1966年消失，而这种“另类“尝试的失败，也表明在一段时间内，亚洲精英体育还是需要依赖奥林匹克运动及其亚洲分支——亚运会。
继1962年亚运会被强烈政治化之后，1966年和1970年亚运会又将共产主义国家排除在外。这也意味着，在举办亚运会的过程中，反西方的泛亚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再次缺席。取而代之的是，亚运会的重心再次变为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处。
然而，1974年第七届亚运会在伊朗德黑兰举行，这是在西亚举行的第一届亚运会，标志着该地区进入亚洲大陆的体育政治舞台。此后，由于新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再次参与，亚洲精英体育的权力结构也得以重塑。
▍第七届亚运会的持久影响
在1968年的理事会会议上，亚运会联合会将第七届亚运会的举办权授予伊朗德黑兰。伊朗革命之后，伊朗领袖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Shah Mohammad Reza Pahlavi）实现伊朗社会的现代化，大力推动伊朗从西方获得政治独立。20世纪70年代初，伊朗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印度洋地区。亚运会在这一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因为它旨在进一步巩固巴列维的国家和地区政治目标。
因此，就像1962年一样，亚运会的政治平衡再次被打破。然而，与十二年前在印尼表现出来的反西方主义不同，1974年亚运会打破亚洲大陆内部的政治格局，也开创了亚洲体育运动权力关系的新纪元。
就伊朗国内的目标而言，亚运会是成功的：规模更大（首次超过3000名运动员和200多个比赛项目），组织良好，伊朗运动员在比赛中取得成功。不过，本届亚运会的真正影响来自于国际层面，并从长远角度改变了亚运会的政治格局：在创纪录的25个参赛国中，包括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蒙古、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威特和伊拉克也是首次参赛。毫无疑问，新中国在1974年亚运会上的首次亮相，对此后几十年亚洲的体育政治格局产生了最持久的影响。
伊朗主办方在确保新中国参加亚运会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且被低估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伊朗国王希望加强伊朗的政治地位，并与新中国合作，使伊朗在苏联和美国面前处于有利地位。中方也有类似诉求，因此希望与伊朗建立政治联盟。伊朗还认为，通过支持解决“中国问题”，可能会促进其未来举办奥运会的目标。因此，1970年至1974年间主持工作的伊朗官员，力促与新中国的关系；1973年11月，中国台湾地区的亚运会资格，被正式转予中华人民共和国。
伊朗和中国的体育官员明确表态：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谈不上亚洲体育运动；西方领导的组织，如国际奥委会或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International Sports Federations，IFs），不应该对亚洲体育组织的决策指手画脚。国际奥委会采纳了上述观点，没有撤销对伊朗的赞助。
此外，伊朗还要求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承认中国，因为只有得到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承认，中国运动员才能参加亚运会的单项比赛。结果，许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取消对中国台湾地区的支持，接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要求。自此，伊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建立了牢固的体育政治纽带，并在未来几年中影响着亚运会政治。
在伊朗的领导下，更多亚洲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以色列参加亚运会。中国也与阿拉伯国家站在了一起。在当时的亚运会上，阿拉伯国家、巴基斯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在亚运会上没有与以色列在足球、篮球和网球项目上竞争。一些国家的运动员在亚运会期间也拒绝与以色列选手握手和接触。
此后，亚运会联合会在1976年更进一步，提出将以色列排除在1978年泰国曼谷亚运会之外。亚运会联合会指出，由于以色列运动员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遭到恐怖袭击，此后对其安保费用过于高昂，因此建议以色列主动不参加下届亚运会；若以色列不遵守决议，亚运会联合会将暂时中止其成员资格。1974年之后，以色列再也没有参加过亚运会。
自此，通过亚运会一统亚洲大陆的雄心宣告失败，但亚洲体育政治的两大推动力量，也正式回归。
在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亚运会联合会的问题时，1974年亚运会组委会秘书长哈桑·拉苏利（Hassan Rassouli）旗帜鲜明地发出质问：“那些自封的伟大国家是谁？那些自命不凡的大人物是谁？他们凭什么坐在这里对我们的命运指手画脚？先生们，我们是我们命运的主人，我们必须决定我们在亚洲体育方面的命运，而不受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或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支配“。
与1962年对印度尼西亚发出禁令不同，这次国际奥委会顺应历史潮流，并未对亚运会联合会做进一步的干涉。显然，国际奥委会并非简单的“息事宁人”，而是其对20世纪80年代初的亚洲新形势有所判断。这也为此后亚运会联合会的制度改革埋下伏笔。
▍新组织，新时代
为1978年亚运会寻找主办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经历了各种曲折。最初，亚运会联合会将主办权授予了新加坡，但该国遇到财政问题，于是由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取而代之。然而，由于缺乏体育基础设施，巴基斯坦将主办权拱手相让。1976年，泰国提议由曾在1970年作为替补主办地的曼谷市继续举办本届亚运会。
不过，泰国体育官员在提议中附加了一个条件。他们要求各成员国为亚运会提供资金。此前，泰国已经主办过1966年和1970年的亚运会，政府无法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最终，14个国家同意提供财政捐助，为赛事的组织工作捐赠了约250万美元。泰国政府无需进行财政投资，1978年亚运会得以举行。
在本届亚运会上，中国首次在奖牌榜上向日本发起挑战，显示出中国作为亚洲大陆新兴体育强国的地位。此后历届亚运会上，中国都在奖牌榜上名列前茅。
挽救1978年亚运会的成功尝试，对亚洲的体育政治格局产生两大影响，并进一步凸显不断变化的权力格局。
首先，亚运会联合会捐款总额的一半以上来自沙特阿拉伯（近85万美元）和科威特（50万美元）。卡塔尔、伊朗和伊拉克也提供了捐助。因此，1978年亚运会的财政模式，让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展示了其经济实力和投资体育的意愿。
其次，在组织大型体育赛事日益专业化的环境下，寻找东道主的困难，凸显亚运会联合会的局限性——没有常设办公室，只能专注某次亚运会的举办。此时，日本、韩国和中国都雄心勃勃地希望成为全球体育运动的参与者，小国也需要一个更好的组织来确保经费来源，因此各方都在考虑建立一个新的洲际代表组织。
1982年，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简称“亚奥理事会”，Olympic Council of Asia/OCA）正式成立，取代了亚运会联合会，成为亚洲大陆的体育管理机构。来自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带头作用，并迅速掌握新组织的权力。印度是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的主办国，因此主持了当时亚运会联合会的工作。科威特酋长法赫德·艾哈迈德·贾比尔·萨巴赫（Sheikh Fahd Al-AhmadAl-JaberAl-Sabah）向印度提供1500万美元的巨额捐款，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的体育场馆资金得以落实。
萨巴赫还承诺，如果亚奥理事会总部落户科威特，他还能为其提供赞助，并满足东亚国家在奥林匹克运动中拥有更多代表权的要求。阿拉伯国家率先支持中国加入亚运会联合会，中国也支持科威特作为亚奥理事会总部，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则自然站在萨巴赫一边。最终，在1982年11月亚奥理事会正式成立时，萨巴赫被选为亚奥理事会首任主席。该组织的永久总部设在科威特。
此后，阿拉伯国家成功地劝说以色列退出亚运会联合会，而他们对成立亚奥理事会的支持，让上述决议得以延续。1986年，亚奥理事会接纳巴勒斯坦为正式成员，继续推行由阿拉伯主导的中东政策。巴勒斯坦运动员首次参加1990年亚运会，并在此后参加了历届亚运会。
在亚奥理事会成立之前，1986年的亚运会已由韩国首都汉城获得，但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国的选择，再次受到70年代政治发展的影响。日本广岛和中国北京市同时申办1990年亚运会。两个申办委员会的代表，无法就折中方案达成一致。由于阿拉伯地区与中国早在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上就有合作基础，北京的努力取得了成功，亚奥理事会成员投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办1990年亚运会，而广岛最终成为1994年亚运会的主办地。
亚奥理事会是海湾阿拉伯国家有影响力的体育领导人进入奥林匹克运动的途径。1981年，萨巴赫成为国际奥委会成员，随后其他国家也迅速加入。当时该地区还不具备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条件，直到2006年，卡塔尔多哈才成为海湾地区第一个举办亚运会的城市，也是（继1974年的德黑兰之后）西亚第二个举办亚运会的城市。
在亚奥理事会成立后的二十年里，海湾阿拉伯国家满足于让亚洲体育强国中国（1990年）、日本（1994年）和韩国（1986年和2002年）主办亚运会。从此，亚运会也作为一项重大赛事，旨在向国际观众和国际奥委会展示这些国家已经做好了举办奥运会的准备。此后，中日韩三国都在1988年至2008年间举办过一次奥运会，并在2018年（韩国）、2020年（日本）和2022年（中国）再次举办夏季或冬季奥运会。
国家政治雄心不仅渗透到体育政治层面，而且继续影响着赛事的举办。例如，韩国在主办1986年亚运会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以朝鲜为首的共产主义国家抵制，文莱、缅甸和叙利亚也加入抵制行列。1986年亚运会开幕式前几天，传言称有特工在首尔金浦国际机场引爆炸弹。总之，在亚奥理事会成立后，亚运会的命运从此改变，国家（部分是个人）利益显得更加突出。
然而，就规模而言，亚运会本身在这一时期已成为亚洲大陆的一项大型活动。1986年、1990年和1994年亚运会的参赛人数大幅增加。在汉城、广岛和北京举行的三届亚运会的参赛人数，均超过以往各届亚运会的总和。与此同时，国际体育的职业化和商业化也反映在亚运会的组织上，而亚运会的国际主义目标似乎再次被减弱。
▍亚运会扩圈和当前问题
在机构层面，政治地盘争夺战延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亚奥理事会主席萨巴赫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期间去世，阿拉伯国家希望由他的儿子小萨巴赫（Sheikh Ahmad Al-Fahd Al-Sabah Jr.）接替他。南亚和东亚国家反对这一政治举动，中国则推举体育官员、国际奥委会委员何振梁。何振梁曾是竞选的热门人选，但最终退出主席竞选，以争取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支持。
小萨巴赫的当选对亚洲的体育赛事格局产生广泛影响，1991年底，中国、日本、韩国、蒙古、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联合发起成立东亚运动会协会，以组织东亚运动会（East Asian Games）。第一届东亚运动会于1993年在上海举行。
1991年苏联解体，进一步扩大了亚洲的奥林匹克运动。1994年亚运会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首次参赛。最终，来自40多个国家的运动员参加比赛。2018年印尼雅加达和帕勒姆邦亚运会上，共有11300名运动员参赛。
随着文化多样性的增加和会员国规模的扩大，展现亚洲统一性的初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加难以实现。近几十年来，长期无法成为东道主的国家也在调整定位，试图申办亚运会。例如，随着经济和政治重要性的提升，印度可能会提高其作为亚运会主办国的期望值，并为申奥做准备。自1982年以来，印度从未主办过亚运会。
然而，文化上紧密相连的国家之间，也可能出现政治分歧。如上所述，2006年亚运会意义重大，因为这是自1974年以来亚运会首次回到西亚举办。多哈的组织者利用亚运会的舞台，宣传阿拉伯传统，并将卡塔尔打造成卓越的体育运动中心，体现其在欧亚大陆和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政治角色。经过激烈的竞标战后，卡塔尔与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竞标对手达成协议，该赛事将于2030年重返多哈。小萨巴赫也提议，由利雅得承办2034年亚运会，从而解决了这一争端。
小萨巴赫从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和领导亚运会开始，在其近三十年的掌舵生涯中，已跃升为全球体育界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1992年，他接替父亲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2012年当选为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协会（Association of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s，ANOC）主席，同年成为国际奥委会旗下奥林匹克团结委员会主席。
评论家甚至认为，小萨巴赫是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Thomas Bach）成功竞选的关键人物。然而，2012年底，小萨巴赫在其祖国科威特被判犯有伪造罪，并被刑事法庭判处监禁。他自行退出了国际奥委会和亚奥理事会的所有活动，但从未来的亚运会主办国公告中可以看出，在面临调查期间，他仍然非常活跃。
在西方世界，2018年亚运会受到广泛关注，因为这是首个将电竞作为奖牌项目的大型体育赛事。无论各界支持或反对，亚奥理事会的决定都是对电竞产业在亚洲崛起的回应。在2023年的中国杭州亚运会上，电竞也将首次作为官方奖牌项目亮相，并在八种不同的游戏中进行八项比赛。鉴于电竞活动在亚洲大陆的蓬勃发展，亚奥理事会接纳电竞的举动似乎是合理的。这同样也是一个迹象，表明其有意对正在出现的竞技新变化做出回应，而无需等待国际奥委会就此事做出“正式“决定。
▍结语
亚运会是亚洲最盛大的体育赛事。毫无疑问，在过去几十年里，亚运会在文化和经济方面都有重大意义。随着亚运会的独立性和相关性不断增强，亚运会也成为政治决策的场域，逐渐摆脱了西方逻辑的影响。
不过，亚运会依然被视为计划申办奥运会的国家的“练兵场“。对于50年代末的日本、70年代的伊朗、80年代的韩国和90年代的中国而言，亚运会都是向国际奥委会证明自己有能力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机会。除了伊朗因革命而不得不撤回申办之外，这些尝试都被证明是成功的。如果亚运会能够继续预示未来二十年奥运会的举办地，那么西亚或印尼可能是合理的猜测。
纵观亚运会历史，两个关键转折点出现在70至80年代：1974年亚运会开始将中国纳入其中，以及1982年亚奥理事会的成立。目前亚运会场内外的权力结构，就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如今，亚洲体育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东亚（尤其是中国）的政治和体育实力与西亚的财政和机构实力的融合。在亚运会的环境中，这两个政治力量都找到了可以扩大影响力的沃土。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
关键词
电竞
亚奥理事会
运动员
运动会
届亚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