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虱,你三天两头写文章呼吁大家针对新治安管理处罚法提意见,请问,你自己去那个网站提意见了吗?”这段时间,一直有人如此质问我。
他们的意思是,我只会煽动别人冒着事后被“反右运动”的风险,去网站提意见,自己却不愿意冒风险提意见。
我说,你们去那个网站提的意见,只有那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可以看到,而我写的这些建议大家去网站提意见的文章,全国人都可以看到。万一事后真的来一场反右运动,首先被反的,肯定是我这种“鼓动造反”的犯“煽动罪”的人,而不是你们这些“被别有用心的坏人煽动的不明真相的群众”。所以,无论我有没有去网站提意见,我都已经犯下了比提意见更大的“罪行”。在这种情况下,我有可能因为懦弱而不敢去提意见吗?
前几天,我把自己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网站,就新治安管理处罚法,提了意见的截图,发到了朋友圈。
没想到,又有几个右派通过微信私聊,嘲笑我“还是太幼稚,活到这把年纪了,还是没有看透一切”。
他们表示,自己不会去网站提任何意见,因为他们要用自己的无声,对这个等待人大常委会表决的新法案,表达无声的嘲讽。
这几位高屋建瓴般教训我的右派,自我感觉真的非常的好,以为自己拥有“已经看透一切的智慧”,我却为他们的糊涂看到十分痛心。
对于一项有极大争议的、在征求意见等待表决的公共法案,大家都拒绝前去提意见,用0条意见,表达群体嘲讽,从理论上说,也是一项公共行动的理想模型之一。
但是,思维足够缜密、视野足够宏大的人,都应该认识到,这种理想模型只适合于人口稀少的古希腊城邦国家。只有在古希腊小城邦,人们可以相互认识、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的情境下,所有人全都拒绝提意见的局面,才有可能达成。
只要国家稍微大一点,拒绝提意见的一致沉默,几乎是不可能达成。只要有一小半的人去网站提了意见,那剩下多数人的所谓“我们已经看透了一切,拒绝前去提意见,用沉默表示嘲讽”,必将沦为笑话,因为前去提了反对意见的那些人,必将被纳入“持反对意见人数比率” 的统计之中,那些用拒绝提意见表示反对和嘲讽的人们,则将被自动纳入“赞同或没有意见人数比率”的统计之中。
所以,在这场公共政策博弈中,理性的行为应该是,当有一部分前去提意见的时候,其他人也应该跟进。一部分人去,一部分人不去,不过是人为制造分裂。
结果,这些自以为拥有“早已看透一切”的智慧的右派们,用自己的拒绝提意见,助推了法案的最终通过,明明是愚不可及,却以为自己非常通透,最终不过是嘲讽了自己。
另外,关于这个新治安管理处罚法案,几位法律学者(劳东燕、沈岿、童之伟等等)已经持续发声,或接受《三联》这样的大型正规媒体采访,对法案的一些细节,明确表达了反对担忧和意见。这足以说明,国家层面是允许大家对这项法案进行公开讨论的。
假如真如很多右派担心的那样,事后来一场引蛇出洞的反右运动,这些学者首当其冲会成为第一批右派。他们愿意冒如此大的“风险”,带头提出不同意见,而且,既然国家也开放了网站,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提意见,为什么我们不能用自己的声音,对这些法律学者表示一下支持呢?
如果大家都像上面教训我的几个右派那样,早已看透了一切,用拒绝提意见表示嘲讽,那么,这些提出不同意见的法律学者们,是不是会感到自己太孤单了?
假如他们的发声,换来的不过是稀稀拉拉的民间响应,以后还有几个学者愿意带头就公共问题发表不同观点呢?你们的冷,所冻伤的,不过是这些知识分子的心。
既然国家已经开放网站让大家提意见,却没人愿意提意见,那么,以后国家制定公共政策,干脆都不走这个程序了,你们也就不要有任何抱怨了,因为是你们自己不珍惜这个权利。
在公共政策的博弈中,用预设的结果来反对参与某项行动,本身就不是一个现代社会和现代人应有的公共理性。你都还没有去投票,凭什么就认定,投票没有用呢?
这种认知和立场,与“父亲是右派,儿子岂能是好东西呢?政审不能通过!”,在逻辑上,有什么区别吗?所以,那些反对和担心再来一次“反右运动”的人们,自己也犯下了1957年反右运动中广为流行的逻辑病。
哪怕去网站提了意见,很有可能改变不来结果,我也要去提一下意见,既是为了表达对这个立法程序—哪怕只是形式上—的认可,也是为了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更是为了不让劳东燕等几位法律学者感到太过孤独。
我不是无条件乐观派,但也非绝对悲观派,因为我看到,在民意的质疑声浪中,初中毕业分流政策终于改变了,有关部门近日开始表态反对预制菜进校园了.....可见,提意见岂会绝对无效呢?
中国体量太大,路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这个过程中,不要把一切变革的希望寄托在国家层面。
只要愿意用理性和平的方式,参与公共讨论的国民越来越多了,中国才具备越来越好的基础条件。任何良性的变革,都是合力的结果。表达观点,也是一种公共参与。沉默不是通透,不是智慧,而是彻头彻尾的自私或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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