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湘军打败太平军之后，曾有手下将军建议他一路打上北京，乘势推翻清朝建立自己的朝代。从军事上讲，曾国藩当时是可以做到的，满族清兵享受了几百年和平安逸的贵族生活，都变得很有“文化”，不会打仗了。但曾国藩灭掉太平军后立刻解散了湘军。
他是一位模范儒将，忠诚是其首要美德。其后，曾国藩尤其是李鸿章被清廷委以重任，推动“自强运动”，或称“洋务运动”，进行战后重建复兴工程，史称“同治中兴”。他们推出了一系列现代化措施，以扭转大清王朝的颓势。比如，专门设立了同文馆，负责翻译引进西方新知；专门派遣一批中国儿童赴美留学；建起了当时亚洲最大的海军，北洋舰队曾是洋务运动的骄傲。但是1895年甲午一战，北洋舰队被日本海军击沉，一切努力功亏一篑，付之东流。
虽然士大夫阶层能够云集足够的力量击败太平军，试图使中国“复兴”或“中兴”，从而走上现代之途（就像日本明治维新后所走的路），但他们明显步履蹒跚，力不从心。部分原因是十几年的太平军骚乱弄得家国满目疮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批士大夫统治精英身上都有一种文化惰性，不足以担当迎接新挑战的重任。他们的文化知识背景无法使他们认清这场挑战的强度很可能需要对现状作出根本性的改变。
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如李鸿章、张之洞等，是最后一代儒士精英，这体现在他们不仅要对清廷保持忠诚，而且要捍卫中国文化的正统地位。他们对西方带来的挑战所采取的策略，用张之洞的话说，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说，尽量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在政治和文化上要保持中国的正统方式。这种二分法当然不可避免地产生紧张。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不久便被召回国，就是因为这些中国儿童在美国学校求学成长期间被发现越来越“不像中国人”了。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知识阶层震惊，自信心大受打击。从此以后，“革命”便成了主流共识，因为知识精英认识到，要在这个新世界生存，中国面临的不只是技术和军事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和文化上的问题，由此而引向对儒学这个“本”发起全面的攻击。
第一场威胁到“中学之本”的革命是1898年由康有为和梁启超发起的“百日维新”，试图把中国的政体变成君主立宪制。他们劝导年轻的光绪皇帝发布了一系列新的政令，要在政治、文化、教育方面大动干戈，旨在推动君主立宪制。
可是清廷并没有准备就这么轻易地放权。慈禧把皇帝软禁了起来，追杀这帮激进变革派人士，很多人不得不逃到日本避难。事后看，中国没能走上君主立宪制的轨道，对中国现代性的走向影响深远。从实际治理权上来讲，从天朝制转型为君主立宪制，这确实已经构成一场革命；但它仍然保持皇位，使其发挥巨大的象征功能，维系文化传承，可以使中国有序进入现代性，正如英国王室（以及战后日本的皇室）所展示的功能那样。可惜，文化延续性和稳定性不是现代中国文化的特征；相反，断裂和崩溃可能是更恰当的关键词。或者说，最主要的关键词是“不断革命”，“继续革命”，一个比一个更激进的革命。
戊戌变法者被流放到日本后继续宣扬君主立宪制，成了所谓的“保皇派”。其实，他们也是“革命家”，只是一批新的民族主义革命家此时已经涌现出来：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中国同盟会，即国民党前身，号召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他们不再要皇帝，名义上的也不要，而是要建立“中华民国”，最终于1912年如愿实现。对民族主义革命家来说，族裔性可以用来作为攻击的武器（称满人为“鞑虏”），而中国传统文化则应该受到某种保护，应该被视为“文化遗产”以激发民族自豪感。他们的主要竞争者对此则嗤之以鼻。
戊戌变法者提出的一项主要革新措施就是废除科举制，以推动现代人文、科学教育。慈禧太后把光绪皇帝软禁起来，把维新派杀的杀、关的关，于几年之后的1905年自己推出“新政”，其中一项主要措施就是把科举制废了。这对中国现代性的影响至为深远。一千年以来，科举制培养出来的士大夫统治阶层一直都是“中学之本”的奠基石。儒学士仕一体，为士都要研读儒家经典，能写优雅的、声张道义的文章。
到了清朝，入仕途的官职相对于庞大的读书人群已经越来越少，科举制已经充满危机。西方炮舰敲开中国的大门之后，知识领袖注重学习西方科技，比如如何造炮弹之类。1905年之后，中国年轻人开始出洋留学以获取教育与文化资本，主要有两条路径：去东洋（日本）和去西洋（欧美）。去东洋留学的要比去西洋的人数多得多，因为去日本是捷径。很多人去的是军校，或学习科学工程类。而后，军人、科学家、革命家这些职业，将在现代中国挑战传统上由文人学士独霸统治阶层的状况。
当然，还是有很多留学生是研读文科的。从这批留学生中逐渐产生了一种想法，认为需要一场文化上的革命才能拯救中国，虽然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朝代已经被推翻，中国已经成了一个共和国。20世纪第一个十年，由“文学革命”引起的新文化运动，或称“中国的文艺复兴”，界定了现代中国的文化生活。因此，文学的作用极其重要，现代中国作家承担了启蒙者的角色。一方面，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普世主义的运动，把各种新思想、新文本译介给中国读者。
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一场激进的革命性运动，要使中国文化充分西化（如果不是全盘西化的话）。借用尼采的话说，就是要“重估一切价值”。也就是说，中国原有的文化价值必须进行重新评估，如果不符合新的文化价值，就必须被推翻。这不仅是指政治体制，而且包括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缠足、纳妾、家庭价值、教育、个人的观念、权利、自由等等。在新文化论者的攻击下，“儒学之本”终于坍塌了。
这批海归精英阶层主要分成两部分：留欧美派和留日派，或者更准确地说，应该分成留英美派和留日留法派。总体来讲，激进主义主要来自留日留法派。该阵营出了两位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一位是陈独秀（1879—1942），后来成为党首位总书记；另一位就是鲁迅，后来被誉为伟大“旗手”。
陈独秀本来是由中国政府派往日本读军事预科学堂，后来受到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积极参与留学生反清政府的革命活动。1915年，他回到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以推动“思想革命”，一年后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刊物。胡适倡导“白话”的“文学改良刍议”，就是经由陈独秀之手，变成了一个不容置疑的革命号召，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陈独秀自己就是一位极富感召力的激进作家。他在为《青年杂志》发刊号撰写的发刊词中，用六个新旧价值对立的方式，“敬告青年”，要他们成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简而言之，陈独秀敦促道：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也正是陈独秀把新文化运动的总诉求用拟人化的方式归纳为“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使它们成为现代中国两个最响亮的口号：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陈独秀在攻击传统时毫不吝啬，把它们都称之为“旧伦理”“旧政治”“旧艺术”“旧文学”。这样一个“旧”字威力无穷，蕴含了进化论、黑格尔哲学、社会主义理念所共有的“历史进步”观，在此照妖镜下，所有传统中国文化都是“封建”残余，因此都必须倒进历史的垃圾箱。
孔子之道和现代生活（这是陈独秀另一篇文章的题目）根本就不相配。现代生活是由经济主导的，其根基必须是个人的自主性。而孔教不允许个人独立，其中心伦理是围绕家庭的：只要父母健在，你就不可能有经济独立。
而在西方民主国家，家庭成员可以有各自不同的信仰，可以参加不同的政党，这在孔教体系中很难想象。妇女也可以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甚至参与政治活动，可在中国，我们还在提倡贞洁、禁止寡妇再婚、不让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
在攻击儒家文化方面，没有谁比鲁迅更为坚定、更为有效。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鲁迅恐怕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为彻底无畏的批评者。鲁迅成长于江南没落的士大夫家庭，其整个脾性完全是中式的，对自己的文化了解也很透彻，但因日本的留学经历及体验，对中国文化越来越感到疏异。前面讲过他在日本课堂里受到刺激，决定弃医从文，因为他意识到中国人需要拯救的是他们的头脑，而不是他们的身体。
回国以后有十年的时间，鲁迅一直低调地在北洋政府做一名小官。当胡适和陈独秀在《新青年》号召“文学革命”时，鲁迅揭竿而起，写了小说《狂人日记》，立即被奉为现代白话文第一篇小说，被视为现代白话小说的创作典范，也使鲁迅成为整个白话新文学的开山鼻祖。
《狂人日记》表面上看就是一个“疯子”发疯时任意用白话写下的一系列“日记”，这些“日记”既不是每日记，也没有日期。该“疯子”或“狂人”，是叙述者孩时的朋友。
在用文言文写的“序言”里，叙述者出场告诉我们，他这位朋友大概生了一场“迫害狂”之类的病，但现在“早愈”，已经在外地“候补”（等候做官）了。事实上，叙述者和“狂人”都可看作作者的声音。小说场景设在南方某村（就像鲁迅的家乡一样），而小说基本上没什么情节。表面看，这些日记好像是一个“狂人”的荒唐言，出现幻觉认为村里人人都要吃他的肉。
事实上，读者马上便会意识到，“狂人”才是村里唯一的觉醒者，这个觉醒者只是有一些新的思想，就被村里所有人都认为“疯了”，因为它们违背“常理”—这个“常理”包括“吃人”。也就是说，村里所有人都是自觉不自觉的食人者，他们一直参与人吃人的盛宴不知有多少世纪了。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把整个儒家文化指定为“吃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毕竟儒学的核心便在于对人的关怀，在于“仁爱”。当今西方自认为进步的知识分子，大概都知道像《鲁滨孙漂流记》里面所呈现的食人话语，那是西方殖民者为使自己的殖民合理化，用来描绘“他者”的惯用的典型话语。他们或许会非常惊讶，现代中国最为进步的作家怎么会把自己的文化指控为“吃人”呢。可这就是鲁迅勇于斗争的姿态，而且因此备受尊敬。鲁迅的作品对自我的批评毫不留情，其辛辣的笔锋正是其斗志的标识，所以鲁迅被誉为象征中国的“民族魂”。
然而，《狂人日记》所描述的中国人的“灵魂”因几千年的人吃人的文化早就腐烂了，村民生活在一个自我封闭的社区里，除了内耗以外，对外部世界任何新的思想一概排斥。赵家人代表这个社区的权威和秩序。作者通过“狂人”要表明的是：
社区里所有的人，包括“狂人”的兄弟姐妹，都是维系这个人吃人的秩序的帮凶。“狂人”对儒家秩序的指控是全面彻底的。这个村就是一个“铁屋”。不是你把它砸了，就是你在里面被窒息死亡。
“狂人”日记的最后一条写道：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问题是，“狂人”自己并不是“孩子”，而且我们已经在用文言（代表“旧”的秩序）所写的“序言”中被告知，“狂人”现在已经不“狂”了，正在外地等候复职—要当官了，重新加入食人族的行列。
鲁迅把儒家道德指责为就是一个人吃人的谎言，那么，要打开窒息人的中国文化这个“铁屋”，唯一的出路就是必须砸烂它。现代中国青年就是这样被鼓励着去行动的：抛开传统的羁绊，去寻求“新的文明”的降临。经过陈独秀、鲁迅、胡适等新文化人士的集体攻击之后，儒教根基已经虚空，中国文化面临一个剧烈的转型。
作者｜钱锁桥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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