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的背后：日本毁灭的起点

摘要：事变摧毁了这个国家政府必不可少的行政威信，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一个有实力的军方部门还愿意全力服从他的指令，特别是这种指令与其部门利益不协调的时候，抗命就会成为常态，这也导致日本任何稳定局势的努力都不可能获得成功。

日本右翼保守派报纸《读卖新闻》曾就二战中日本的毁灭过程做出一份详细回溯，其中重点提到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称为满洲事变）的负面效应。

在今天中国人看来，九一八事变好像是日本代价轻微的巨大胜利，而我也常常看到有些人说，“如果日本当年牢牢地耕耘东北，必然能够拿到九一八事变带来的收获，同时避免后续的负面后果”。其实，每当看到这种论调，我都不禁叹息国内对远东近代外交史和日本国内政治史了解的匮乏，以致于是完全脱离当时不可能的现实去假设问题。

事实上，日本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当1932年日本以“满洲国”的形式牢牢控制了中国东北之后，日本的决策层就下定决心要坚决“友爱列国，开发满洲”，绝无过多的野心：

大的政策方针上，无论是关东军，还是日本政府，以及最激进的外交官森恪等人，都认为，“占据满洲之后，日本应以此为止步”，譬如在当时日本军部、外交部等协调推出的《国际关系所见之时局处理方针案》中，日本决策者着重强调了要，“利用各国的特殊情况，全力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增进友好关系”，“对与各大国的恢复协调，必须要抓住一切机会”，“对其他大国在上海、广东、长江沿岸及华南的利益要予以尊重”；

而日本各部门和实权人物的具体政策也体现了一点，哪怕是那些最鹰派狂妄的人当初也是这样设想的。1955年出版的《日本外交年表》记载，在1932年8月27日的军部方案中明确提到，“应把握机会，促进日法两国在远东的谅解”，《年表》也记载了当时关东军为了笼络英法，在东北投资中，优先对英法企业开放，拿出了很多难以想象的便利条件；

1932年4月，九一八的策划者板恒征四郎在他的《情势判断》怀有同样的认知，他写道，“由于美国在帝国的投资和对日贸易额远远大于中国，所以美国绝不会因中国问题而与帝国开战”，“为了消除美国的反对意见，我（板恒）认为必须加强美日经贸往来，鼓励满洲国引入美国投资”。

《年表》还记载了关于日苏关系的具体意见，当时的日本军方认为，“鉴于当前的国际关系，避免与苏联发生冲突是极为重要的。我方切勿采取主动刺激苏联的行动”。

有足够可靠的资料证明，当时无论是日本高层，还是军方人士，都认为日本应该满足于吞并东北，全力修复与包括苏联在内的列强关系，几乎没有一个人认为日本应继续对外冒险扩张，这是日本高层普遍认可的大战略。石原莞尔那些满足于东北的想法，在当时根本不是什么天才绝世的政策秘籍。

但问题是，为什么日本后来的行为竟然与此截然相反？

关键的原因，其实是日本决策者根本做不到，九一八事变后所谓“开放满洲，友爱列国”的想法从一开始，就是天方夜谭。说起来，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主要有两个，而且本质上都是九一八事变造成的，或者说至少是加剧的。

第一个原因，就是九一八彻底摧毁了日本的政府权威甚至军方高层的权威，使得以下克上真正泛滥起来，并失去了控制。

按照日本宪法的规定，日本军队的统帅是天皇，其历来不受政府和议会约束，军队的征伐调遣法律上不受政府管辖，再加上日本社会对军队的崇拜，实际上使得日本军队常常出现一些对政府要求的抵制。但是，即便如此，在九一八事件之前，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大范围的抗拒上级更是很难想象的。

但九一八事变却完全改变了这一切。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回溯一下九一八事变的日方经过，就明白不过了：

使得九一八事变从沈阳事变演变为全东北事件的，乃是关东军参谋板恒征四郎联合石原莞尔，胁迫关东军高层行动的。当时，日本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根据内阁会议的决定，严厉禁止关东军扩大东北行动的范围，但板恒和石原等以集体辞职要挟关东军司令，迫使其出兵吉林，二十天后的反张学良声明和轰炸锦州，更是他们胁迫上级所为。在这个过程中，日本驻朝鲜军擅自行动和违背日本政府公开命令进攻黑龙江，更是将抗拒上级进一步表面化。

但是，这些违背军令的行为带来什么后果呢?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和军方高层原计划严惩这些抗命者，重建军队的权威，但实际上当代表高层的白川义则大将抵达沈阳后，不但没有惩罚这些人，反而主动安慰他们，为何？因为这些军人的擅自行动获得了民意的支持，还没有立即遭到政府所警告的后果，结果，在民意和反叛的双重压力下，代表政府最高权威的礼次郎内阁却在这场危机中不得不垮台了。

就这样，板恒征四郎、石原莞尔作为军人公开蔑视日本政府和日本军方高层，不但没有带来任何惩罚，反而获得了巨大的光荣，以及随后的提携。

这分明表示，几乎形同反叛的抗命者不但不会被惩罚，反而有机会迅速荣登显要，更展露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代表国家最高权威的内阁不但没有能力在施展权威，反而在抗命者面前低头崩溃了。这种糟糕的事态演变实际上摧毁了日本政府的正常决策的有效施政能力，其国家政策从此走向紊乱。

在后续的交涉中，我们可以看到。从1932年到1937年，日本先后与英国、美国和中国多次达成谅解，试图践行其拟定之“开发满洲，友爱列国”的政策，以稳定局势。但这些行动结果都毫无例外的失败了。为何？

不是因为日本政府没有智略，甚至不是因为军方高层不予配合，而是日本军官们，自九一八之后就不再把日本政府甚至军方高层放在眼里了。九一八的事态发展，无疑向他们昭示了一个清晰可见的道理：擅自行动代表了胆魄，不服指令代表了独立，蔑视政府代表了爱国。

1935年日本外长广田弘毅力推之与英美至关重要的海军谈判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海军拒绝任何妥协，坚决要求无限制扩充海军，这导致了英日、英美互信不复存在；1934年-1935年在南京政府亲日派的主导下，中日两国签署了《何梅协定》，这几乎就使中国默许了日本的特殊地位，两国也有了恢复和平的机会，但日本的天津驻军随后挑起事端，彻底破坏了广田的努力。

你可以明显看到日本政府并不缺乏明智，她多次试图稳定局势，好好品尝已经得到的收获，但是，九一八事变摧毁了这个国家政府必不可少的行政威信，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一个有实力的军方部门还愿意全力服从他的指令，特别是这种指令与其部门利益不协调的时候，抗命就会成为常态，这也导致日本任何稳定局势的努力都不可能获得成功。理解了这一点，你才能理解日本为九一八事变支付了多大的代价。

实际上，日本裕仁天皇在战败之后，作为核心亲历者回溯过去，对于战败得出了这样的教训，他说：“（政府）统帅对极度缺乏对部下的威信，令出无从，酿成了种种无法控制的结果”，裕仁的看法，显然很有道理。

再好的国家战略，政府权威荡然无存，军队不听命令，还有何意义？因为这根本不是战略问题，而是政治失控的问题。

第二个原因，就是日本对东北的占领，彻底点燃了中日两国的矛盾，使得中国不能不发誓与日本敌对，倾全力收复失地，这使得日本外交和军事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不得不转向中国，以防止这种情况，这引发了后续一系列的外交失控。

九一八之后，夺回东北、抵抗日本成为当时中国所有政党的公开目标，无论是国共，还是各个军阀，其任何行动要想获得基本的认同，就必须举抗日的大旗。

南京政府在九一八之后为此不断筹备，这极大地加深了日本对此相应的忧虑：事变后，南京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扩军计划，大肆购入新式装备，现代师团逐年迅速递增，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其目标都是东北；另外，南京政府的实力和威望也在扩充，她在英国帮助下恢复了财政秩序，强化了对国内的统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从1933年开始，南京开始与苏联寻求同盟，共同针对日本，这实际上日本最为担心的外交奉行——需要特别注明的就是，七七事变前，日本对华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强迫南京放弃与苏联的友谊。

南京对东北的企图、力量的积蓄和外交目标是如此的明显，怎能不让日本决策者忧虑？就像割取法国阿尔萨斯和洛林之后的德国，即便有着国力上的巨大优势，同样也能够感受到法国一方无法熄灭的复仇之心，并为之深深不安。

面对充满赤裸裸敌意的中国，战略上的忧惧反过来逼迫或刺激日本不得不进一步强化他对中国的侵略。1935年，土肥原贤二构建的华东自治，就是希望所谓的”满洲国“能有一片与南京抗日力量之间自欺欺人的缓冲区，以弥补实际上根本无法补救的战略不安全感。

而且，需要指出的是，九一八之后，使得中国抗日情绪极端高涨，大批抗日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对日本的仇恨宣传遍布全国，考虑到日本在中国内地拥有巨大的侨民群和商业活动，这些人难免不受到冲击，各种人间悲剧必然会数不胜数。再加上舆论的煽动，日本民间仇华的失控和国内要求军方报复中国的呼声几乎是层出不穷。日本报界疾呼”怒惩暴支“，驱使日本多次入侵上海、汕头、青岛等地，以压制当地的抗日骚乱。

但问题是，大英帝国（利益极多）、法兰西（利益较少）和美利坚合众国（利益较少）在中国内地有着广泛的利益，日本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内地的不断侵略，实际上严重触犯了列强的利益，进而加剧了列强与日本的疑虑，他们最终从伙伴走向对手，从对手再走向敌人。

内地的中国就是一个捆着列强血肉的皮球，安全困境和民意压力使得日本不得不踢这个皮球，但每踢一次，都会伤及列强，她与列强原本协调的关系就恶化一份。

这就是日本帝国为九一八事变付出的真正代价，九一八的短暂表面胜利，带给日本的，只是失控的政府和走入死角的地缘形式。前者造成了决策的无效和失序，后者则为步履蹒跚的日本帝国铺就了一条与列强决裂的地狱之路。

这就是被舆论所忽略了大国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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