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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比平·塞巴斯蒂安（Bipin Sebastian）

编译| 邓慧玲

审核| 王若桐胡可怡

编辑|关云逸陈珏可

编者按

本文意在说明，正在经历严重骚乱的曼尼普尔邦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公民社会”，能够作为第三方调节者介入愈演愈烈的社群冲突。在本文一开始，作者罗列了一系列“世界精主义英”给出的试图乞灵于公民社会解决曼邦危机的方案，并直截了当的将这类建议归结为“傲慢与幼稚”。傲慢是在于，“世界主义精英们”简单的将冲突的原因归结为“部落”等“前现代身份”，而无视当地复杂的社会、历史、政治生态；幼稚是在于，“世界主义精英”没有看到他们所谓的“现代主义”解决方案事实上本身就是带来问题的诱因。作者指出，当下曼邦公共语境已经高度分裂，暴力已经“普遍化”“日常化”，一个“公民社会”根本不可能存在于这样的生态中。接着，作者又论证，当下曼邦骚乱本身就是强加“现代主义解决方案”的结果。如果继续无视当地特殊情况，强推所谓的“统一公民身份”只会助长多数主义政治，进一步主张暴力。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5月3日晚，曼尼普尔邦暴力事件现场。图源网络

2023年6月，学者希夫·维斯瓦纳坦(Shiv Visvanathan)在《新印度快报》上撰文表示称，“如果民间团体能在印度东北部成立一个‘真相委员会’，将为近期曼尼普尔邦的骚乱带来转机，我们亟需新的和平先驱。” 虽然希夫通过公民社会这一概念，构想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并且其论述仅仅针对曼邦骚乱。然而这提醒我们，世界主义的精英话语对曼邦的公民社会寄予了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

针对自2023年5月以来的曼邦种族清洗事件，印度精英们提供了“一站式”的解决方案，即应允许公民社会发挥作用，使公民社会在最近已被激进势力劫持的曼邦政局中占据中心地位。在印度精英的设想中，公民社会是受过教育的现代人、世界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他们与选举政治保持适当距离，是现代自由主义政体的“真正灵魂”。

然而，曼邦事态的发展让人不禁提出质疑：在暴力对立的社会生态之外，是否真的存在一个独立于政客、激进组织的“公民社会”，能够对局势进行果断干预？

由于缺乏可靠的信息渠道，作为一个远方的观察者，我无法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前提下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我撰文的目的并非为了提供全面答案，而是旨在分析精英们在为曼邦制定所谓的解决方案时，所表现出来的傲慢与幼稚。印度主流媒体有关曼邦骚乱的许多报道，都将冲突发生的原因归结于曼邦民众的对前现代社群（部落）的过度忠诚，因而精英们提供的“解决之道”几乎无一例外地呼吁构建想象中的公民社会，加倍践行现代主义价值观，呼吁曼邦民众超越亚文化族群社区身份，将自己视为印度共和国的公民。

70多年来，印政府一直坚持在印东北实施以现代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政治处方，现在是时候质疑这些既定的规范性概念，并且反思所谓的解决方案本身是否已经成为了问题的一部分。许多人指出，此次曼邦部族暴力事件的规模与严重程度几乎前所未有。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骚乱更加去中心化与普遍，暴力与对立主要由普通民众之间的相互争斗，而非排他性、边缘性的激进团体所驱动的。

也就是说，目前曼邦激烈对抗与流血生态中的主要参与者是平民大众，他们中有的是“侵略者”，有的则是“抵抗者”，但都无一例外地拿起了武器。当下曼邦社群暴力已经普遍化，一个非政治的、现代性的、自由的所谓“沉默的大多数”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于这种社会生态中。

我提出以上观点，并不是说绝对没有人置身于暴力生态之外，也不是说曼邦所有男男女女都已经武装起来走上街头。相反，我的论点是，目前似乎不存在一个明显的团体，能够作为合法的政治代理人对骚乱进行第三方干预。

在这种情况下，就连国家机构也无法对局势进行合法、客观的干预。曼邦首席部长比伦·辛格（Biren Singh）本人就是梅泰族人，其领导的印人党邦政府因公开支持梅泰族社区而饱受诟病，邦政府甚至在暴力冲突和种族敌对的过程中变本加厉地疏远库基族。

此外，行政部门与执法机构本身也因种族立场而出现分裂，从警察局与邦政府军械库流出的武器和弹药助长了暴力事件发展。

在英帕尔放置的枪箱。当局要求人们自愿归还武器。图源：推特

事实上，那些拿起武器的正是来自各社群的所谓“志愿者”们，其或是出于保卫自己村庄的目的，或是参与到对其他社群的攻击之中。媒体上有一些令人痛心的受害者证词，证明普通民众（例如邻居），而非武装激进组织成为了施加暴力的主体。例如名为“女性火炬手”(Meira Paibis)的著名草根组织，其绝大多数成员是梅泰族妇女，该组织曾多次在最前线阻击中央部队进入受暴力袭击的地区。

另外，宗教因素与骚乱的结合，也证明敌对具有前所未有的普遍性。与以往不同，曼邦由种族因素驱动的冲突同样也体现出强烈的反基督教色彩，这得使暴力对立深入渗透到多个层面，而不仅局限于种族界限。

与此同时，此种对抗可能也并非毫无计划、无所定形的。一些自称为文化组织的民间团体，如Arambai Tenggol与Meitei Leepun（二者皆为梅泰族武装激进组织），在塑造和煽动各种族之间的长期不信任，并将其推向高潮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曼邦的暴力对立生态是草根性的、分散的，但同时也是有意者故意煽动的结果，自称为文化组织的团体在刺激仇恨方面发挥着先锋作用。

此外，山谷地区几乎没有库基人居住，山上也几乎不存在梅泰人定居点。印国内一些电视台将曼邦骚乱定性为“脱离大社会背景的武装组织之间的相互争斗”，这种报道是错误且具有误导性的。在政府与公共领域因种族立场形成如此程度分裂的情形下，所谓的曼邦的“公民社会”不存在任何生存空间。

所以，现代主义的修辞是否助长了多数主义政治?

来自尼赫鲁大学的社会学家阿科伊贾姆（Bimol Akoijam）在接受The Wire采访时，反对塔帕尔（Karan Thapar）使用“土著”（indigenous）一词，并且坚称“公民”（citizen）是唯一适用于库基族等曼邦部落的唯一类别范畴。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层面上，印度并未正式将任何一个部落认定为“土著”。但是，“表列部落”的地位优先授予人口规模较小的部落，而“公民”的范畴则强调作为权利主体的个人，而非其所属社群。在全世界以及印度本身的宪法实践中，个人权利与群体权利可以并存。摒弃“土著”或“表列部落”这两个独特类别，而将“公民”这样一个同质化的术语强加给所有人，使“公民”成为唯一享有权利的主体，造成了两大严重后果：其一，错误假定所有人同等享有国家赋予的权利，否定了社区歧视的历史与现实；其二，剥除了针对少数群体的平权条款的合法性基础，这些条款旨在解决历史上的不平等问题，保护少数文化不被多数文化压制。

就此而言，坚持使用“公民”等现代主义修辞，似乎有试图将曼邦多数主义政治合法化的嫌疑。要想公正合理地解决曼邦骚乱，就必须超越现代主义政治的规范性规定，承认印度的社会现实：民众的生活仍受其社群身份的限制与界定。尤其在曼邦，政府显然已经成为多数主义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此情况下，曼邦民众回溯其传统的社区归属并将其作为生存与反抗的手段，并不十分出人意料。

作者简介：比平·塞巴斯蒂安（Bipin Sebastian），伊利诺斯州埃文斯顿西北大学修辞学和公共文化专业的博士生。

本文编译自“The wire”网站2023年7月19日文章，原标题为：Manipur: When Modernist Prescriptions Become Part of the Majoritarian Project，原网址为：

https://thewire.in/politics/manipur-modernist-prescriptions-majoritarian-project

本期编辑：关云逸陈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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