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写了很多医院故事后，我发现了一群人，可以被称为“夹缝中的病人”。
他们患的或许不是疑难重症，可是因为病症情况特殊，大到小医院治不了，又小到大医院不想收，就一直奔波在求医的路上。
随着病情一点点恶化，他们只能与运气赛跑。遇到一位愿意收治的医生，也许就能康复，否则可能小病变大病，甚至危及生命。
今天这个故事的讲述者叫丁大静，她就是“夹缝中的病人”。
她在生完孩子后感染了，肉在肚皮下一点点烂掉，烂了半年也没人给她做手术。从市级医院找到省级医院，再到全国顶级医院，甚至民间偏方，她都尝试过了。
折腾半年，终于有医生肯收治她，结果手术前夜，又被科室主任叫停了。
以下是丁大静的讲述。
我肚子里的肉正在一点一点腐烂。
起初是肚子上出现一些小疙瘩，然后开始流脓，穿孔，到了半年后整个肚子里的肉几乎都烂光了。
但到底里面变成了什么样，我并不知道。
剖腹产手术后细菌感染，需要清创和消炎，医生们都说这只是一台简单的清创手术。
然而我用了大半年，从市级医院找到省级医院，再到全国顶级医院，甚至民间偏方，挂号费就花了上千元，结果没有一个靠谱的，要么治不了我，要么不收我。
最后终于有一家医院愿意治我，但我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禁食半日，捏着鼻子喝掉清肠泻药，所有术前准备都已完成，还能有意外。
就在我躺在病床上与丈夫高晗感慨，断断续续的波折，终于走到这一步了，这时病房的门突然推开。
科室主任领着一大堆医生查房。他五十多岁，整个人显得挺拔干练，像是日剧《白色巨塔》里的角色。
他逐一检查第二天要动手术的患者情况与手术方案。科室的医生聚拢在他身边，我的主治大夫梁医生也在里面。
这是北京一家著名三甲医院，我只是腹内细菌感染，需要做清创手术，在这里算不上疑难杂症。
我还以为查房只是流程，谁知主任看完我的治疗方案，直接说手术暂停，让全科医生紧急会诊。
我和丈夫高晗望向梁医生，她似乎也不完全明白，就跟着主任出去了。
当晚，梁医生回到病房，告诉我们，因为之前的治疗方案不严谨，她遭到主任的批评，现在要重新拟定整个治疗方案。
第一步就是要重新做B超、CT与核磁检查。她已经为我们与超声、放射那边科室的医生打好招呼，明天清晨第一个进去检查，不需要排队，片子出来直接到她手里。
在这以前，我们光是在这家医院检查，就用了一个多月，我已经不清楚多少回往返过北京与河北。梁医生急匆匆离开，我和高晗在病房里沉默片刻。
剖腹产手术后细菌感染，需要清创和消炎。这样明确的病症，却被稀稀拉拉拖延大半年。
起初生病的时候是春天，现在，北京已经飘起大雪，位于二环的这家医院，已经是我们辗转的第六家医院了。
本以为明天终于能动手术，心里的石头终于能落地，没想到这突如其来的变动，让一切又回到悬而未决的状态。
2015年3月，我在河北沧州一家医院生下宝宝，剖腹产没有任何异常。直到一个月后，我发现腹部的伤口里面，摸上去有些疙瘩，但是不疼不痒，也没有发热等其他症状。
回到本地医院复查，医生说可能是羊肠线没有吸收产生的排异反应，也可能是脂肪液化，建议我采用超短波治疗。
超短波治疗就是通过加热，促进伤口愈合。于是，我每天早上都要去医院烤半小时肚子，感觉像是把肚皮扔进微波炉。
可是一个月过去，伤口非但没好转，反倒裂开一道小口，腹内明显流脓了。
8月2日，距离剖腹产手术四个半月，表面已经穿孔了
丈夫高晗也是医生，虽然这与他的专业不匹配，但也能看出大概。
他让我不要再继续去做超短波，接着又托关系，找到本地医院的产科主任，请他帮忙诊断。产科主任检查完伤口，领我们来到换药室，让我躺下。
他说，要排除到底是不是羊肠线没吸收，只能在现有伤口附近缝线的位置再划开一道一厘米的刀口，看看能不能翻找出残余的线头。
整个过程没有麻药。
柳叶刀在我腹部割出一道口子，往里剜，转圈翻搅。短短十分钟，却因疼痛变得无比漫长。我攥紧高晗的手，疼得不敢吭声，可是最后也没有找到。
排除羊肠线的吸收问题，剩下两种可能，伤口感染与脂肪液化。产科主任告诉我们，无论哪种都要引流，也就是每天清理腹内脓血。
说着，他拿出剪子，将一块方形纱布剪成极细的长条。镊子夹起细条纱布，一点点将整条纱布塞进我裂开的小口里，接着再塞，再塞，直到满满当当，再也塞不下为止。
我疼得满头汗，看见他留出纱布一段，拿医用胶带粘住时，以为这样的痛苦终于结束。没想到他跟高晗说，以后每天都要这样引流，你可以学着点，不过来医院也可以动手给她做。
后来高晗为我引流一直持续了半年。每晚睡前抻出腹内的纱布，再换新纱布，往里塞，塞满，直到十二月真正动手术前。即时后来习惯了，我也要咬牙才能挺过去。
半年期间，每次带着孩子出远门，我们都要单独准备一支手提箱，半箱孩子的尿不湿，半箱纱布和一次性工具。
引流的期间，产科主任曾用注射器提取我腹内的脓血，送到检验科尝试做细菌培养，看看到底有没有细菌、哪种细菌。
结果一周后，细菌培养报告上写着，“无细菌生长”。
很久以后我得知，这并不代表真的没有细菌。
因为提取的脓血标本可能是白细胞吞噬掉细菌后中毒而亡的尸体，这些尸体还会释放出物质，进一步抑制细菌繁殖。
同时培养基、培养环境和培养时间等等多重因素，都有可能导致培养不出细菌。
看着这个结果，产科主任没主意了。他为我们忙前忙后，我和高晗都看在眼里，他已经尽力了，可能这就是本地医院的极限了吧。
七月初，我们挂了北京一家享誉全国的医院专家号，挂号费三百多块。
最好的医院，最好的专家肯定能治我的病，抱着这样的想法，我们在一个周六的清早抱着孩子，坐上通往北京的火车。
这是我第一次被专家们拒绝。
我的孩子第一次到北京，居然是陪我看病。那时她才四个月，还没有断奶，离不开我。
火车离站时天刚亮。我们从北京西站转公交，抵达医院松了一口气，还不到八点。以为到得挺早，就在门口吃了顿早餐。
结果一进去，乌泱乌泱的病患，像是把火车站广场上的人塞进一纸盒。
拿号、找科室、排队，不知过了多久，护士终于叫到我的名字。
医生瘦削，看上去很年轻。简单沟通过病情，他让我在躺病床上，查体。一通检查按压，他说：
“手术后伤口感染的情况，还是要找剖腹产的医生去处理，毕竟谁做的手术谁最了解情况。还有，这种情况算不上什么疑难重症，北京随便找一家社区医院都能做，就这样吧。”
高晗在诊室外抱着孩子，见我出来有点懵，这么快？我一看表，已经到中午饭点了。
排队三个多小时，问诊十分钟。
这完全出乎意料，原以为肯定能治好，结果最基础的治疗方案都没有。但我心里还有点侥幸，如果这家医院的专家都说我没有大事，那肯定没有大事。
高晗比我谨慎，说，既然这家医院不给治，那我们换一家，来北京总不能无功而返。他挂上另一家医院周日的专家号，在医院附近订好酒店。
周日清晨，高晗在酒店看着孩子，我独自进医院。这家医院也是一家老牌三甲医院。
结果与昨日如出一辙，老专家只是掀开表面遮盖的纱布，看了看伤口，都没有按压查体就告诉我，在哪里做的手术就得回哪里去处理，我们不收治。
回家的火车上，我有些沮丧。
回想起清晨拥挤在医院大厅里的病患，绝大多数看上去都是像我这样异地求医的。
他们抱着希望来到人海茫茫的北京，辛辛苦苦挂号排队，小心翼翼听医生发落，却有可能几句话就被打发出来，一腔希望瞬间摔在地上。
找到另一家医院，整个过程又要重新开始。如果家乡的医院能治，谁愿意千里迢迢异地求医呢？
后来住院期间，在医院附近遛弯
按照北京两家医院的嘱咐，我们回到沧州本地医院，找回产科主任。
现在已经基本确定是细菌感染。产科主任有点为难，最后还是提出一个方案，可以通过手术，将创口彻底打开，清除里面的脓血，再用抗生素消炎。
然而这个方案，连他自己也没信心。
因为细菌没有培养出来，谁也不清楚藏在我肚子里的是什么细菌，消炎只能选那些通用的抗生素，做不到对症下药。
他更推荐另一种方法，在北京找到一家愿意收治我的医院，办理转院手续的事情他来帮忙。可是我们之所以回到本地医院，就是因为北京的医院不愿收治。
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一枚弹球，刚落地，就被狠狠弹向完全相反的方向，永远悬在半空，找不到安稳落脚的位置。
况且就算接受产科主任不自信的方案，还有一个问题。我还在哺乳期，不能使用抗生素。
宝宝还不到半岁，真的要为这样不确定的结果，让我停止哺乳吗？
因为北京两家大医院的专家，都说这不是大问题，加上我的伤口表面看上去没有继续恶化，也算是病情稳定。我做出决定，等到九月，孩子半岁断奶后，再找医院解决。
为了孩子，这半年我只能忍着，继续每天清创。
九月初，我和高晗带孩子回了一趟河南老家，一来是为孩子补办一场满月酒，二来是见亲戚为我推荐的一位老中医。
在那以前，我几乎每天都泡在网上，打听哪家医院能收治我这样的病患。然而网上众说纷纭，有些信息相互矛盾，几乎看不到一个所有人都认可的结论。
亲戚为我推荐老中医，说这位老先生在县城世代从医，诊所开了很多家，很有名。我和高晗决定去看看。
到了诊所，老中医掀开表面的纱布一看，说，这个简单，以前治过，拿庆大霉素冲洗伤口就能好，语气非常轻松自信。
我从没听说过用抗生素直接冲洗的方法。他一不清楚我体内的细菌状况，二不清楚我是否过敏，直接给出这样的结论，让我有点害怕。
高晗拉着我就走了。
后来住院期间，同学送的花
后来我才知道，在我去洗手间的时候，老中医还给了他一瓶自配中药，说，这个药顺着伤口倒进去也可以。一出门，他就把那瓶药扔了。
也许老先生世代从医，的确有神秘的独家秘方，可是我们不敢尝试。
在老家待过一周，我们又挂了郑州一家医院的专家号。那也是郑州的著名医院，病床非常多。
专家只瞄一眼伤口，就轻描淡写地说，现在就可以治。他讲了过去一个病例，同样腹部感染，肚子里化脓严重，他切开创口，把里面的脓血一把一把捧出来。
“你们现在办住院，立刻就能动手术。”
也许是过去几个月的经历太波折，听到这话我和高晗都有点懵。老专家流露出的轻视、自信态度，几乎不输县城那位老中医，让我害怕。
虽然我清楚，腹内的感染正在缓慢恶化，可是贸然动手术，一旦出差错，很可能将病情推进不可挽回的地步。
返回沧州的路上，我的心绪糟到极点。我该去哪里呢？
我是一名公务员，在北京读过研究生。丈夫高晗是沧州一家医院的医生，也曾经到北京的知名医院进修过。
虽然称不上大富大贵，可是我们的小日子向来安宁和睦。不管人脉资源、受教育程度、还是收入水平，我们都不能算是最困难的那批，可是求医的道路仍然步步荆棘。
我自幼没怎么进过医院，看病难这事以前只从新闻里听说过，这回终于亲身感受到了。
前往郑州那天，我们起了一个大早，从老家抵达郑州，再到医院，先后乘坐高铁、地铁、长途汽车、出租车，当天返回河北的家中。
车马劳碌不光令我和高晗疲惫不堪，连半岁的孩子都遭折磨。平日里，她都是精神高度兴奋的，唯独这天累坏了，罕见地在外面嚎哭。
哭着哭着，孩子竟学会了第一句话，喊了“妈妈”。
我压抑、沮丧的情绪直接爆炸，随着孩子一起哭起来。为这一声妈妈，再累再疼也值了。
女儿的“百天照”
直到九月份，孩子断奶，我的产假也结束了。我下定决心，不管多麻烦，也一定要找到靠谱的医生解决问题。
我们列出一份北京著名医院清单，但凡与病情有点关系的，我们就打算一个个去挂号问诊，诺大的北京难道解决不了一个细菌感染的问题吗？
直到十月中旬，我们终于被一家大医院收治入院。
那是一个周日，我们尝试着挂了一个普通的门诊号，接诊的是一位胖胖的女医生，姓梁。
她也是一位专家，但那天赶上值班，出普通门诊。
相比我们之前碰到的专家，梁医生极为认真，查体按压后，告诉我细菌感染能治，要先做一系列检查，搞清楚腹内状况再说。她谨慎的态度让我与高晗心里紧绷的弦瞬间松下来。
接下来一个月，我几乎每个周末都频繁在北京与沧州之间往返。要做B超、CT、核磁，所有检查都需要提前预约，通常都是人满为患的状态。
每次在火车上，我都能看到大批同样进京求医的男女老幼，聊上两句，还能发现很多表面正常，其实痼疾缠身的患者。
家乡的医院无法治愈他们的顽疾，只能寄希望于北京。可是漫漫寻医路，北京消除他们的痛楚又需要等待多久呢？
幸好，我遇到梁医生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我这种运气。
这种运气没有持续多久。手术被叫停的当晚，我觉得自己非常倒霉。
可是梁医生没有给这种沮丧的情绪留余地，第二天就拿出了新的治疗方案。谁也不清楚那晚她熬到几点。
细菌感染的治疗，简单地说就是两部分，清创与消炎，前者是清理已经被细菌破坏的血肉，后者是杀死体内的细菌。
妇科主任叫停手术，是因为他意识到，我体内的细菌没有那么简单，如果贸然动手术清创，很有可能污染整个手术室，后续做手术的患者，也很可能被感染。
而且，在不清楚细菌种类的前提下，使用通用抗生素消炎，效果有可能适得其反。
所以，必须先搞清楚，藏在我肚子里的细菌是什么，使用特定抗生素消炎，将细菌数量降到最低水平，才能进行清创处理。
新的治疗方案第一步是采样，医生从我的腹部提取脓血，培养出细菌，再通过辨别找出对应的抗生素。
但我没想到，光是采样，就前后来了三波医生。
第一次是我们的管床医生，第二次是梁医生，都没有成功，直到第三次，检验科医生直接拎着培养皿到病房采样，终于将我体内的细菌成功培养出来。
植生拉乌尔菌、鸟型分枝杆菌、铜绿假单细胞菌……这些细菌并不是什么罕见品种，但是由于种类繁多，掺杂在一起，情况就变得相当复杂。
检验科医生通过药敏试验，找齐针对每种细菌的抗生素，为我订制了一套输液大餐。
抗生素“输液大餐”
从那天起，我每天早上一睁眼就要输液，一组五、六瓶，每天三组，就连夜里睡觉的时候都在输液。
唯有在两组中的间隔时间，才能偷闲跑出去溜达一圈。
孩子托给爷爷奶奶照顾，高晗全程陪伴着我。我睡在病床上，他买了几块儿童爬垫，两床被子，在我身旁的不足一人宽的地上睡觉。
每天早上他坐起来，从白色病床的一边探出脑袋，就像从地里长出来一样。
由于这家医院的床位紧张，梁医生安排我们到另一家社区医院输液。到那家医院后，发现对方为我们安排了一个单间，也许是怕人多发生交叉感染吧。
高晗很开心，他终于能睡在床上了。
有一天晚上，我们趁着两组间输液的空当，吃完晚饭围着医院散步。在严寒中回到医院的时候，居然碰见梁医生从电梯里出来。
原来我的病例被作为典型，院内大会诊，特别请了不同科室的专家研究手术方案。梁医生下班回家，说自己顺路过来一趟，聊聊会诊的结果。
她告诉我们，专家讨论使用负压封闭引流技术（VSD）比较合适，接着为我们详细讲述使用这项技术的治疗方案，包括风险、优劣等各方面可能的问题。
大多数患者都害怕这种就医期间的信息差，医疗知识过于复杂，遇到不愿意多讲的医生，命运把持在他者手中的感觉非常强烈。
梁医生将一切讲得清清楚楚，我们心里也就有数了。
那晚分别时，我们发现梁医生拐弯朝着另一个方向离开，原来她根本不顺路，只是为告诉我们会诊结果，特意下班后跑过来的。
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冬日的夜色里，我俩着实唏嘘一番，所谓好医生也就是这样子了。
输液持续了半个月，第一次清创即将来临，手术前的一次谈话，把我吓哭了。
我是个开朗乐观，甚至有点神经大条的人，即使在输液期间，每天绝大多数时候都被束缚在床上，我也没有觉得多么烦躁，躺在病床上和隔壁的病友聊天，聊着聊着翘起二郎腿。
得知新治疗方案后，我很兴奋，直接在病床上蹦蹦跳跳起来。
输液的时候心情很悠闲
第一次清创即将来临，手术前夜，梁医生找我谈话。
她告诉我，之前影像科与超声科的检查，只能看清窦道与创面，并不能彻底了解腹内情况，只有清创手术，割开腹部以后才能完全看清楚。
最坏的情况是细菌感染严重，肠道已经穿孔，那就意味着要造篓——从肚子上开一圆孔，向外连接管道与粪袋，而我一辈子都要揣着那个粪袋活着。
更何况，这是一辈子第一次做全麻手术。多年前，我有一位同事全身麻醉，再也没下手术台。
自那时起，我就对全身麻醉落下阴影。即使生孩子的时候，我也是腰部麻醉，全程清醒着。
我被这次谈话吓哭了，高晗一直在安慰我。回想半年来，如果没有他的陪伴，可能我早就不知道崩溃过几回了。
住院期间，也是他在跑各种手续，每晚为我引流换纱布，连护士的手法都没他好。
为再次降低细菌感染的可能，我被安排在某间手术室，当天最后一台手术。
下午四点多，管床医生推着我进去，我看见他与几位麻醉师围在我周围，麻药一注射我就失去了意识。
高晗在手术室外如坐针毡。由于不清楚腹内感染的状况，医生无法判断第一次清创手术需要多久。
他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盼望着医生能早一些出来，手术早一些结束，同时又害怕医生出来，告诉他出现什么意外情况。
后来我才知道，不仅我的主管梁大夫参加手术，妇科主任也参加了手术，而为我主刀的医生，是医院另一个科室的专家，也姓梁，他来搞定最难的负压封闭引流术。
这位神秘的梁医生从另一处通道进入手术室，我昏迷见不到，高晗在走廊也见不到。
从始至终我们都没有见过这位医生一面，直到现在，连他的名字和样貌都不清楚。
第一次清创手术，整整进行五个小时，直到手术完成，我才知道自己的感染有多严重。
据医生讲，除了皮肤，我的腹部下已经没有健康的肉了，要是再耽搁时日，可能真的会肠道穿孔。
难以想象，如果没有遇到梁医生，果断将我收治进来，我的后半辈子将会是什么模样。
深夜醒来时，我看见肚皮上冒出两根管子，连在墙面的正方形仪器上。这与梁医生之前和我们交代得一致，如果没有她那晚的讲解，我怕是要吓得哭出来。
负压封闭引流技术，当年算是比较新的创面修复技术，是用一种泡沫敷料覆盖、填充创面，再用生物半透膜封闭创口，最后把引流管接通负压源，通过可控制的负压促进创面愈合。
就像在伤口上安上了一个长肉的加速器。
两根引流管吸出残留的脓血，在体内制造负压，挂在墙面上的正方形仪器，也就是控制负压高低的遥控器。
我彻底不能离开病床了，每天在病床要么躺着，要么坐着，最多靠着病床站一会儿。
高晗担心我烦躁无聊，给我买了一本《希区柯克短篇小说集》和一本《人像摄影大全》，两本书挺有意思，可是没两天我就翻完了。
每组三组抗生素输液，这是其中一组
我开始每天与隔壁病友聊天，早晚听着医生查房，渐渐成为资深病友。
后来一有新病患住院，我都能和人家聊半天病情，解释微创或者开腹手术的不同、住几天院、麻醉药劲没过时不能喝水、手术后什么情况下能进食……都快赶上半个大夫了。
有一位病友出院以后，还特意买了一盆多肉送给我，寓意赶紧长肉。
清创手术一共分为三次，只有第一次艰难，后续两次算得上是扫尾工作，一小时手术就完成了。最后一次清创结束，我留在医院，又输了一周抗生素，这才恢复自由身。
出院那天，已经过了2016年的元旦，我足足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自从研究生毕业以来，好像再也没在北京待过这么久。
回到沧州的家，已经九个月大的孩子几乎认不得我。好在这趟漫漫求医路终于告终了。
距离这场漫漫求医路已经过去八年。自那以后，我对家人平日里磕碰的伤口都格外重视，生怕再造成感染，这种罪自己受一回就够了。
前两年，一个朋友的孩子因为肠梗阻造瘘，愈合以后需要关瘘，河北医院因为涨气的问题解决不了，怕关瘘后再穿孔，迟迟不敢关瘘。朋友便向我咨询北京求医问诊的事，特殊时期，异地就医更难了。
虽然被拒绝的次数比真正治疗的次数更多，我好歹算是涨过一点见识，也乐于和他们分享自己的经验。
但愿这些经验，能帮他们尽快治愈顽疾，而不是像我一样，仅凭运气渡过难关。
丁大静告诉我，因为病情拖延太久，治愈后，肚子上都是瘢痕，摸上去硬硬的。
她说，如果在第一家医院能得到收治，就不会留下这样的瘢痕。
每个人都不可避免要去看病，但有的人可能就像丁大静一样，找了好久也没有医院愿意接收自己。
大静因为自己的这次就医经历，和全国多级医院打了交道，所以总结出一份就医指南，希望可以帮到那些和她经历类似的人：
1、准备好钱，带齐所有病历和检查报告；
2、准确描述自己的所有病情、症状，尤其是最异常的地方，要重点讲；
3、运用身边的资源，或者多看一些正规的媒体报道，有没有类似的疾病，被谁治好的；
4、要问清楚上一家医院为什么不收自己，如果是医院能力有限，就找更好的医院，如果是床位有限，可以等；最后，如果医院只是拒诊又没有明确原因，你可以选择维权。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迪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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