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7—1843年，巴尔扎克动笔写下这样一部小说：印刷技术急速发展，印刷品化为变革的力量，主人公身在编辑部，种种印刷媒介传播着他的言论，使之征服整个首都，但他却很快发现自己被卷入新闻的诡辩沼泽中，他为掌控环境而融合自身的仪器、工具或“器官”，也将他自身变为工具。这就是《幻灭》（Lost Illusions）的主人公吕西安。
书中还以浮光掠影的笔触描绘了这样一些人物，他们是“小团体”（cenacle）的成员，定期在索邦大学附近聚会。尽管预见到吕西安会堕入新闻业的地狱，成员们还是欢迎他加入了其高尚的团体。他们中的人物原型，都曾是工业先驱圣西门（Saint-Simon）的追随者，有巴尔扎克的朋友菲利普·比谢，一位外科医生和共和主义者，创立了新的“历史科学”；有皮埃尔·勒鲁，一位印刷商和编辑，将科学、技术和艺术汇编为一种新的“人类宗教”……
机器浪漫主义
在《浪漫机器：拿破仑之后的乌托邦科学与技术》的开篇，约翰·特雷希（John Tresch）热情地回顾了巴尔扎克和他的时代——从复辟的最后几年到七月王朝的倾覆，社会在急剧发展也在加速割裂，一种另类的科学传统在早期工业化的剧变中崛起。
巴尔扎克认识其中的许多中心人物，他们探索新机械和理性科学以了解环境并进行回应，试图重拟机械、知识和地球之间的关系，特雷希称之为机器浪漫主义（mechanical romanticism）。
《浪漫机器》插图 / Yidou
19世纪出现的浪漫主义机械的“生命力”其实是物理学范畴的骤然拓宽，从理性的力学到光、电、热等势能，这些能量流体般的转化反应“复现”了曾经神秘的自然现象。以至于在工业革命成功改造自然之前，人们已经陷入工具信仰的狂热，就好像希冀于机械蝴蝶翅膀的扇动引起了大海的潮汐。
其中与古典主义机械（classical machines）相对的新型机械，如蒸汽机、电池、电气和大气仪器、印刷机和摄影机械，已成为现代科学的主流形象，它们代表了一种对自然界新的理解——自然是生长的，其各部分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依存，且可以修改——从而，知识是一种主动的、变革性的干预。知识将改变一切。
在巴尔扎克1834年的小说《绝对之探求》（The Quest of the Absolute）中，克拉斯将全部精力和财富投入有关一种始基的分离和对照实验，旨在模仿和改进人这一装置的电化学、新陈代谢和智能过程。
这种物质和生命的始基便是“绝对”，对“绝对”的追求使他“几乎是跪拜在机械前”，接触和操纵自然之隐秘的渴望却将他自己俘获和机械化了——巴尔扎克是否已经注意到，人与环境是一对危险的诡辩，知识和行动具有内在局限？

关于劳动知识论

吕西安和克拉斯仍生活在200年后的今天。元宇宙和GPT轮番潮起，对智识脱离肉身的渴望与恐惧同时存在。
谁操纵了媒体，媒体如何制造新闻，新闻只传播真实么？
人能否通过技术改变自然，技术是否等同于力量，技术会取代劳动么？
在“阿拉戈的达盖尔摄影：劳动知识论”一章中，特雷希提及了当时的两种劳动认识论。其一以查尔斯·巴贝奇为代表，他在《论机器和制造业的经济》（Economy of Machines and Manufactures）一书中描述了一种严格的分工和等级制度：非熟练工人，很容易被取代；熟练工人，价值更高，很难被取代，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机械化程度可能会越来越高；管理者，他们能够将生产视为一个统一的系统，记忆并预测生产链上的变化。
由此，巴贝奇将理性能力从无思想的身体中分离出来，劳动者的身体与有知识的头脑被划分，这种划分将劳动与机械相联系，用机械取代劳动者，使劳动者“非人化”。
听起来很熟悉，一代代打工人对新技术挤压劳动市场的焦虑早已跃然纸上？为了不被工作抛弃，我们曾经那么努力地追求“核心”技术，对齐、勾兑、拉通，成为不会被取代的一环。
不过与此同时，在法国，巴贝奇分离工业技术和知识的等级观点，遭遇了另一传统的反驳，认为熟练而活跃的身体就是知识的承载者，并主张所有种类的工作都是相同的。这种工业化社会基础的理论，即劳动知识论（the labor theory of knowledge）。
这一传统不同于身心分离和心灵透明的观点，以工艺为中心强调工匠的身体，以及劳动和工具带来的改变。在支持者阿拉戈的报告中，科学家不再是以发现自然定律的能力，位于所有人之上的“理想”的认识者（the ideal knower），而只是借由长期经验和耐心劳动让理论合理化的生产者，劳动和工具是他们生产知识的内在要素。
正是在一种机械主义的预言下，达盖尔摄影（daguerreotype）应运而生。这种摄影术以缩小版的暗盒（camera obscura）为装置，是世界上最早成功的摄影术之一。19世纪60至70年代，规模和力量空前的工业和技术，巩固了机械与人类的个性、情感和自发性相对立的印象。
为了避免个人意志、诠释和情感对观察和分析的影响，“机械客观性”（mechanical objectivity）由此产生，以经典概念构想机械，认为机械是知识的模型。而摄影被当作这种新科学禁欲主义的“本质和象征”。
此刻，使用人工智能制作工具，传统的显影照相也难逃主观创作的命运。当理论、知识、艺术都可以由技术生产输出，评判和等级的尺度是否还在人的手里，我们是否正经历劳动的又一次异化？
浪漫理念与机械的融合
浪漫主义与工业文明曾被认为是对立的两端，然而，在19世纪早期的法国，科学与艺术已经开始互相交织。
许多思想家认为，当时的新技术并非冰冷、死气沉沉、与生命和人类对立的，而是地球不断发展的产物，拥有生物一样的动态力量。艺术家和改革者还将新机械视为创造新型美和更和谐世界的途径。
不同于以机械时钟、杠杆为泥土的“古典机器”，复合蒸汽机、银版照相机是“浪漫机器”，被赋予了与有机物相同的生命品质，它们的组织结构复杂、对环境敏感、反应迅速，且能够使得环境发生改变。
作者认为，19世纪早期是一个新哲学和新艺术的时代，人们关注活的自然、感受和美学，机械浪漫主义者相信，科学不是服务于人类对自然的掌控，而是追求人和自然共享有限的规范和可持续的共存。
本书作者：约翰·特雷希
本书作者约翰·特雷希（John Tresch）在给中国读者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我们如何才能使这两种处世之道——机械与浪漫——共同存在？我们会想象怎样的未来，以使研究和发明能够在理解何为人类和自然的问题上达成整体性共识？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乌托邦思想与驱使我写这本书的想法相呼应。书的第一部分讲述了将浪漫主义应用于物理现实研究的科学家的故事；中间部分围绕着浪漫主义机械的公共景观和表演展开；最后一章展示了关于机器的全新思维方式：生长于大自然、与人类感官相连且自身具有创造性的机器，如何引发了理解人类社会的新思维、新的社会组织体系和集体行动，从而引发1848年的“工人革命”
《浪漫机器：拿破仑之后的乌托邦科学与技术》着眼于“工业革命之初的一个时期”，这里存在一个小小的谜语——今天的我们或许同样处于工业革命之初，工业4.0正在到来。
人们曾经带着恐惧和希望迎来铁路、蒸汽机、电报和达盖尔摄影，而如今迎来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物联网和清洁能源。新技术既制造噩梦，也制造乌托邦。
在书中，特雷希谈到读者不必带着审视陈旧历史的视角，“不妨将19世纪30至40年代的纷繁事物看作对当前发展的预测”。
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伴随重大社会变革和思想动荡而来，个体在其中试图将各种工具精心编排以重塑环境，从而改变了社会和他们自己。以有限的规范和可持续的共存为目标寻找一条中庸之道，就是机械浪漫主义的意义。
[美] 约翰·特雷希 | 著
刘慧宁 石稷馨 | 译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文章转自公众号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