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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鸟文学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三卷，为免费内容。

“每个东京人一生中至少会来四次上野动物园。”上野动物园成立于 1882 年，来这里赏樱和看动物是游客的热门行程，更是日本民众家喻户晓的日常。然而，在它亲和的面纱下，却藏着身处帝国漩涡中心的沉重过往：明治初期为追求“文明开化”，大批异域动物被强行引进并分类；随 着帝国陷入战争深渊，“战利品”动物和军用动物成为展览对象；在军国主义末日疯狂的刺激下，上演了动物屠杀与献祭仪式；战后重建的雄心，诱发了“熊猫热”和人工繁育计划……
《樱与兽》一书认为，这是第一座有别于西方世界的各种影响而独立建设成立的动物园，不仅是日本东京的著名观光景点，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一方面从独特的角度体现了日本自明治时期以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剧变，另一方面反思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关系。
经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熊猫前往日本的历史，分享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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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散落在中国境外的大熊猫不足 20 只，熊猫外交最先开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晚期，当时，一对熊猫作为外交礼物被送给了苏联。平平和安安成为全球最著名的（也许是最成功的）现代文化外交努力之一的共产主义急先锋。作为两个国家之间热情友好关系的表达，平平于 1957 年来到莫斯科动物园，安安晚两年到。六年后的 1965 年，熊猫被当作礼物送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 1965 年到 1980 年间，有五只熊猫被送给朝鲜政府。
熊猫外交的新阶段始于美国总统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 1972 年出人意外的访华之行。在日渐回暖的冷战背景下，尼克松的访华之旅是一次明智的外交行为，回到华盛顿后他的外交资历得到了显著提升。他的妻子帕特带回了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承诺，很快会有两只熊猫到达美国的首都。中美邦交正常化因而被中国发出的文化好意打上了括号。以“乒乓外交”为开端，以熊猫外交在共产主义半球之外的延伸为收尾。周恩来总理究竟是怎样作出送熊猫的决定的，这事始终没人弄清楚。在所有不足为信的可能性中，一些故事认为这个决定与翻译错误有关，据说美国第一夫人，一个只在私下场合吸烟的人，原本只是在看到周恩来总理的熊猫牌香烟盒后说了句“我可以来一个吗”，然而，最后据大家所说，她得偿所愿，总统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份礼物的象征价值。当玲玲和兴兴于 4 月 16 日到达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时候，第一夫人亲自到场迎接它们，其他在场的还有近两万人（尼克松本人没有参加）。在这对熊猫入住后，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年度访问量攀升到 110 万。熊猫的运输问题也得到日本媒体的密集报道。尼克松后来向中国赠送了一对麝牛作为回礼。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对这种“黑白相间的熊”的外交运用极其显著，成为中国和其他更多西方国家恢复邦交关系的重要内容。这些熊猫被特意送到遍及北美、西欧和亚洲的动物园。它们的到来在像美国、日本和英国这类大众消费社会里引发了国际性的迷恋。而这又相应导致了 CITES 对该物种的再定级，该公约是规范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贸易的国际共识。1984 年的一次调整强调了围绕熊猫产生的让人意想不到的意义和后续影响的扩散问题，熊猫被从限制相对不那么严格的目录 3 调整到了目录 1 的“濒危动物”之列，这是限制等级最高的动物分类。这次调整部分可以归结为由 WWF 资助的一系列调查，这些调查称熊猫所处的危险境地远超很多人的想象。这些调查也受到大熊猫抵达华盛顿特区和其他西方城市这一事实的激发，也正是因为这些调查，大熊猫如今被广泛地认为是这个世界上最濒临灭绝危险的熊科动物代表。
这种领导者个体之间的礼物收受行为也被认为能够引发彼此家人般的美好情谊。尼克松来北京不是为了讨要大熊猫，但那些追随他脚步而来的人是。1972 年的日本首相田中、1974 年的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和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1979 年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1982 年的日本首相铃木善幸，所有人都迫于“带一只熊猫回家”的公众压力来到北京进行国事访问。他们每一个人都如愿以偿，能够对外宣称成功达成为各自国家争取到熊猫的协议。那些大熊猫置身于政治家身旁的图片展示，体现出我们可以称之为“外交幼态延续”（diplomatic neoteny）的东西，和政治家怀抱婴儿的刻板形象类似。这些礼物通常被认为用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之间的交换，但是，每一个场合都是由外交部工作人员像处理国家事务一样处理交换细节。
在玲玲和兴兴给中美关系带来缓和的同时，中美之间熊猫外交的开启也使日本产生了巨大期望。因为自盟军占领结束以来，这个国家就一直被框定在美国的外交和军事轨道内，并受 1952 年最早签订的一系列安全条款（这些条款在 1960 年大规模抗议背景下得到了修订）的约束，而且日本还追随美国，拒绝承认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日本处境微妙，但不论是尼克松还是基辛格的国务部都没有想到要提醒他们的亚洲盟友有关访问中国的决定（1971 年 7 月公布，1972 年 2 月成行）。回暖的中美关系会潜在孤立一个处于依附地位的日本——在野的社会党（JSP）和共产党（JCP）很长时间以来一致呼吁恢复与中国的正常邦交关系，作为宣示日本主权的手段——于是首相田中角荣（1918—1993）和他的自民党（LDP）同僚在尼克松声明发表后就开始了各种努力。外交部的官员最终安排田中在 9 月份访问北京，就在尼克松访华 6 个月后。
美国总统访问北京的决定是被称为“尼克松冲击”的两大事件之一，由白宫推出的新举措重新界定了短短几个月后日本在全球空间中的角色。第二个事件于 1971 年 8 月到来，尼克松宣布他的政府会对进口商品加征 10% 的附加税，与此同时放弃金本位，以应对渐趋恶化的收支平衡局面。这个举措从根本上终结了二战以来支撑全球资本主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导致了日元如火箭冲天般升值，先前稳定在差不多 1 美元兑 360 日元的有利利率上，而现在是 1 美元兑 300 日元。日本以美国为主导的出口驱动型经济陷入短暂的混乱之中。康康和兰兰就正好是在这些事件与 1973 年全球“石油危机”——当时通往中东的石油通道出现问题——之间的时间段到来的。这对“乖萌”的“国家级 VIP 贵宾”，也是动物园喜见的一长串动物外交官名单中最新也最受欢迎的一对——作为急需的分散注意力的消遣和国家被孤立的担心烟消云散的信号，受到媒体和公众的热烈欢迎。
备受关注的康康和兰兰
日本的新闻媒体紧紧抓住熊猫故事不放，甚至在田中还未出发前往北京前就这样。对一些人来说，围绕熊猫产生的媒体狂热，比两国邦交正常化更值得注意，这部分是因为很多人在尼克松访华后视这种正常化为理所当然。熊猫也助长了日本萦绕不去的否认帝国往昔的文化。当外交问题涉及需要考虑这些从一开始就导致两个国家之间的分歧和不和——有关战争责任的禁忌话题时，这种笨拙的、毛绒绒的、看上去无害的熊的交付看似把人们的注意力彻底引开。各种猜测大行其道，“日本会得到它自己的熊猫吗？”《读卖新闻》的一篇文章在田中出发前夕发问道，这只是思考这个问题的诸多文章之一。活生生的熊猫，而非冷冰冰的文件，更容易被视为重归于好的真诚意愿和外交胜利的信号。美国和苏联，冷战世界的两大超级巨头，都得到了熊猫，那么，后帝国时代的日本，作为一个冉冉升起的新兴经济体但又具有日渐褪色的殖民野心，难道还不值得拥有一件这样的礼物吗？
政治家们和行政官僚们认识到这个礼物的重要象征意义——与美国对等的国际声望的标志和后帝国时期与中国和睦友好的信号。中川和他的同事们竭尽全力去挤压这个新的夸富宴的水泵，一如古贺在战后努力推广上野动物园一样。动物园团队在与政府官员商量之后，采取了古贺忠道主事期间和盐湖城霍格尔动物园往来的最公开的策略：他们使用公众礼物的旗语来表达对这些熊的热望。在田中访华前夕，上野送出两对动物——一对大猩猩和一对黑天鹅——给北京动物园。北京动物园则回赠以一种鹳——历史上这种鹳在两国都有发现但如今在日本已经灭绝，还有一对黑颈鹤。
中川和动物园园长浅野三义释放的信号对北京来说心知肚明，但是熊猫来到东京可不是那么顺利的事。作为奇货可居、价值高昂的生物和广受欢迎的大众符号，康康和兰兰得到日本国内多家赞助商的争抢，每一家都希望从这些熊的象征魅力库里分到一杯羹。
从一开始，这个礼物就是个大众传媒奇观。北京的外交声明成为一次罕见的“电视直播”事件——“中繼”，来自一个首先是“禁区”然而历史上大众又非常熟稔的国家的实况转播，吸引了大量电视观众。在 70 年代早期，国际电视直播的同步性依然有其自身的景观价值。当内阁秘书二阶堂进（1909—2000）通过现场直播宣布中国赠送熊猫的决定，紧接而来的是备受期待的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信息发布，这引发日本举国上下的狂喜。“作为对日中两国之间外交正常化的承认，已决定一雄一雌一对熊猫，将被当作中国人民给日本人民的礼物送出。”电话如潮水般涌进上野动物园，追问这些熊会被安置在东京还是其他地方。而如大阪、京都和其他地方的大型区域性动物园，也都在竞相投标想要得到这些动物，声称应该得到政府的公正对待。小城市的动物园则寄希望于“熊猫秀”的巡回展，这种巡回展类似尼赫鲁赠送的大象英迪拉在日本乡村到处展出的流动动物园的一个现代晚期的新版本。冲绳县，先前还是美国的保护地，也就在 6 月份才回到日本的控制下，送来了甘蔗并邀请这些熊去“访问魅力的冲绳”。
10 月 6 日，随着官方正式宣布熊猫将落户上野动物园，种种猜测才平息下来。“因为熊猫是中国人民送给日本人民的礼物，”动物园园长浅野在接受《朝日新闻》的采访时说，“我们的目标是要将熊猫安置在一个最有可能被最多人看到的地方。”他宣称上野动物园作为这个国家最大的（就收藏动物规模而言）也是访问量最多的动物园，无疑是这种考虑的最佳选择。这对上野动物园来说是一次重要的胜利，因为当时的上野动物园因为城市中心地带的位置和相对较逼仄的动物笼舍空间，正越来越多地承受着来自日本动物爱护协会（JSPCA）这类组织通过媒体发出的批评与指责。古贺忠道和东京动物园协会的其他成员，还有包括盟军最高统帅的妻子琼妮·麦克阿瑟在内的一些占领期外国名人，在 1948 年发起成立了 JSPCA。该组织建立在日本人道会，也称日本人道主义协会奠定的基础之上，该协会由作家新渡户稻造与妻子玛丽以及其他人于 1915 年发起成立，是一个致力于应对虐待儿童和动物问题的伞形组织。在 1972 年，浅野和中川都是 JSPCA 的重要成员。中川则担任理事会主席直至 2010 年。
JSPCA 理事会对熊猫的安置问题也意见不一。该组织的成员包括著名的儿童作家，也是《每日新闻》编辑的户川幸夫（1912—2004），他主持理事会工作，也主张尽管上野动物园比较适合应对熊猫到来之后的参观热潮，但是相对而言建在这个城市人口更少、森林覆盖更好的西北部郊区地带，1958 年才开放的设施更新一些的多摩动物园，才能够为长时段的展览提供更优越的环境。“便利也就不过如此。”户川在 10 月 11 日发表于《朝日新闻》的文章《“观看或保护，哪个更该优先考虑？》写道。“如果熊猫死掉将会是个悲剧。多摩更大，空气也更好，它会是最适合熊猫的地方。”南村理香，一个来自横滨的 10 岁女孩，在《朝日新闻》受众广泛的头版“公众意见”栏目刊载的一篇有关熊猫的短文里赞成这种意见：“我反对将这些在空气很好的中国被照顾得很好的熊猫，置于一个空气如此糟糕的地方（如上野），熊猫会生病的。”理香的声音没有被采纳为孩子们整体意见的代表。然而，延续既往的模式，童年的观念和孩子们的兴趣成为对成年人政治和社会竞争的调停，将熊猫留在上野的决定被简化表达为对青年一代需求的回应。“无论我们说什么，”JSPCA 理事会的一名成员，也是鹤见大学教授的内山典久表示，“上野是上佳之选，因为它对绝大多数孩子来说更容易到达。孩子们已经选择了上野。”
转运笼中的康康和兰兰
熊猫的到来时间是 10 月 28 日，也就在北京正式发表礼物声明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东京羽田国际机场，熊猫受到动物园员工和 200 多名记者的欢迎。当熊猫还在绿色运输箱里时，这些记者就一个个迫不及待按下快门。运输箱被放在拥有特许授权的日本航空（JAL）DC-8 飞机前，正是这架飞机将它们从中国带到日本。如同上野动物园一样，日本航空也为运输熊猫的权利而战。全日空航空公司，日本第二大航空公司，发起一场对外交部的公开游说行动；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也就在几周前，他们才刚刚完成将大猩猩和其他礼物运往北京动物园的任务，他们更有经验准备也更充分。正如报纸所称，这场备受公众关注的“空战”纯属商业考虑。日本的对外旅游和空中货运往来随着 GDP 的增长而增长，两家航空公司都视中日外交正常化为将其网络拓展到一个有利可图的潜力新区的机会。出于象征意义的考虑，作为日本的国家航空公司，JAL 最后被选中。但是，此前立场中偏右的《读卖新闻》还提出过一个激进方案，由空中自卫队——日本帝国军事力量的战后继承者，来负责运送。
11 月 4 日，上野动物园为熊猫准备了一场正式的欢迎仪式，日本政治精英代表尽数到场，包括内阁秘书小薰,还有自民党的秘书长和几家重要政治党派的主要代表人。在这些国家级的政治要人之外是东京市长和市议会负责人。浅野园长发表演讲之后，中国代表带着微笑走上前来，表达了他的希望：“希望这对代表着中日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熊猫，能够茁壮成长，一如同两国之间的情谊一样。”一只红毛猩猩 Miyo 拽了一下系在彩色礼品包上的绳子，应声抖出一个条幅，上面有“欢迎大熊猫康康和兰兰”的字样。然后，遮在熊猫临时安置所上的幕布被拉开，这个临时安置所由老虎笼舍紧急改造而成。在直接负责熊猫照顾的饲养员本间胜男看来，熊猫“显得很紧张”。众所周知，他是个敏感的动物情绪解读者。与此同时，人们已经在动物园新建的“熊猫门”外排成长队，渴望着来到熊猫跟前看上一眼（其中包括媒体名人黑柳彻子，她号称是“熊猫的头号粉丝”）。
首相田中和其他政治家也很快将熊猫用于他们的连任竞选努力。熊猫的形象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政治海报和其他竞选材料中，就好像每个党派或政治家个人都在竭力主张自己对熊猫魅力的所有权。当自民党将康康和兰兰的图片做成竞选徽章，在一个 2.5 万人的聚会上发放时，索要徽章的要求从全国各地如潮水般涌来——“熊猫政治”既是国家事务也是国际关系问题。公明党和社会党人很快就将其装束与徽章、海报和熊猫竞选口号统一起来。尽管社会党人对“中国问题”主张强烈，但是自民党仍然主导着熊猫话语的主线。它明确地鼓吹居于熊猫政治核心的这种模棱两可，也就是上野动物园熊猫和中国熊猫之间的联系的复杂本质。
这种象征的杂糅混淆了时政记者对田中首相出访一事所作的分类。“这不是一起普通意义上的动物园交换事件，”日本最大的经济类报纸《日本经济新闻》的一位编辑写道，“它是一个国家层面的问题。”既然这是一个国家层面的问题，人们就没法将其框定在单一角度或是使用那些政治报道的常用技巧。“无论我们的记者造访上野动物园多少次，他们总是得到‘大熊猫属于食肉目和浣熊科动物……’抑或‘大熊猫的食谱是……’等一成不变的回答，但是‘它们什么时候到来’或‘哪种动物会被选中’这类重要问题，都掌握在（日本）政府或中国那里秘而不宣。我们不得不动用稻田，他是我们在北京的特派记者，也是我们跟踪此事的时政报道者。”其结果就是“熊猫记者的诞生”，或说“熊猫报道者”。这类“不走运人士（？）”——问号的专属者——被要求兼具社会部记者的敏感性和更为“严肃”的时政部记者的极富价值的技巧，以适应这种新节奏。换句话说，他们被要求适应这种生态现代性错综复杂的杂糅局面。
“熊猫报道”的竞争充满火药味。好的图片和独家报道能够直接拉动报刊的销量。《日本经济新闻》的编辑发现，“超过 120 家报纸、电视台和电台、杂志以及国际连线服务机构向东京政府官员提出申请”，要求参加熊猫抵达当天在羽田机场和动物园的现场报道活动。最终，官方根据每家单位在首都各种记者俱乐部内的机构地位，以及发行量确定了参加人数。作为报业中坚，也是影响力相当大的报纸，《日本经济新闻》被允许派出最强报道阵容：两名记者和一名摄影师，分别到机场和动物园。“类似的报道阵容一如田中首相在中国达成协议以及回国时。”这位编辑评论道，看上去深深惊讶于这种动物的受欢迎程度。他继续说，报纸当然愿意派出更多记者，但是按照活动事先的约定条款，人数受到严格限制。摄影记者“不允许进入熊猫周边 7 米内的距离，而且我们也被告知抵达仪式随时可能出于健康原因而被取消，这简直就像报道一场正式的国务访问”。
处在抵达仪式聚光灯热度下的熊猫，扭曲了新闻记者应有的职业规范和性别假设。因为在羽田机场的仪式举办之前就没有给他们留出太多的心理准备时间。《日本经济新闻》主编在他的社评文章里记录下这些“熊猫记者的诞生”。摄影师们被留下来抢镜头。晚上 8 时许，当遮挡物从康康和兰兰所在的板条箱上拉开时，“在场所有的媒体都情不自禁喊出了‘waaait！’，就像任性的孩子一样。”向来文风偏辣的记者“嘟囔出‘它们不过就是动物而已啦’之类的话”，但是“每个人都只想争取更好的视角”——男人的表现也不逊于女人。“来自《妇女周刊》的女性记者不住地喊道‘可爱啊’，被期望更能自持一些的男性记者也会不由自主地发出‘噢，可爱’这类感叹。”即使是来自《日本经济新闻》的老牌记者，在这种场合也难以自抑地留下眼泪。这份报纸有时被称为“日本的华尔街日报”，向来以报道严肃新闻自居。对很多男人而言，这是种“奇怪的感觉”，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提出的问题就如同那些为《妇女周刊》工作的记者一样琐碎无比：‘它们什么时候交配？’‘兰兰生殖力强吗？’‘熊猫怀孕期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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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为在上野公园玩耍的康康（左）和兰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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