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今晚聊一部新片《第八个嫌疑人》。
我们以往很忌讳用故事梗概来给一篇影评开头，那显得很呆板，但这个片子是个例外。评论它之前，我们必须先把它的原型故事，也是它的故事梗概告诉你们——
它改编自真实罪案。1995年12月22日，广州市番禺区一家银行，7名劫匪在不到2分钟内，抢走1500万现金，并造成押运人员1死1伤。案发后，5名劫匪被判死刑，但主犯却一路逃亡了21年。
因为这部电影可以好看的部分，就在这些数字里。
1995是他的时间，加上广东，改开前沿，合起来指向时代性特征；7个人，1500万，杀了1人，是群像和人物关系的刻画空间；主犯逃亡的21年，是主要角色的巨大挣扎。
编剧选择这个故事，其实就已经走对了很大一步，这些从原本的故事中来的张力，也让这部《第八个嫌疑人》足以在及格线之上，更不要提这次大鹏孙阳等一众演员极为出色的表演附加，让电影够到了值回票价的门槛。
但再往下呢？
非常遗憾，编剧后面的处理，让它也只停留在了及格线之上。
正文
一般来说，改编自真实罪案的电影，从内容到宣发，都会主打“真实、高度还原”的卖点。
《第八个嫌疑人》也不例外。
但我想先区分两种真实，一种是新闻真实，另一种是心灵真实。
前者是现实世界中真实发生的事件，重点在于事件的起承转合，因果链条的咬合。而后者，则指涉个人的内心世界，它需要更主观的、更深度的艺术加工，才能找到合适的形式，显影于观众。
而本片的尴尬之处，就在于它想拍出心灵真实，却困于新闻真实。
所谓“困”，首先是指叙事手法上的单调。电影开片用了一个犯罪片常用的倒叙手法，退休后的警察王守月（林家栋饰）根据朋友圈的一则视频新闻，发现了九五年特大劫钞案主谋陈信文（大鹏饰）的踪迹。他决定只身前往边境探寻。
进入当年劫案的正叙部分后，电影在叙事上几乎全靠平铺直叙。按时间顺序，故事主体可清晰地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陈信文团伙犯罪前的准备阶段。其次是陈信文犯罪后和堂弟的逃亡阶段。最后是陈信文杀害工友，借其身份重归社会阶段。
但这种平铺直叙、平分笔墨的拍法，直接导致故事的讲述力度被大大削弱。
坦白说，论谋划犯罪和犯罪过程的紧张程度，本片比不上《解救吾先生》，也比不上类型化更极致的《除暴》；论犯罪后逃亡、隐匿身份的戏剧性桥段，本片又比不上《烈日灼心》。
其实，本片并不是没有出彩的戏份。
比如陈信文假借工友身份，回归社会后的两场戏。第一场，在结束逃亡生涯的新婚当天，他拨通了老父亲的电话。面对老父亲的询问，他不敢出声，只能痛哭，并隔空下跪、磕头。
其二，王守月找上家门后，向陈信文出示了他和他父亲的合影，并念出落网劫匪的名字，以此刺激陈信文。双方的台词机锋，不仅指向警匪双方的内心斗争，还指向那个既在场又不在场的人。
这个人就是陈信文的妻子。她在场的是两人婚后的幸福时光，不在场的是两人相识前，陈信文的罪孽过去。
两场戏，通过亲情、爱情两组关系，勾勒出一个逃犯的真实困境。这是一个《本命年》式的困境，即一个罪犯在重新社会化的过程中，遇到的希望与幻灭。
但这两场出彩的高潮戏，直到电影尾声才出现。相对于冗长、缓慢的整体叙事而言，实在让人看得不解渴。
电影整体上也都陷入了有华章、无华篇的窘境。所以，大鹏在片中那些所谓炸裂、整容式的表演段落，都因为缺乏故事整体的支撑，显得有点独木难支。
从编剧周汶儒的采访来看，他其实是有更大的叙事野心的，而且也意识到改编不能只囿于真实事件框架。他说：
“既然是根据真实案件创作，那整个剧本的走向是大致确定的，电影需要艺术加工，才能更有戏剧性，但怎么体现这个戏剧性？我改的时候不想简单地处理成一个紧张的追逐戏，弄一个枪战，这个没用，我必须要知道，这个人他会做什么事情，他到底经历过什么，才会有这样的反应。”
编剧重人物心理，轻外部动作的路子，如果走通了，可以拍得很精彩。但显然，本片失败了，结果反而导致不少观众嫌弃它是一部文艺气质浓重的闷片。
那么，在犯罪片框架下，到底如何做到心灵真实呢？
我觉得离不开两点。其一，探寻人物深层的犯罪动机、心理。
拿本片陈信文的人物塑造来说，电影本试图拍出一个不同于以往银幕悍匪形象的，更复杂、更多面的反派角色。
比如在劫案前，通过张罗饭局、坚持付酒钱、黑吃黑劫匪等戏份，我们看到了一个自卑和野心兼具的反派。
和一般悍匪不同，陈信文只谋划劫案，而不亲自参与火拼。直到和堂弟逃亡至缅甸翡翠工地时，为了重获身份，陈信文才第一次杀人。
杀人过程也并非眨眼之间完成。他胆怯、失魂，面对深渊，他没有一跃而入，而是一步步滑落。
凡此种种，包括前文所述的两场高潮戏，都共同构成了陈信文一角的人物弧光。
但这个角色最立不住的，是他犯罪的第一推动力，或者说深层动机。
影片给了两重解释。直观原因是作为建筑商人的陈信文，公司经营遇到问题，资金周转困难，于是他决定抢银行。这是一个类型化的设定，先不说可不可信，但总归落入俗套。
另一个深层原因是陈信文早年在堂弟的怂恿下，为了几百块钱，抢劫了一个出租车司机。他俩之间也形成了某种共享原罪式的人物关系。
从小劫到大劫，从小恶到大恶，这样的犯罪动机分析，虽然合理，但是让人难以移情。
亚里士多德在谈论悲剧时说：一桩不可能发生而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比一桩可能发生而不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更为可取。
也就是说，对于艺术而言，可信比可能更重要。因为可信里面，包含观众的移情、共情。即使是改编创作，也不应该忽视这条规律。
对比《狂飙》里高启强的犯罪动机，其中有偶然又有必然，有时代的，也有个人的原因。观众“信”这个底层卖鱼佬的悲剧。迷人的反派获得共情，观众感受到了悲剧的卡塔西斯，即净化作用。
而在对正面人物心理动机的刻画上，《第八个嫌疑人》同样有些潦草。
当年，王守月的同事何蓝（张颂文饰）在追捕逃犯时英勇殉职。这成了王守月心中的创伤，也是他持续追凶的动力。
只不过片中对两人兄弟情的铺垫不够，导致何蓝匆匆上场、下场，显得有些工具人。
回到营造心灵真实的话题，第二点则在于，要去探寻时代与个人罪行之关系。
本片主创们并非没有时代意识。电影很注重时代细节的物质性还原，比如BP机、人物发型、作为破案关键的结婚请柬，以及劫钞过程的种种细节。
但这些努力，只是本片困于新闻真实的另一个证据。
在真正刻画90年代狂飙突进的时代氛围，以及飞地野蛮生长的历史时，本片只能算隔靴搔痒。
甚至也远不及原案本身来得复杂和暧昧。
陈信文的人物原型陈恂敏，在现实中是个高材生，大学里学建筑专业，90年代毕业后，在公路局下属公司做小老板，承包一些道路建设工程项目。其父则是当地公路局领导。
影片去除了陈信文干部子弟的这一背景。至于在政商关系的刻画上，影片也只是蜻蜓点水。
这便是影片困于新闻真实的另一面。想言说，又不敢言说。
于是，当电影结尾响起《一场游戏一场梦》时，观众难免将其与娄烨导演的《风雨云》对比，并感叹其中的差别与差距。
电影结尾，还用了两个隐喻符号。陈信文和重病堂弟以及警察之间迎来了断，其背景设置在一处清水房。屋外夜空中，此时正燃放焰火。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眼看焰火绚烂之极，又终归消散。
这当然不是《白日焰火》式的深刻隐喻，而只是两个孤零零的符号，在影片整体陷入困局的前提下，无力地指涉着时代的离合悲欢。
总而言之，这是一部局部真实，整体失效，困于新闻真实，失于心灵真实，及格但也无太大惊喜的犯罪类型片。
配图/《第八个嫌疑人》预告、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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