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未后悔研制氢弹。
作者｜李晗
编辑｜王博
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奥本海默将原子弹带到世界。
电影《奥本海默》热映，让人们看到了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相对论横空出世，量子力学破土而出，一众物理学家在硝烟与战火中相遇，他们交流、合作、竞赛、分歧，碰撞出科学的火花。
影片中，奥本海默作为曼哈顿计划的带头人，领导一众性格各异的物理学家展开研究。其中，就有一位带着浓厚匈牙利口音的科学家，格外瞩目：
他不喜欢计算，只想要研究氢弹；他有点粗心，算出近乎“世界末日”的计算结果；他有点幽默，在原子弹试爆前几分钟还在涂面膜，甚至还打趣地问同事：“都吸收了吗？”
这位有趣的重要“配角”便是“氢弹之父”、物理学家杨振宁的导师——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
在爱德华·泰勒长达95年的一生中，参与曼哈顿计划远非他最高光的时刻，在此后的日子里，他醉心于氢弹研究，游说美国军方推进核武，成为美国国防事务中一言九鼎的人物。
他似乎一生都走在奥本海默反面，却没能避免与奥本海默类似的悲剧。“疯狂的科学家”“沉迷核武器的战争贩子”“狂热的好战分子”等各类评判与猜疑，始终围绕着这位天才物理学家。
真正的泰勒究竟是怎样的？

1.找到“超级炸弹”

1942年初，在得知自己可能会负责伯克利的快中子研究后，奥本海默马上开始邀请全世界最顶尖的理论物理学家，准备组织一场高度机密的夏季研讨会。
这些受邀的顶级天才中，就有一位操着匈牙利口音又有点跛脚的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
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
图片来源：历史照片
爱德华·泰勒是一位善变又有点粗心的科学家，用他的学生杨振宁的话说，则是非常强调“直觉的物理思维”。比起大多数科学家缜密思考，泰勒更喜欢对科学问题大胆猜测，“在看清楚这个东西之前，先抓住它的精神”。
“泰勒对物理问题经常会有许多新的想法，这些想法大多数不大成熟，有许多也是错的，但是泰勒不怕犯错，而且只要你指出他的错误，他就会很快改过来。”杨振宁回忆道。
对于这样一位科学家来说，反反复复地讨论一种方案，显然是有些枯燥的，毕竟在来到伯克利之前，泰勒就已经确信核裂变炸弹的可行性了。
在厌倦了没完没了的核裂变武器讨论后，泰勒决定给自己找点儿乐子，他开始计算一年前恩里科·费米与他共进午餐时提出的一个问题：费米注意到核裂变武器可以用来引燃一定量的氘——重氢，从而产生一种威力大得多的核聚变爆炸，进而成为一种超级炸弹。
泰勒的计算震惊了奥本海默团队。他的计算表明，在核裂变武器的引燃下，仅26磅的液态重氢就能产生相当于100万吨TNT炸药的爆炸。而如此威力的爆炸还产生了另一种可能性——核裂变炸弹可能会在无意中点燃地球大气层。
被计算结果吓坏的奥本海默，决定马上去东海岸找物理学家康普顿再验证一遍。这就出现了电影中有些“滑稽”的一幕：泰勒垂头丧气地走进研讨室，告知大家近乎“世界末日”的计算结果，奥本海默即刻决定前往东海岸寻求爱因斯坦帮助。在历史上，奥本海默没有去找爱因斯坦，而是寻求了康普顿的帮助。
不过，另一位物理学家贝特很快进行了重新计算，最终的计算结果表明核裂变炸弹点燃大气层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制造原子弹的任务才继续推进下去。
不久后，曼哈顿计划正式启动，整个研究团队在洛斯阿拉莫斯小镇安顿下来，如火如荼地展开原子弹研发工作。爱德华·泰勒则被分配在贝特手下工作，负责为内爆式炸弹设计完成一套复杂的计算。
但这位善变的匈牙利裔物理学家并没有这么做，他继续痴迷于“超级”热核炸弹的理论难题，总是喋喋不休地谈论氢弹。每天早上，泰勒就会萌生一个制造氢弹的绝妙点子，但一夜之间，贝特就能证明这个想法多么不切实际。
就连奥本海默也在一次与泰勒的艰难交锋后，打趣地说道：“愿上帝保佑我们免受外部敌人和内部匈牙利人的伤害。”
泰勒的“恃才放旷”引起所有人不满，在又一次争吵后，泰勒提出离职，准备离开洛斯阿拉莫斯。不过，奥本海默并没有解雇泰勒，奥本海默知道泰勒是位天才，还会对这个项目有帮助。最终，奥本海默满足了泰勒的愿望，给了他探索热核弹可行性的自由，甚至同意每周给泰勒1个小时和他聊聊想法。
爱德华·泰勒（左）与奥本海默（右）
图片来源：电影《奥本海默》
当然，同意泰勒研究氢弹，只是为了留住泰勒。对奥本海默来说，制造氢弹既不可行也不道德。‍
原子弹投放后，奥本海默就陷入到极深的道德困境，广岛、长崎大量的人员伤亡时常让奥本海默觉得自己的双手“沾满鲜血”。因此，不管泰勒怎样表示希望推进氢弹研究，奥本海默始终持反对意见，甚至直言：“这非我所能，也非我愿。”
泰勒对奥本海默的回应怀恨在心，二人的关系也愈发紧张。
战后的奥本海默一直走在“自我救赎”的道路上。他一直游说华盛顿当局，试图借助自己的名声，说服政客和平使用核能。与之相反的是泰勒和另一些政治家，他们希望加紧推进氢弹研发，掌控事态领导权。
双方的各执一词，不相上下。
1949年8月29日，晨曦之中的苏联塞米帕拉汀斯克大草原，在一个约50米高的塔架上，一个形同圣诞树玻璃球的巨球被吊起。一声令下，这个巨球就化作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苏联成功引爆原子弹，彻底改变了以往胶着的局势。奥本海默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核垄断就像在太阳底下融化的冰淇凌蛋糕”。
整个华盛顿陷入到巨大焦虑中，奥本海默继续游说，希望借此推进核技术的国际化管制。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奥本海默“天真”的政治主张，就像荒野里的高声呐喊，无人回应。
最终，历史的天秤倒向泰勒。
在获悉超级炸弹的可行性后，杜鲁门宣布了氢弹的紧急研制计划。1950年，泰勒回到洛斯阿拉莫斯从事该项目，并在全国各地招募物理学家重回洛斯阿拉莫斯。但出于道德和技术可行性的考虑，一些物理学家拒绝了泰勒的邀请。
这些怀疑不是毫无根据的。一方面，氢弹的威力差不多是原子弹的4四倍，作为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能在几分钟内就会杀死数百万人。这一点，就连超级炸弹的拥护者泰勒也感到害怕。
另一方面，泰勒最初的“经典超级”模型存在致命缺陷，虽然原子弹能够点燃大量的氚或氘，但能量损失太快，无法维持成功的聚变反应。受困于热核装置的技术难题，费米、奥本海默等科学家并不觉得泰勒真的能造出氢弹。
不过，泰勒成功了。
只是氢弹的成功研制，还离不开另一个人——波兰数学家斯坦尼斯瓦夫·乌拉姆 (Stanislaw Ulam)。
1950年，乌拉姆和他的合作者埃弗里特指出泰勒初期的设计方案几乎不可行，在泰勒考虑的低密度下，不可能发生自持链式反应。这些结论在1950年末也被冯·诺伊曼证实。
原有设计推翻后，乌拉姆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引导核爆炸的机械冲击来压缩聚变材料。泰勒很快发现了新设计的优点，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第一个可行的百万吨级氢弹设计。他们的设计方案就是后来知名的“泰勒-乌拉姆构型”（teller-ulam design）。
1952年11月1日，代号为“迈克”的人类历史上第一颗氢弹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的埃尼威托克珊瑚岛被引爆。泰勒制造超级炸弹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2.沉迷核武器的“战争贩子”？

然而，氢弹成功试爆，并没有让泰勒停下脚步，二战结束后，泰勒继续痴迷于增强核武防线。
他大力参与国防事务，频繁参与各类活动，在冷战期间乃至此后的时间中，持续影响着美国国防和能源政策走向。自氢弹试爆成功后，泰勒便开始大力游说国会建立第二个热核研究实验室——利弗莫尔实验室，泰勒也在这里先后担任顾问、副主任、主任职位。1983年，泰勒更说服里根总统开展“战略防御计划”（SDI）计划，使用地面和卫星激光、粒子束和导弹来摧毁来袭的苏联。
这项计划还有一个更出名的别称——“星球大战”计划。
战争之外，泰勒对核爆炸的推崇，同样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泰勒是核爆炸非军事用途最坚定的拥护者之一，他认为核爆炸可以解决战争与和平中的一切问题，而且提出了不少核爆炸古怪用途：挖掘港口、提取石油、改变航向河流、在月球上爆炸核武器来分析尘埃的光谱等等。
甚至在1958年，原子能委员会已经接受了泰勒的提议，决定使用百万吨级氢弹挖掘一个长一英里多、宽半英里多的深水港。但出于财务和居民的健康考虑，该项目在1962年最终被放弃。
痴迷又有些疯狂的举动，让泰勒成为“疯狂科学家”的代名词。
许多人将他视为一个“沉醉核武的战争贩子”，甚至为他拍了一个电影、颁了一个奖项：1991年首届搞笑诺贝尔和平奖（讽刺性奖项，旨在表彰科学研究中微不足道的成就），便颁给了泰勒，以表彰他“为改变我们所知的和平含义所做出的毕生努力”。
美国著名导演库伯力克还拍了一部电影《奇爱博士》，描述了一个沉醉于核武战争的科学家，碰巧的是，这个科学家和泰勒一样，拥有一条假肢、喜欢炸弹、带着中欧口音。
这样的“巧合”让泰勒经常被拿来与“奇爱博士”做对比，在一次接受《科学美国人》的采访中，泰勒就彻底被激怒了，“我的名字不是‘奇爱’，我不了解‘奇爱’，我对‘奇爱’不感兴趣，我还能说什么？再说我就把你赶出这个办公室！”
奇爱博士
图片来源：电影《奇爱博士》
诸如此类的评价或玩笑，的确与泰勒古怪又疯狂的行为有一定关联，但这并不是泰勒的全部。
毕竟对于泰勒而言，他真诚地相信核武器的能力，以及威慑保障下的和平。
成长于世纪之交的泰勒，在童年时期就亲眼目睹了极权主义对他祖国（匈牙利）的掠夺，加之二战中纳粹的绞索不断收紧，泰勒愈加相信：强大的吓阻力量是和平的不二保障，军事的强大更是和平的最佳守卫。
因此，在纳粹德国对整个欧洲虎视眈眈之时，泰勒成为第一批推动美国核武器计划的科学家。泰勒喜欢讲起的一段往事，就与此相关：1939年，泰勒作为利奥·西拉德 (Leo Szilard，匈牙利物理学家)的司机，共同前往长岛小屋会见爱因斯坦，劝说爱因斯坦能够在一封建议罗斯福总统制造原子弹的信上签字。
他打趣地说自己是这项努力的一部分，“因为我是唯一一个知道如何开车并且拥有一辆车的人”。
在这封信发出后，美国政府起初没有抱太大的兴趣。但一个月后德国闪击波兰，以及第二年春天爱因斯坦向罗斯福发出第二封建议信，才最终促成了美国的原子弹计划。1941年12月6日，美国正式制定代号为“曼哈顿”的绝密计划。泰勒也作为第一批成员参与到曼哈顿计划中，这才有了上文中，泰勒寻找超级炸弹的故事。
或许受童年经历影响，又或许因为氢弹没有带来人员伤亡，爱德华·泰勒并没有陷入奥本海默似的道德困境，也从未后悔制造氢弹，而且拒绝作为“冷战战士”道歉。
在他的《回忆录：二十世纪的科学与政治之旅》中，他引用了古罗马格言“如果你想要和平，那就准备战争吧！”，并继续说道“如果权力掌握在那些想要和平的人手里，那么就会和平”。
他当时相信，并始终相信，正是制造了可怕的武器，才使世界避免了跌入全球战争的边缘。在《科学》杂志的一则文章中，泰勒就曾写道，“有时仍然有人问我是否对发明氢弹这样可怕的东西感到遗憾。答案是，我不后悔。”泰勒继续写道，“几十年后，冷战以美国的胜利结束。我对氢弹问题给出积极答案的建议有可能，甚至很可能，在决定这一结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著名科幻作家卡尔·萨根也曾努力理解泰勒对炸弹的热爱，最终他不得不承认“泰勒实际上真诚地相信核武器是人类的救世主，他也真实地相信，这些武器可以解决战争与和平时期的所有问题。”

3.在遗憾与偏执中落幕

让泰勒备受争议的，除了核武器，还有一场1954年的听证会。
这场听证会的主角，正是他的老同事——奥本海默。
二战后，陷入道德困境的奥本海默，一直试图用自己的影响力阻止核弹开发，引发华盛顿当局的极大不满。政客们希望将奥本海默的权利和影响取消，除掉氢弹研发的强大阻力。在奥本海默拒绝自动退出后，美国国防部便围绕奥本海默的安全问题进行了一场听证会。
泰勒其实本没必要趟这次“浑水”，大家心知肚明，这场听证会的结果，早就有了结局。泰勒的很多朋友和学生都不同意他出席。“这件事情非常的复杂，没有必要纠缠在一起。”杨振宁回忆说，“他的另一个学生罗森布鲁和泰勒说，你不要去听证，你去当众讲话，引起的是非很大。”
但泰勒还是去了。在听证会的前一天，泰勒在旅馆的屋子里，边走边想他们会问什么问题，自己又该如何回答。第二天听证会上，泰勒便搬出已经准备好的一段话。
这段话非常有名，也让泰勒一辈子都耿耿于怀，他说：
“我不认为奥本海默博士是不爱国的。可是，在很多情况下，奥本海默博士的行为，对我来说极其难以理解。我在很多问题上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坦率地说，他的行为在我看来是困惑和复杂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我更希望看到这个国家的切身利益掌握在我更了解、更信任的人手中。”
泰勒的发言，成为赶走奥本海默的重要佐证之一。听证会结束后，奥本海默被定罪、撤职，这让奥本海默晚年备受心灵的折磨。
对泰勒来说，这场听证会同样是一场噩梦。杨振宁回忆道：“这对泰勒的余生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泰勒的性格使他需要朋友，可他这样一来，99%的物理学家都不理他了。”
尽管泰勒始终不认为自己攻讦奥本海默，但他承认自己去听证会是一件蠢事。在晚年出版的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
“这次听证会是一个‘大错误’，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不愿意忽视奥本海默反对氢弹的立场而造成的。之后，奥本海默的朋友们不得不找一个替罪羊，而我则扮演了最不受欢迎的角色来顶替艾森豪威尔。”
在这本书的附录中，泰勒还附上了他在奥本海默听证会的问题记录，也足以说明对这件事的芥蒂。
在泰勒去世的前一年，他仍在为自己辩解。他告诉《美国传统》杂志，如果再次被要求，他仍然会作证。他补充说：“奥本海默是一位好朋友，一位伟大的聪明的人，但他以愚蠢的方式看待世界。可悲的是，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杨振宁在一次采访中，还回忆起一件有趣的小事。在泰勒获得费米奖（用来奖励在核物理研究中有高度成就的杰出人士）后，杨振宁跟泰勒提议“你刚得了费米奖，为什么不给奥本海默提名一次呢？”后来泰勒为奥本海默提名，下一年奥本海默就获得了费米奖。泰勒似乎也明白，这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弥补方法。
这种不认错又有点愧疚的矛盾感，一直存在于泰勒身上。在对研发氢弹功劳的界定上，这种矛盾感，就格外明显地显现出来：他不喜欢“氢弹之父”的称号，但又喜欢一个人独揽所有功劳。当很多同事被他激怒后，泰勒便在1955年写了一篇名为《许多人的劳动》的文章，作为回应。而在晚年出版的回忆录中，他又说，他发这篇文章是为了“平息各方的怒火”，才讲了一个“善意的谎言”，并觉得自己应该拥有研发氢弹的全部功劳。
当然，泰勒不仅否认其他同事的成就，同样否认另一位设计者乌拉姆的贡献，他将乌拉姆视为“冒牌货”，甚至直接地说：“我有贡献，乌拉姆没有。”
善变又偏执的泰勒，总让人捉摸不透。一方面，他热情、有趣、理想主义，另一方面，他疯狂、偏执、自大。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怎样的，也没有人能用简单的词语，定义他漫长而复杂的一生。
恰如物理学家艾伦·莱特曼在《纽约书评》上写道的，在回忆录的自我吹捧和捏造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自我意识，它折射出爱德华·泰勒的焦虑，也赋予了他自己的悲剧性。
回顾爱德华·泰勒的一生，他似乎一直走在与奥本海默相反的道路上——痴迷核武器、拒绝道德捆绑、游说美国军方——但他似乎却又走向了与奥本海默相似的结局：在掌声与赞誉后，承受着永不休止的争议与猜谜。
这种殊途同归或许不仅仅是巧合，同样的自我坚持，同样的理想主义色彩，让泰勒和奥本海默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了同一种人生底色。
“很多人都问过我，是否为研制原子弹和氢弹感到后悔，”泰勒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答案是不。对于原子弹爆炸造成的伤亡，我深感遗憾，但我为什么对于研制这些武器不感到后悔，我的最好解释是：如果没有研制出来会怎么样？”
历史没有如果。
（封面图来源：电影《奥本海默》）
参考资料：
*厚宇德：杨振宁谈科学家与政治以及科学与哲学，观察者网
*《奥本海默传——“原子弹之父”的美国悲剧》，中信出版社
*Memoirs: A Twentieth Century Journey in Science and Politics，Perseus
*Father Of H-Bomb Looks Back，CBS NEWS
*The many tragedies of Edward Teller，SCIENTIFIC AMERICAN
*Edward Teller, a Fierce Architect of the Hydrogen Bomb, Is Dead at 95，The New York Times
END.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