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插画师。
每次看到那些在路边吵架的人,或者是夏天光着膀子坐在街边吃大排档的人,我就想无限地接近他们。我想画他们,我想记录上海街头这种生生不息的人间烟火。
我脑袋里的怪东西
2023.08.19 上海
大家好,我叫郭文媛,朋友们都叫我玫瑰。
大家都知道一席的slogan是“人文·科技·白日梦”。我觉得今天在我之前的讲者他们都是“人文”和“科技”,而我可能就是最后那个“白日梦”。
我从小就对画画重度上瘾,18岁之前其实我没有正儿八经地学过画画。上大学后,很不幸,本科专业是生命科学,但是它并不妨碍我把大把大把的时间挥霍掉去搞艺术。

我基本上没有怎么出现在专业课教室里,都是跑到隔壁的建筑学院、社创学院去蹭课。素描、雕塑、色彩表现、艺术史等等,能选就选,能蹭就蹭。
到了寒暑假,我就会带一个空白的小本子去周边的小国。我会在陌生的城市找一个马路牙子坐下来,然后画面前路过的所有人,也会描摹眼前的寺庙、路牌上不认识的文字、歪歪扭扭五颜六色的房子。
▲ 随时随地开始写生‍‍‍‍‍‍‍‍‍‍‍‍‍
到了大四,我胆子就更肥了。直接到一个热带岛屿上住了几个月,一边冲浪一边画画。谢天谢地,毕业前我顺利回来,勉强写完了毕业论文,拿到了毕业证书。
我应该是2013级同济生科院唯一一个没有为学校贡献任何保研率升学率就业率的人,我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边缘人群。
在拿到证书的那一刻,我就意识到,我的科学家生涯结束了。所以我申请了以色列的基布兹志愿者签证,直接飞到了耶路撒冷。
此后的三年我都在满世界游荡,过着一种近乎无产阶级的生活,做志愿者、做义工、用劳动力换吃的。
▲玫瑰画下的世界各地的小房子们(滑动查看更多)
我当时会去亚马逊雨林里喂猴子,在秘鲁海边小村庄画壁画挣零花钱,在安第斯高原当酒保。
做酒保的时候我也是超级精力充沛,我把酒吧的门、空白的墙,能画的地方全都画了一遍。这些门和墙都是我画的。
其实当时画画不能给我换来任何实质性的收入,但我的手它就是停不下来。画画对当时的我来说,更像是一种身体的本能反应,就像饿了要吃饭,困了要睡觉。
深夜无法入睡的时候,我瞪着头顶漆黑的夜空,那些在我脑袋里发酵了一天的怪东西就会喷涌而出。
当时我还不会用PS、手绘板,我就想着我要赶紧画下来,然后就迅速找到手边一切可以画画的东西,一张纸、一个柜子或是一扇门。我总得找个地方把我脑子里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画出来。
2020年疫情开始的时候,我第一次萌生了要系统地记录我的生命和这些街头回忆的想法。
那时我辗转多国回到上海,我的Instagram好友列表里,有人突然就不更新动态了。我好朋友的叔叔住在西班牙,也去世了。
还有我在土耳其转机时认识的一个伊朗老头,有一天他发了一张插着鼻导管的照片,之后再也没有更新过。
2019年之前的地球对我来讲,是一颗真正的水球。大地好像液体,可以流动,踩在上面是柔软而有弹性的。
到了2020年,液体就变成了固体。大地开始干涸,甚至裂开缝隙,人和人、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裂缝也越来越大。我觉得这个地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已经回不到过去的样子。
▲ 玫瑰在世界各地的快乐回忆
我想起曾经在秘鲁首都利马看到的一辆垃圾车,在深夜发射着奇异的光芒还放着音乐。两个身穿反光涂料制服的人像是从科幻小说中穿越而来,甩着胳膊和双腿追着垃圾车拼命奔跑。最后音乐声和垃圾车一起消失在下一个红绿灯的光晕里。
那辆垃圾车真的太美了,它美得那么不真实。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幻觉,不知道我是不是唯一一个见证这一切的人。
于是我把这辆垃圾车画了下来,后来这个瞬间变成了「用100幅画记录我的100个瞬间」的第一幅作品。
此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疯狂地画画。2020年初我还要坐班,是一个社畜。下班以后我就随便吃点东西,然后立马冲向我的手绘板。
像跟时间赛跑一样,要在死神抓住我之前,把我所有这些在满世界游荡的疯狂而传奇的美丽瞬间,全都画下来。
在安第斯高原上的盘山公路上,大巴车突然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停下来了。门打开后,上来了几个穿着美丽的传统服饰的山地女人。梳着像我一样的辫子,头上顶着油炸花生米、炸鸡块。
当时我和其他乘客就看着这些女人,我觉得这些女人在发光。不,应该是她们身上的那些花生米在发光。我们都要饿昏了,该吐的都吐完了。
这种真诚而热烈的例子在拉美大陆还有非常多。在秘鲁和玻利维亚交界处,每年圣诞节前后会举行打架比赛,叫塔卡纳奎。
村子里的女人们会穿上最豪华最美丽的传统服饰,毫无套路地和自己的邻居打一架,把这一年的新仇旧恨全部结算掉。
甚至我觉得连那边的动物都染上了这种情绪。清晨五点半,太阳从覆盖着积雪的休眠火山口升起来,金色的阳光洒满了整片高原。
我看到一群披着金色光晕的公羊驼,喷着金色的口水,在金色大地上狂奔。牧人赶着它们到山头的另一边去和母羊驼交配,我就把这个场景画下来了。
在古巴也有点奇怪,任何一个来到古巴的外国人最终都会被同化。有一天灌下了很多朗姆酒后,我也跳上了一辆老爷车顶开始跳舞。
这个瞬间也被我画下来,我把它称之为致敬《低俗小说》同款海报。
有一次我长了麦粒肿,每天用一大杯花果茶热熏眼睛。在那个美丽无比的厄瓜多尔风筝冲浪胜地,我只能一个人坐在沙滩上,不能下水。
透过茶水蒸腾的热气,我看到一个小伙子在用一根老藤条认真地编制印第安人的捕梦网。他说他最近总是被噩梦折磨,编捕梦网是为了睡个好觉。
还有一辆神奇的像是被施了魔法的中越跨国大巴,当它的车轮碾过国境线的时候,直接把人从阴霾的冬天带入盛夏
我在路上还看到一头猪在追着一辆摩托车跑,我就把在大巴上看到的一切都画下来了,放到了车顶上。
流浪的时候我会找一些工作挣旅费。有一次我脚受伤了,人们就给了我一个比较轻松的工作——削洋葱。
我身后的女人跟我讲,你在嘴里含一口水,这样你就不会流眼泪。但是没有用,我觉得她在骗我。
欧洲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在波黑萨拉热窝中南部的一个小镇上。当地政府颁发了禁令,外国人不能住宾馆。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民宿冒着风险确认了我的入住预定。
那天我去民宿,一开门看见一个留着爆炸头的女人。她很热情地给了我一个拥抱,并且她还在咳嗽。我心里其实也很毛,但我还是说:“你不怕我吗?我是外国人。”她说:“没关系,你想喝一杯正宗波黑咖啡吗?”
然后她就把我请进去,还给我上了当地的手工饼干。后来她跟我讲说,她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好好地活下去。
那杯咖啡成了那大半个月里我对波黑最深的记忆。哪怕在疫情那么艰难、那么惨痛的日子里,每个城市里永远会有一群像金子般发着光的有趣的灵魂,让自己和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坚持着去生活。
因为这样,我画下了更多在旅途中遇到的有趣的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我看到日落的时候有一个男人在钓鱼,他旁边还有一只猫。
在约旦河西岸,有一个老头在吹玻璃,他是个艺术家。
在古巴街头,切格瓦拉的海报下面,有一个当地女孩在拉伸。
在离开哈瓦那前的最后一天晚上,我看到我面前的灯柱子上爬了一个人。我觉得他喝醉了,我也不知道,但我把他画下来了。
画到最后,我画回了自己。这是这个系列的倒数第二张,在同济大学的樱花大道上,我和我最爱的狗Daniel一起玩耍。但很不幸,我的狗最后丢了,这张画就是为了纪念它。
画最后一张的晚上我在想,这100张画的头和尾是不是得呼应起来。
我想到了奎地奇比赛里金色飞贼上写的那句话,“I open it when it's over”。
我在结束的时候打开,那我要回到最开始的地方——我就开始画上海了!
每年6月21日夏至,一直到8月7日立秋,上海都要经过48个昼夜循环。我总觉得这些住在梧桐树里的蝉们大概跟我一样,憋了一个冬天,终于在盛夏时节爆发了。
无数只蝉一起爬上梧桐树的制高点放声怒吼,恨不得全宇宙都知道它们现在有多幸福。于是我画了48幅画,来记录这48个蝉鸣震耳欲聋的上海夏日。
我很喜欢一本小说,卡尔维诺写的《看不见的城市》。在书里面他说,这些东方城市的街巷,像毛线团一样绕在一起。
主人公马可·波罗一句东方语言也不会说,但他赶着骆驼,去到了一座又一座城市。穿街走巷,用他自己的方式,从商人们那里搜刮着故事和传说,然后记录下他所看到的一切。
城市就像一块海绵,吸汲着这些不断涌流的记忆的潮水,并且随之膨胀着。城市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起来,它被写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护栏、楼梯的扶手、避雷的天线和旗杆上,每一道印记都是抓挠、锯锉、刻凿、猛击留下的痕迹。
 ——《看不见的城市》
每次我踩着滑板或者自行车在弄堂里穿梭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就是马可·波罗
▲ 玫瑰踩着滑板在梧桐树下飞驰‍‍‍‍‍‍‍
在我看来,城市的魅力不应该是那些有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和金碧辉煌的购物中心,而应该是藏在城市肌理褶皱深处那些繁忙的老市场、开在居民区里的五金店、裁缝店、修车铺。
每次看到那些在路边吵架的人,或者是夏天光着膀子坐在街边吃大排档的人,我就想无限地接近他们。我想画他们,我想记录上海街头这种生生不息的人间烟火。
马可·波罗一样,我也有自己的驼队。现在就请大家跟着我的驼队来一场City Walk吧。
让我们从我曾经的家,愚园路532弄柳林别墅开始。一个春天,我的老邻居她剪了一朵花送给我。
开在镇宁路愚园路街角的富春小笼,从清晨六点开门一直到打烊,不论你什么时候来,几乎都要排队。
如果你侥幸能抢到靠窗的、上面挂着一个漂亮小灯的卡座,那你简直就是中了头彩。
那里面什么都好吃,炸春卷、各种本帮面、小笼包,隔壁的王记葱油饼也很好吃。
但是真可惜,2021年12月中旬街道要整改,富春小笼闭店,原址将被重新规划。
沿着镇宁路往北走,是夏天我买西瓜的地方。记忆中那条路的西瓜店都是从崇明岛进货的,又大又甜又便宜,店门口总是蹲满了啃西瓜的人。
我还把那一片,从镇宁路、武定路、延平路到乌鲁木齐路,所有我最爱的小店都画在了这里,都好吃。
回到愚园路上,有一天我不记得去的是哪条弄堂了。在弄堂深处看到了一个头上套着纸袋的女人,在晒太阳。她很聪明,她在防晒。
隔壁另外一条更有名的弄堂——愚谷村。每年梅雨季过后,上海人都要晒霉。
我看到愚谷村的上方挂着两件巨大的珊瑚绒睡衣,随着温热油腻的空气飘荡。我觉得这两件睡衣的主人一定是一对非常可爱的老夫妻。

然后到了华山路愚园路路口,百乐门前就是非常有名的20路公交车的必经之地。
我有时候会想象自己踩着小鱼板,拉着公交车在冲浪。
到静安寺后,往南面走是静安公园,很多人经常在这里跳舞。
有一次我看到了一个穿着红裙子、红靴子,系红围巾,化着鲜艳大红唇的老太太在跳舞。看到她,我仿佛看到了90岁的自己。

愚园东路静安寺旁边,我看到四个饿了么小哥。我管他们叫久光海报下的蓝头盔F4。
往美琪大剧院的方向继续走,我看到很多外卖小哥骑着电动车,一辆一辆地被这么一个挖掘机吃掉了。
继续往前走,是奉贤路、南阳路。一个失眠的夜晚,我看到一颗巨大的西瓜从奉贤路的尽头升起,然后我踩着我的驼队从西瓜上走了过去。

继续往前,到了南京西路地铁站后迅速往茂名路拐,拐到南昌路上。这是我另一个曾经的家——南昌路272弄美乐坊。这个地方是我霍乱时期的15分钟生活圈。
旁边不远处的思南公馆,是我和我的朋友们夏天去过啤酒节的地方。
再往绍兴路的方向走,泰康路332弄栋栋私房菜。这是全上海上菜最慢的苍蝇馆子,你们得去吃,老板娘脾气非常差。
继续往前,过了肇家浜路就到了瑞金南路。有一次我看到卢湾中学门口路过一辆洒水车,一个绝望的老阿姨正在竭尽全力地阻止她的狗子们跳进水里。
我为什么会注意到这么多琐碎的、看起来毫无必要的街景呢?是因为我觉得城市的这些大街,真的不应该只是你玩命赶路的交通命脉。你赶着去上班,赶着去上学,为了要去某个目的地开着车“嗖”地一下就过去了。
不应该是这样的,大街真的是有乐子可寻的。它是公共空间,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要学着步子慢下来,像一个傻子那样去看周围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你会发现大街就是一个城市里最有趣的地方,大街就是乐子本身!
我觉得我运气特别好,就在我看到洒水车的原址,一个景观设计团队帮我把这张画变成了一把真的长椅,你们现在都可以去打卡。
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去年有一个留着丸子头、光着脚、抱着一个腊肠狗的女人,在一个红色电话亭里住了一个月。我的椅子旁边就是那个电话亭。
我还在那里留下了一面墙,墙里有和我一样穿着水手衫、扎着两个辫子的小姑娘。
继续我们的City Walk,沿着肇家浜路一直往衡山路的方向走。有天深夜,我看到一个女人,她推着一辆哈罗单车在大战变形金刚。
然后我们沿着枫林路来到徐汇滨江。有一个夏夜,我和我的朋友在江边吹小号。
没有弄堂就没有上海。出于对弄堂生活狂热的好奇和热爱,我可以好自豪地说,这些年我几乎把每个区的弄堂都住遍了。
作为一个租客,你搬出来后这就不是你的家了。但是其实每条弄堂都留下了我的一部分,所以离开之后,我住过的弄堂依然是我称之为家的地方。
18岁来到杨浦上学,杨浦是我在上海的第一个家,是一切开始的地方。
我牵着我的骆驼们来到上海,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开的时候,也会牵着我的驼队,由杨浦大桥离开,重归大海。
这48幅关于上海极致之夏的画画完了以后,我就给自己做了一本小画册——《蝉鸣震耳欲聋》
上面这个穿着浴袍的女人也是我自己,坐在梧桐树上。
画完蝉鸣震耳欲聋的盛夏后,我又搬了几次家,打卡了几条新的弄堂。我总觉得每条弄堂都是一个虫洞,钻进这些弄堂,我就能回到过去。
2022年末,我坐轮渡抵达了马来半岛对面的槟榔屿。第一脚踏上南洋小镇乔治城的时候,我就爱上了这座小镇。这里的人们仿佛还保留着100年前的生活习惯。
▲ 南洋小镇乔治城‍‍
莫名其妙地,在骑楼下住得越久,我就越想念上海,或者说,我想念的是100年前那个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的,存在于我想象中的上海。王安忆、陈丹燕、项美丽、金宇澄,还有一些名字我不能提起,是他们笔下的上海。
“城市是我的教科书,它持续不断地在我耳边耳语,教会我认识它。”我想以某种方式回到过去。那段时间因为太想念上海了,我就在骑楼下没日没夜地看很多海派小说。
其中有一本我太喜欢了,一本记录20世纪30年代孤岛时期,两万多犹太难民居住在虹口的书。小说女主角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纽约唐人街洗衣店老板的女儿,她跟随父亲来到上海,期间先后认识了两个犹太年轻人。
我真的太喜欢这本书了,我看了十几遍。然后我就决定要以一个狂热粉丝的身份,透过这本书把我脑子里的那个上海还原出来。从去年年底画到现在,有了20张作品,就叫《1930s,孤岛时期》

外滩是上海永远绕不过的话题。每天清晨,瘦瘦小小的搬运工们就在年轻的太阳里喊着号子。这些号子声音太大,吵得外滩附近的侨民们睡不着觉,每年夏天都有侨民向工部局投诉。
鸦片被一包一包地从南亚各地运到了上海,茶叶和丝绸也以同样的方式被运到欧洲。外滩仍然在疯狂生长,上海有着彻底的,几乎歇斯底里的能量。
对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纳粹德国逃亡来上海避难的两万犹太人来讲,抵达日本占领下的虹口码头后迎接他们的首先是驱虫粉和用来清洗难民的高压水枪。
但是对在外滩和江西路各大楼里上了一天班的男人们来说,他们也有自己的好去处。日落时分,这些男人就冲出办公大楼,一起杀向文明与野蛮共存的四马路来寻欢作乐。
这条路真正的主角其实是这些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的女人们。在我看来,她们是放弃了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来到远东的孤岛,来到这个建在泥潭上的奇迹之城,做一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世界公民。
对更多人来讲,打发掉夜晚的最佳方式就是叫一辆黄包车去静安寺大道,然后随便钻进一家舞厅去跳舞。
百乐门、大都会、大华、仙乐斯等等,人们在舞池里横冲直撞,要把末日前的每一分乐子都赚到手。
除了跳舞,你还要学会溜冰。
对女人们来说,参加任何社交活动前,总得先去一趟让她们又爱又恨的理发店。
这一点我是感同身受的,每次做发型,头从那个罩子里面出来都是在开盲盒。
哪怕被石膏五花大绑躺进圣玛丽医院的病房,发型还是要做的,这是一个party animal最后的底线。
好发型,就叫辆黄包车去九江路吃一碗阿娘黄鱼面。
当然,生活在孤岛时期的上海,更现实的问题是接连不断的物资短缺、物价飞涨。为了获得一袋珍贵的大米,或者是一包香烟,你都得耍花招。
夜里,人们让小板凳、小桌子、小石头替他们排队,天不亮这些石头板凳就“哒哒哒”全都现出人形,甚至还发生了次序的变化,这就引发了一场又一场的流血冲突。
随着局势越来越不稳定,很多人开始考虑逃到美国、新加坡等地,越来越多的宝贝流落到了大大小小的典当行里。
除了人祸,还有天灾。每年七月底,台风季,水淹魔都,这是我们和100年前的上海共享的肌肉记忆。
尤其是在曾经的虹口国际租界,那边地势比较低。下了大雨之后,小孩子们就把家里的澡盆拽出来,在街上玩水。很多在国际租界工作的交警,他们就要焦头烂额地去指挥乱成一锅粥的交通。
最惨的是那些在虹口开小店的犹太人、白俄人,他们的面包店、裁缝店、五金店都会被水淹个透。店主们要一桶一桶地把水舀出去,但是这些老房子的地板早就被泡得快发芽了。
在这所有的店里面,我试图还原了一家犹太人开的杂货铺。犹太人是很聪明的,他们到了上海后,立马就跟上海人学习当地最好的东西。
当时的城市杂货店里会用一种钢丝收银系统,在空中拉起拴了许多铁夹子的钢丝,这些钢丝从货柜与每个角落伸出,形成一个放射状的网,集中到位于制高点的中央收款台。
买东西的时候把钞票夹在铁夹子上,手一划,“嗖”一下就会滑到最中间,零钱、票据也可以以同样的方式传送,效率很高。
当时的犹太人在虹口发行了很多报纸,《以色列信使报》《犹太之声》《八点钟晚报》等,在这种特殊时期用来交换信息。
我把这些报纸都贴在了我的画里面,就在后面的墙上,试图还原这个时期的虹口犹太人最真实的生活。
一个石库门里典型的上海人家的生活是这样的:有人将自己穿皱了短筒皮靴晾在窗台上,墙上和栏杆上吊着火腿,楼梯上挂着再也用不上的婴儿学步车。
在这种拥挤杂乱里,你能看到一个时代的拼图,能看到一个典型的弄堂人家是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的。
我画这个系列真的是因为我太喜欢这本书的主角了,就是这个20岁出头的小姑娘,我在她身上一遍遍地看到了我自己。
我们在同样的年纪住在上海的这些弄堂里面,去同样的地方夜夜笙歌,在隔音不怎么OK的房子里听邻居捣是非。
我也非常喜欢去外滩,不管白天晚上就在那里数船,看它们一艘一艘地开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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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仍然住在某一条弄堂里,在继续画画。《1930s,孤岛时期》这20幅画在衡山和集办了一个展,很可惜,衡山和集现在已经关了。
当时需要一个艺术家简介,但是我又不想用婆婆妈妈的文字去长篇大论地介绍自己。我就用我最擅长的方式画了一个巨幅简笔画,有1.7米高。
我在西北出生长大,然后到上海来念大学。
毕业后跑到以色列,在大沙漠里,然后开始满世界游荡。
2020年疫情,我又回到了上海。
在我住在弄堂里继续画画,疯狂地画画。
我真的觉得我好幸福,去年夏天离开上海,时隔大半年,今年春天重新回到全世界我最爱的城市!住在弄堂里,除了吃饭睡觉,我恨不得24小时都用来画画。
对我弄堂里的那些邻居来讲,这里是他们土生土长的地方,所以视角中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我作为一个外来者,我是在成年之后选择了这个地方,然后用我自己的方式拼命地留下来,去爱上它,去适应它。我是花了力气的,上海也确实是全世界最爱的城市。
我现在28岁,在去年之前,我一直都觉得自己还在享受童年。我的童年它很漫长,整个地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游乐场,我可以玩一辈子。
但是在去年之后,我觉得我的童年就结束了。现在我的脑子里就只剩下了一件事——画画。
我要好好画画了,谢谢大家。
🐣彩蛋
玫瑰在南美高原看见的披着金色阳光的羊驼,分享给大家。
✨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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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瓜西西
大凯
设计乔四九、张挠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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