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现代化使命和经济发展的大局看,以蚂蚁为代表的中国优秀数字科技企业,其作用不可替代。在赋能实体经济,核心领域科技攻关,以及公共服务、民生、环保等社会问题解决中,都离不开这些企业。因此,我们仍然看好平台企业的未来,它们未必能保持初创期的那种惊人增长速度,但将迈入一个更符合常态的稳健增长通道,这也正是世界一流企业普遍的成长规律。
一、从外滩大会看蚂蚁的新转型及中国科技企业的韧性
9月7日,以数字经济、科技金融、人工智能为主题的外滩大会再次举办。第一届外滩大会召开于2020年,时隔三年再次举行,这中间发生了太多的变化,比如,中美科技冲突的深化,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等等。可以说,科技类企业的发展环境发生了系统性的转变,不利因素骤增,但是笔者从参会的感受看,却感受到很多积极乐观因素。
第一,整个中国科技行业创新和发展的动力依旧非常强劲。这两天偌大的上海世博浦西园区主会场座无虚席,各个分论坛也都是场场满座,来晚的观众需要在场外排队等座。这些参会人员中,几乎清一色是年轻工程师、投资者、管理者,只要有年轻人才、有信心,未来就有希望。
第二,参会海外嘉宾数量众多、来源广泛。美国的运通、英伟达、波士顿咨询、麦肯锡都派高层代表参会,不少国际组织的代表也都参加大会,这说明全球的科技联系依然很活跃,美国一些政客试图构建科技冷战阵营孤立中国,首先在本国就得不到主要企业的支持。
第三,这次大会展出了很多黑科技产品,比如6G光子宽带太赫兹通信系统、无人安全检测实验室、脑纹核身、城市链、AI大脑训练、支付芯、宠物生物识别系统、区块链溯源、数字人虚拟空间等等。这充分说明,中国科技企业虽然面临太多的不利因素,但是依然还是保持可观的创新能力,仍然在保持一种上升态势。
联想到最近华为手机在芯片和软件系统的一些突破,让人强烈感受到,中国科技企业具有不可低估的韧性,我们因此可以对中国科技的未来,增加一些乐观和信心。
而这次外滩大会最引人瞩目的是蚂蚁集团。蚂蚁作为大会组委会成员单位之一,展出了很多最新的创新成果,也组织了很多分论坛探讨数字科技的未来,这是继7月份国家有关部门宣布蚂蚁整改结束,进入新的常态化发展后的一次全方位亮相。
在会上,蚂蚁集团正式发布了金融大模型,蚂蚁金融大模型基于蚂蚁自研基础大模型,针对金融产业深度定制,已在蚂蚁集团的财富、保险平台上全面测试。这也是大模型在中国进入产业应用领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蚂蚁展现出了出色的技术研发能力和产业实践能力。
更值得关注的是,通过蚂蚁主办的一些分论坛和展览,让人感受到这家企业的战略已经做出大幅调整,业务正更多地从数字金融延伸到服务实体经济,更加关注数实结合;相应的服务对象也从To C,拓展到To B,即以后利用数字科技向企业及各种非盈利机构提供赋能服务。这让我们看到这家数字科技企业的强大创新能力、调适能力,这也是让产业界感到振奋的事情之一。
(蚂蚁与中远海运集团合作,驱动航运供应链数字化转型)
蚂蚁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无疑是对中国产生影响最深刻的企业之一,自从2020年平台整治之后,围绕着这家企业有很多争议。蚂蚁到底过去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未来对中国又有何意义,企业发展前景如何?相信这是海内外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士普遍关心的问题,本文结合这次外滩大会的感受,谈谈对这三个问题的认识。
二、蚂蚁发展史上的四次里程碑式创新
1.2003年首创担保交易,激活网络消费、扩大内需
20年前支付宝的发明,支付宝的产生,其初衷是解决网络购物所面临的最核心问题:信用问题。
1999年,两个哈佛商学院校友邵亦波和谭海音,以非常高的起点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购物网站——易趣,后来又涌现出很多购物网站。但是网购始终没有发展起来,2002年全国各种形式的网购总额不过两三亿,平均每人消费才0.2元。究其原因,关键在于网络购物是远程购物,产品质量、退换货等信用问题无法得到保障,所以,除了那些迫不得已需要网络采购的东西,人们都还是尽量选择传统购物方式。
2003年5月,阿里巴巴开始进军网购,淘宝应运而生。淘宝的创始者们敏锐认识到,只有建立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担保交易,解决信用问题,销售额才能又根本突破。他们日夜突击数个月,探索出担保交易的模式。2003年10月15日,淘宝的担保交易发生了第一笔支付,是一位国内顾客购买了日本华人出售的一台二手富士相机,交易额为750元。这标志着支付宝产品的诞生。
2004年12月,支付宝(中国)公司注册成立。作为支付宝产品的运营主体,它是今天蚂蚁集团的组织起点。此后,支付宝成为中国支付技术进步最主要的推动者。
早年间,在线支付都要通过网银,那时候的网银必须要在电脑上登录,还需要插入U盾等设备才能支付,网络支付的成功率长期在百分之六七十徘徊,用户体验也很差。2010年,支付宝推出了“快捷支付”,用户由此可以在不登录网银的情况下完成在线支付,支付成功率提升到90%左右。这成为中国电子支付历史上又一个重要节点。
从整个经济系统来讲,支付是整个经济活动的“最后一公里”,每次支付革命都会给商业和金融带来革命性变化。就拿中国来说,从实物交易到金属货币的革命,产生了战国时期的商业繁荣;从金属货币到纸币的转变,滋生了近代商业和金融,第三方支付的兴起也不例外。
支付宝公司成立的那一年,也就是2004年,淘宝网交易额一举达到10亿,相当于过去五年全国网购总和;2005年又达到88亿,2008年突破1000亿(其中998亿通过支付宝)。2010年,快捷支付功能推出当年,中国网购规模突破4000亿,去年则达到13.7万亿。网购的出现不仅彻底改变了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更是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内需。2015年到2020年五年时间,中国网络购物额就增长了8.1万亿,大致相当于一个山东省的经济规模。
从担保支付到快捷支付,支付宝在本世纪初商业信用并不发达的中国,不仅解决了商业信用问题,还解决了支付效率和体验问题。没有电子支付,就没有电子商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支付宝产品的诞生不仅支撑了淘宝后来的发展,也成为中国电商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中国互联网经济之所以繁荣起来,原因之一在于有自己独立的、熟悉本国消费习惯的第三方支付系统。通过各国比较看,只有产生自己独立支付系统的美国和中国,才真正诞生了产生世界影响力互联网消费平台企业。所以,某种程度上讲,第三方支付是互联网经济系统运转的关键基础设施,这是支付宝对经济的第一个底层贡献。
2.2011年首创二维码移动支付,引发底层商业革命
支付宝对支付系统的又一个重要改造,是将移动支付普及化。2009年,支付宝上线了手机钱包,这是中国移动支付的起点。然而,最初的手机支付仍然只是应用在电商场景,在线支付和线下商业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被打通。
2011年,支付宝在中国引入了二维码支付。用户只需要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完成支付,这一新功能一经推出,就受到用户和商家的普遍欢迎。此前,有机构曾试图在中国推广NFC支付和POSS机支付,来解决移动支付问题。但是这两种支付都没有脱离银行卡,并且安装程序复杂,需要到专门机构申请;还要求有专门设备配合(NFC功能手机或POSS机)才能完成支付,这些复杂的前置条件,注定了其成本高企,普及困难。
而二维码支付则不然,它的流程链路很短:付款方脱离了实体银行卡,实现了无卡支付;收款方只需要在支付宝APP上生成一个收款码即可,也不需要跑银行办手续。
更重要的是,二维码支付大大节省了全国支付系统升级改造的成本。扫码支付的硬件成本几乎为0,消费者无需花费几千元购买NFC手机,收款方也无需购买POSS机。仅以POSS机支出为例,全国累计有登记在册工商主体1.5亿,此外还有至少1.5亿流动商贩,按每台POS机价格500元、使用寿命3年计算,此一项每年就为社会节约至少350亿成本。
移动支付的普及,也大大降低了整个社会商业交易费率成本。在现金支付时代,汇款、存取款等费率平均在0.5%左右,并且纸币流通中的破损、假钞和盗窃也会给使用者带来损失,粗略估计的话,综合交易成本在0.8%左右。而支付宝的总体交易费率在0.3%左右,言外之意为整个社会交易减少了0.5个百分点,此外,支付宝还为2900万家小微企业实现“零费率”政策。最近四年,支付宝每年交易额都在100万亿以上,这就意味着,每年为整个社会降低交易成本达5000亿,为众多小微企业创造了维持其必要生存的“边际利润”。
最重要的是,移动支付的高度下沉,相当程度改变了底层商业生态,大大增加了消费场景,进一步刺激了社会商业的繁荣。我们明显感到,最近七八年城市地摊经济、乡村游、边疆游越来越火了,去年全国移动支付总额超过300万亿,这相当于2010年全国商品支付总额的三倍以上。
此外,还大大降低了营商门槛,增加了创业和就业机会。现在即便是目不识丁的农村老人,随便打印个二维码就可以摆摊,而不必担心假钞或不会算账找零的问题。根据首经贸研究团队的研究成果,移动支付可以使农村个体户家庭的业务收入增加284%,使四,五线城市个体户家庭的收入增加188%,显著提高了28%农村家庭和25%城市家庭的创业可能性。又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支付宝仅在去年为社会直接或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就达700万以上。所以说,支付革命又是一场底层商业革命,它大大增强了底层人谋生手段,增加了普罗大众的商业空间
3.2013年创立余额宝,拓展居民理财路径
2013年6月,支付宝推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产品——余额宝。余额宝的诞生,并非精心的商业设计,而是出于支付宝对消费者需求的回应。当时,支付宝账户上因为种种原因会有“余额”,这余额是用户的资产,但却没有任何收益。当时很多人抱怨说,钱放在银行还会有活期利息,如果作为支付宝余额就只能白白躺着。
支付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推出了余额宝,用户的余额可以直接购买流动性极强的货币基金产品,自然而言就能够享受货币基金的收益。由于余额宝的收益率远远高于银行活期利率,很快成为现象级产品。而大量普通百姓也从此了解了货币基金,有了新的理财途径。
10年来,余额宝累计帮用户多赚了3800亿元,成为最具国民性的理财产品。支付宝上不同类型的财富和保险产品,也实实在在地帮助国人拓展了新的资产配置渠道。
4、2015年倡设网商银行,开启普惠金融先河
中国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始于1994年,此后20余年虽然有了巨大进步,但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主要服务大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惯性。
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中国重要而活跃的市场主体。长期以来,针对它们的金融供给一直明显不足。根据全国工商联2015年的调查,只有4%的民企可以获得银行贷款,而其他只能通过隐性金融市场自我融资,融资成本平均在10%以上。
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蚂蚁集团在2015年发起设立了网商银行。网商银行的前身阿里金融成立于2009年,并在2010年发放了第一笔贷款。小商家从此可以不用抵押品,不用担保人,更不用求人,只用在电脑上点几下,就获得贷款。“三分钟申请,一分钟到账,零人工干预”的“310”模式,通过技术解决了金融普惠和风险控制的问题,逐渐成为网络普惠信贷的标配。
以2015年网商银行成立为标志,普惠金融的模式惠及更多中小企业。8年来,网商银行专注服务中小企业和小商家,累计服务小微经营者5000万,是全国服务小微客户最多的银行。近年来,每年新增的经营性贷款客户中,80%以上是首次在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经营性贷款。全国工商联有关调查也表明,70%的小微企业借贷融资是依赖网商银行。尤其是疫情期间,网商银行快速灵活的贷款,实质上为很多的企业解决了燃眉之急。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蚂蚁致力于在分布式数据库、隐私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领域开展创新攻坚,进一步以技术能力服务实体经济,这可以视为其第五次里程碑式升级。虽然这样的变化才刚刚开始,但是我国从事实体经济的市场主体众多,人员规模庞大,大约有8000余万家企业,以及近3.2亿产业工人或农民。由此可以看出,蚂蚁若能像以往那样创造出革命性的商业新模式和新技术,产生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将可与前四次创新升级相媲美。
三、蚂蚁的基因:为解决社会需求和痛点而创新

通过对蚂蚁近20年发展史的梳理,我们发现,这家企业每隔三五年,就引领一次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讨论至此,很多人不禁要问:蚂蚁为什么可以在短短时间内能够脱颖而出,超越国际同行,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金融科技公司?为什么能够变成一个与人们生活发生深刻连接的企业?为什么它成为中国新经济的标志性符号,它的独特价值是什么呢?
很显然,蚂蚁的发展壮大,不是靠技术垄断或极致的盈利模式,更无权力的加持,也不是全因中国市场全球最大的缘故。笔者认为,最关键的原因是,蚂蚁自始至终具有强大的社会关怀意识,它发展过程中每关键的一步,都以解决人们在经济和生活中最现实的问题为导向,通过为大家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不断赢得新市场。
梳理蚂蚁的历史,可以发现蚂蚁的创新和中国经济强烈的同频共振。2003年,中国开始进入电商时代,电商后来成为中国消费增量的重要来源和消费升级的核心动力,担保支付的功能正契合这个时代的需求;2011年前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消费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更为重要,包括餐饮、酒店、服务、旅游等在内的线下商业面临新的发展契机,移动支付又是线下商业和中小商家的刚需;2013年余额宝的诞生,适应的是公众理财渠道多元化的诉求;2015年网商银行的成立,则是为更多中小企业和市场主体提供了相对低成本而便捷的规范融资渠道;2022年以来向服务实体经济的转型,则是契合了实体制造业数字化,以及国家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需求。
商业信用问题、支付效率问题、理财渠道问题、经营资金来源问题、科技赋能问题、数字转型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关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企业成长和公众生活的重要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支付宝和蚂蚁总是从最关键、最迫切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里寻找机会。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过去数十年间实现较高的增长,和蚂蚁这样的企业锐意进取的主动创新,是分不开的,它们准确洞察了时代的需求,又成功地改变了我们所处的时代。
四、中国迎来发展新阶段,数字科技企业大有可为
最近两年,在诸多挑战因素下,很多人不禁怀疑其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科技类企业未来的前景。它们过去的辉煌是昙花一现,还是只长篇壮丽史诗的开端?但是这几个月利好因素不断而来,先是平台整治结束,继而中央连续出台政策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强调两个毫不动摇,所以,对蚂蚁等科技企业而言,未来的机遇窗口依然是打开的,尤其是从中国现代化使命和经济发展的大局看,这些优秀的数字企业的作用是不可被替代的。
第一,国民经济各领域、尤其是实体制造的发展升级,需要数字科技企业引领赋能。尤其是蚂蚁这种兼具有数字科技和金融服务功能的企业,既可以给与企业发展必要的基础数字技术支持,比如这次展会上展示的对远洋海运物流链的赋能;又可以利用其成本低、效率高支付及金融体系,为企业提供财务金融服务。从这意义上讲,蚂蚁是国内极少数能够同时做到利用科技和金融同时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企业之一。
第二,蚂蚁这样的数字科技企业,业已形成成熟高效的研发体系,在科技创新和经济竞争力发展升级中,仍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虽然我国面临着芯片、飞机发动机等硬件卡脖子问题,但是以数字科技为基础的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竞争,也是未来中美竞争的最关键领域之一。
这方面,蚂蚁在过去二十年发展史上,不仅围绕支付、数据等领域,形成了一系列技术储备,尤其是在国产数据库(Oceanbase)、安全技术、区块链、图计算、隐私计算等领域,达到了全球领先的水平;并且,蚂蚁集团形成了一个极好的创新生态,去年其科技研发投入金额达到204.6亿,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累计持有全球专利18,678件,跻身全球研发创新前100强。
应该看到,最近两三年,我国科技创新节奏有所延缓。今年上半年,ChatGPT、Copliot等黑科技的诞生,再次让我们看到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差距。面对AI等未来竞争核心命题,中国绝不能掉队,数字科技企业必须发挥关键的带头作用。
第三,数字科技企业更注重社会责任、社会价值,未来解决社会环保、民生等议题,也需要发挥它们的作用。回溯蚂蚁的历史,它不仅多次带动重要的商业创新,也在社会责任方面一直发挥模范角色。从2008年起,支付宝推出线上水电煤等公共事业缴费,从此免除百姓的多数生活场景的排队烦恼,也让政府大大减少行政成本或让相关国企减少运营成本;2016年创立蚂蚁森林,累计种下超过4亿棵树,不仅以实际行动助力绿色环保低碳,也改变了传统的公益募捐方式,真正带动了绿色理念的推广和公众参与;近几年蚂蚁生态的助农项目,每年大概帮助800多个县(覆盖了全国超过40%县域)农民销售1800亿农产品,相当于为农民带来数百亿利润。在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中,环保、解决贫困、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等必然都还是社会核心议题,这些方面仍需要发挥数字科技企业的赋能和支援作用。
过去一段时间,围绕平台经济、民营经济的议题,社会曾有过不少争论。但是,实际上包括蚂蚁在内的数字科技企业,重塑了经济运行方式,助推了中国经济向世界先进水平的追赶,也给民众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正如李强总理在7月11日平台经济座谈会中提到的那样,它们“为扩大需求提供了新空间,为创新发展提供了新引擎,为就业创业提供了新渠道,为公共服务提供了新支撑”,为社会发展塑造了切切实实的、源源不断的动能。
中国过去二十年的进步,数字科技企业是引擎之一,未来它们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看好蚂蚁等企业的未来,它们或许未必可以重复过去惊人的发展速度,但是将迈入一个常态化的、稳健的可持续增长通道,这也正是世界一流企业普遍的成长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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