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  ），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国学大师。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清末民初以来，新学迭兴，变法、革命、新文化运动，以科学整理国故的运动，各种政治上的新主义，一波接着一波铺天盖地席卷而至。它们既牵涉政治、社会，也牵涉思想、学术、文化的变革。关于这些大变革本身，已经有很多研究，我们了解比较少的是，这些新学风如何吸引、调动地方上的读书人。
在这篇文章中，我试着梳理三件事。第一，1949年以前钱穆的学思历程。第二，重建钱穆与晚清民国各种新学风的对话、辩证关系。第三，讨论这个对话辩证历程的学术思想史意义。在这对话辩证历程中隐然有一个主题：“如何同时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想同时维持两者，是晚清以来读书人关心的一个重点，也是许多著述中一再出现的主旋律。
在讨论钱穆与时代学风相辩证的历程中，胡适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我们读钱穆许许多多的著作，都可以发现胡适始终是他批判的对象，而他的文化见解也给人一个鲜明的印象，即相对于晚清民初的新文化而言，他自始即是一位保守主义者。但是诚如钱穆晚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说的——“余亦岂关门独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时代造成，而余亦岂能背时代而为学者。”“余之治学，亦追随时风，而求加以明证实据，乃不免向时贤稍有谏诤，于古人稍作平反，如是而已。”此文便是想把钱穆放在“时代”的脉络中，看他早年学术风格之形成与时代风气（尤其是胡适）的辩证关系。
钱穆一生治学可以大概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从江南无锡、苏州等地到北京之前，第二是燕大、北大时代，第三是抗战以后。第一期的治学以古文辞为主，最初是教小学，担任的多是国文方面的课程；第二期在北方，所治以学术考证为主，并逐步转入历史；第三期转向通史，讨论中西历史文化方面的大问题，并由考证转向心性义理之学的探索，到了 1949年以后，则更着力于探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之未来出路。
一、江南古镇中的新派人物
钱穆早年即是敏感于时局变化的人，日俄战争时，钱氏积极回应当时的从军热，辛亥革命之前，他也甚受感动，参与了学生军。在江南古镇中，他可以被视为得风气之先的新派人物，对戊戌以来的新风气与新事物特别关心，而且在当时也是以能“新”而为人所重视。
他早年受到重视的几本小书多是能以新说治旧学，而有超出前贤之处。严复译的几部西方名著，《群学肄言》、穆勒《名学》，是他当时熟读之书，而后来研究墨子、惠施、公孙龙，即得益于穆勒《名学》之助。他自言治墨子时，初读孙诒让（1848—1908）《墨子间诂》而惊叹不已，但旋即发现用穆勒《名学》还可以有新的进境。他的第一本著作《论语文解》，也是用《马氏文通》的文法观念来解析《论语》，因此得到时人之称誉。
江苏苏州、无锡一带的风气，似乎不像杭州那样。在太湖流域生长，而早年活动于苏州、无锡一带的钱穆，受这一带的文化传统熏陶甚厚。钱穆早年专心致志的不是史学，而是国文，其基础是以桐城文派为主体，从韩柳古文到《古文辞类纂》等饱受新文化人物批判的书，他早年从思想到人生修养都受这个文化传统的影响。此一进路与新文化派的宗旨有一个根本不同，它基本上是透过吟咏古人文章，逐步进入古人的心境，理解古人的心灵与境界，所求的是一种古今的时间连续感，这些传统对他而言是活的（living past），故他显然反对站在外面加以“重估”或“评判”的态度。
除了东南文化之外，钱穆早年即深受梁启超《中国不亡论》之感召，所以一生与晚清以来有志之士一样，以“救国保种”为第一义。但是“救国保种”的路要怎么走，他似乎认为路可以有许多条，新文化运动所走的不是他完全认可的路。他虽然是江南古镇中的新派人物，但他认为“新”可以有许多种，只是并非《新青年》所倡导“不塞不流，不止不流”（韩愈语）——不破除旧的，则新的不可能实现——式的思维。
从他《师友杂忆》笔下所记无锡一带的新风气、新学校、新事业看来，他对晚清以来当地有一种不寻常活力相当自信，认为中国之所以不振是“世乱”，而不是传统历史文化的问题；认为在诗礼彬彬之社会，仍然可以出现新机，不必倒掉瓶子里全部的旧水，依然可以装入新水，在传统历史文化的生机之下，仍然可以创造一种新文化。
我认为在钱穆前往北京跻身于新文化重镇之前，他对新文化运动与国家民族前途的看法，已经相当确定。在1928年《国学概论》的最后一章中，他反复地陈述如下几点，第一，他始终承认胡适等人在学术及文化上开新的地位，对于胡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细节虽有许多不满意（如《老子》年代问题，钱穆此时已确定其看法，认为是晚周伪书，不能像胡适所说的是儒家学术之源头），但坚持该书的前驱之功无人能掩，其转移风气之力，犹如清初诸老，并且主张梁启超等人，在子学方面的工作，是跟着胡适走。
在整体文化论点方面，他认为梁漱溟、学衡派等都不可能与胡适对抗，他说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自我矛盾，说学衡派是“议论芜杂”，与新文化派旗鼓殊不相称。此章最值得注意之一点，是文末结论对三民主义之阐发，尤其是坚决赞同戴季陶（1891—1949）对三民主义的阐释。戴氏痛论“中国国民自信力之消失”，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中他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现在要改革的是中国，如果中国的一切，直是毫无价值，中国的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毫无存在的意义。中国的民族，也没有创造文化的能力。那么中国人只好束手待毙，就算完了，还要做什么革命呢？”钱穆因为在一本讲国学概论的书中加入讨论三民主义的内容而被人诟病，但仔细观之，可以看出他渴望借戴说来巩固“吾民族文化之自信力”这一主张。
恢复民族自信力的宗旨与他过去深信不疑的《中国不亡论》相符合，而这也是他持以论断时代思潮之核心主张。到北京之前的钱穆，一方面是求新的，所以他能欣赏胡适等人的前驱性工作，但同时又希望从历史文化为中国前途寻找生机与出路，所以反对抹杀传统历史文化的过激之论。
这是他后来与新派人物合与分的线索。
二、由地方读书人登上全国舞台
钱穆始终注视北京学术圈，心中常有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之憾。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北京成为全国学术文化的中心。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北京及北大并不具有思想学术上的领航资格，所谓“北派”、“北大派”，或北京学圈皆要等到 1917年蔡元培出长北大之后，陈独秀、胡适等新人加入，才逐渐形成思想、学术的新中心。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不断有著作问世，像《中国哲学史大纲》瞬间再版，《尝试集》在两年内卖了一万部，加上他所领导的“整理国故运动”，明火执仗地提倡一种新的治学风格，使得胡适很快成为北大派的中心，同时也就是全国新学术制度的核心。胡适迅即受到全国各方的瞩目，新派人物围着他打转，而不满他的人在各处极口谩骂，举国对胡适羡妒交加，处处留意他的新作，而又时时想修正胡适这个或那个论点。
这些不胜枚举的个案告诉我们，胡适在举国新旧读书人心中的位置，不管赞同他或反对他，都不能绕过他。除了认为“胡适”是“胡说”这样激烈态度的人，一般人是拿他作为一个权威，令人觉得莫测高深，是否得到这位权威的认可也非常重要。
钱穆也在艳羡胡适及北大派的行伍中。自1912年起，钱穆担任十年半的小学教员，一个没有高等学历，基本上靠着自学，而又聪慧异常的江南青年，在新文化的声势震天，而新式的学术体制已经逐渐定型之时，对于北京大学的一切自然随时保持注意，对于北大的动态及胡适的言论，也尽可能地跟。北大招生广告也引起他的注意，广告上说投考者必须先读章学诚（1738—1801）《文史通义》，故钱氏求其书而读之，甚至形诸梦寐——梦见自己发现了时人所不知的章氏未刊遗稿，这样的梦境多少反映了他极力求胜之意志。钱氏还因为知道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是北大的教本，故勤读夏著，因而发现了书中许多的错误。
当时许多人认为在胡适这位大权威那里一定有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所以对胡适可以不满， 但不能忽视， 熊十力（1885—1968 ） 每周日派学生到胡适的聚会上听谈论，而自己绝不前往，即可以如是理解。钱穆与胡适在苏州中学的第一次见面也说明了这种心态。在胡适那一次演讲中，钱穆迫不及待地问胡适两种与自己正在从事先秦诸子系年研究有关的书籍， 并对胡适的不知感到诧异与失望。
有意思的是钱穆对胡适的一些猜测，也都透露出羡妒交加的情绪。胡适的一些未必有意识的举动，钱穆都以相当曲折的方式加以理解。在这一次见面时，胡适因未携带自己的刮胡刀而坚持不肯留宿，让钱穆觉察到一种新知识领袖的傲慢，而即将分手之际，胡适匆匆撕下日记一页写了自己的地址给钱穆，后来胡适也未曾主动联系，令钱穆感到相当失望。失望其实正是看重的表现。
胡适这位新汉学的领袖，对钱穆既欣赏又排斥，欣赏其能与我同治考据，且能更深一层，解决诸多问题。但是过此以往，则不一定能相容，而且钱穆的论点不只是与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不相容，与当时新派的整体治学风气也有不少扞格。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之整体评价，对于《说儒》之批评，对于疑古，主张“事有可疑，不专在古，古亦多无可疑者”，对于治学是否一定要用新材料，对于治史是否重通史之态度，对于中国政治制度史之有无价值，乃至于对文史是否可分为两途，皆持异见。
吾人可以想象钱穆当时在北大与胡适等新派学者之间的奋斗之苦况，钱穆说：
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
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上述老子孔子两氏不过其主要之例而已。闻有北大同事之夫人们前来余课室旁听，亦去适之讲堂旁听，退后相传说以为谈资。
又有一学生告余，彼系一新学生，旧同学皆告彼，当用心听适之师与师两人课。乃两师讲堂所言正相反，不知两师曾面相讨论可归一是否？
敌意的加重，使得钱穆对胡适及其学圈有种种恶意的猜测，两人之间原本薄弱的信任感便逐渐瓦解。
钱穆与胡适学派最大的决裂点恐怕还是在一个老问题上，即对传统历史文化究竟应该同情地理解，还是采取决绝的批判态度。在这一个关键点上，当时北京学圈中新汉学的主流人物，其实也分成两派。如钱穆等人，治学的方法与态度虽与胡适相近，可以笼统归在新汉学的旗帜下，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评价不同，仍与胡适有所区隔。
一派是以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为主，一派是同样重考据、讲实学，但对传统历史文化之价值仍抱不同程度之同情者。钱穆在北京主要是与第二圈人交往，如陈寅恪（1890—1969）、汤用彤（1893—1964）、陈垣（1880—1971）、马衡（1881—1955）、吴承仕（1881—1939）、萧公权（1897—1981）、杨树达（1885—1956）、余嘉锡（1884—1955）、蒙文通等。此外，与他交往的还有一群对心性之学或旧文化有所同情理解的人，如熊十力、林宰平（1879—1960）、梁漱溟。
三、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中国何以不亡，为何不亡，是青年钱穆与当时一般人所共同关心的根本问题。不过大家提出的解答有所不同，胡适派主张文化的根本改造，左派则主张社会的根本改造，而钱穆则是在无所不在的“改造”声浪之外独树一帜，认为恢复“民族自信力”才是根本之途，这是钱穆在 1920年代革命浪潮高涨时期所确定的方向，借着《国学概论》中讨论孙中山及戴季陶派对三民主义的诠释时特别提出来的。戴季陶是当时国民党右派的代表，他主张以中国固有文化为基础去阐释三民主义，很快地成为新文化派、国民党左派及共产青年的眼中钉，但正是这一种结合固有文化、科学、民主、革命的四位一体的主张吸引了钱穆。
钱穆对胡适及新文化派的批判是到处可见的，这与他一贯主张恢复“民族自信力”有关。他曾经说：
舍吾中华民族自身之意识，则一切皆无可言者。
这里便得谈他与胡适及新文化派根本不可能调和之处。在前文中，我已经大致追寻钱穆与胡适在互为辩证的历程中的种种分歧点了，随着时代局势的变化，这些学术思想的分歧蕴涵愈来愈强烈的现实意义。
这些分歧点，大致可以分成三部分。
第一，是属于个别学术论点的，本文一开始即引用钱穆的一段话，他说自己是在“追随时风”之余，“而求加以明证实据，乃不免向时贤稍有谏诤，于古人稍作平反，如是而已”。所以两人在个别论点上有所差异，尤其是胡适太过疑古，太过菲薄固有文化的部分。我不能缕举两人在具体问题上的相异，此处仅举他到北京之前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评论。他说胡氏此书“似出急就，尚未能十分自达其主张”，如论先秦学术起源，根据《诗经》，分说五种人生观，但这五种人生观是任何时期皆有的。又“独于老子前叙述时代背景，此下各家背景转变处，不复详述，无以见各家思想递变之所以然”，并指出书中孔老先后的见解根本错误，又认为其他应改正之处尚多。对于这些具体问题的不同意见，也往往成为个人关系恶化的导火线。
第二，除了具体问题之外，钱穆即使是在学术考证时期，也仍不忘情于心性义理之学的阐发，把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梁启超、胡适的相关的著作相比较，即可以见到他时时仍不忘抉发这一部分的内容。
第三，在一些更为根本的历史文化问题上，双方的主张是大有不同的，钱穆认为中国文化有需改进之处，但并无全盘毁弃之必要，他要人们思考一个根本问题：“吾历古相传之文化，为吾先民之所郑重宝爱以相授受者，固犹有可以兴国而保种之效乎？抑将沉沦不复，求自存于天地之间者，惟舍此而他图乎？”他的答案自然是前者。
正因为钱穆等保守主义者，对晚清以来的新文化的态度是如此复杂，突显了近代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与“守旧派”的不同。保守主义是有意识的，经过反思之后的保守，而守旧派通常是无意识的保守，所以在此处我想区分有意识的保守主义与无意识的守旧主义。常乃德的《中国思想小史》中已略微点出，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无意识的守旧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说不出一个反对新文化运动的理由。卡尔 ·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保守主义》（Con servatism）一书，对这两者的不同也有相当多的讨论。所谓守旧主义者，是只想照旧方式往下走的人，在晚清，是那些发誓不用任何洋物者，或像曹元弼（1879—？），认为 1894以降所有讲求新学以救弊者，皆属心术不正之徒。或是坚决拥护专制，反对共和立宪，或坚决反西学，反新兴学堂者。在新文化运动时代，是像办《国故》的张煊、薛祥绥等人的主张。而保守主义者是经过有意识的反思之后回过头来保守传统历史文化的主干。
钱穆早年的学术路径绝非孤例，而是许多文化保守主义者共同的轨迹。他们与前一代的守旧派不同，他们最初每每在各地积极响应新学，而且他们常常是因对新学有所了解而被看重，或是援用新学治旧学，而比前人胜出一筹。
不过，他们往往认为“新”的路不是只有一条，“新”可以是在肯定历史文化的活力的前提下进行。但新文化运动以后之“新”则以“不塞不行，不止不流”为“新”之前提。在抉择的关键时刻，钱穆等人选择的是前者，而他在江南古镇中所见晚清以来之新气象，也说明他为何坚决认为不必全盘倒掉“旧”的才能加入“新”的。
一代学风的形成，与一种学术内在的精严性或是否更趋近所谓“真理”不一定呈正比关系，而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或权力关系分不开。新的“价值层级”的出现吸引各地的读书人向它集中、靠拢，关心相近的问题，或以相近的方式处理问题。它不但吸引人们在“典范”下解决相关的问题（problem-solving），同时也吸引人们在新的“价值层级”所张起的大伞下各施聪明竞争、对抗。并且为了竞争、对抗而以最大的热情与最快的速度，发掘材料，解决问题，传递学术信息。竞争者之间要进行区隔，但竞争的结果往往使得人们愈来愈相像，在动态的、竞争的情况下，尽管各家存在各种或大或小的差异，但总体而言，他们其实都是在一个新“价值层级”所树立的标准下努力地工作着，形成一部声音有点嘈杂的大合唱，形成史家笔下的一代学风。
钱穆与胡适的对话、竞争，尽管在具体的学术内容上往往南辕北辙，但他被吸引到新考据学这个大伞下工作，以致他原先对桐城文派及心性义理之学的嗜好，反而被摆在比较次要的地位，一直到他与这个学术圈决裂之后，心性义理之学才又回过来成为主体。个人学术风格的改变，与整个时代的学风关系是如此的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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