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仍然在寻找家园：第二届译文双年选主题沙龙第二场精彩回顾

8月17日，第二届译文双年选颁奖典礼暨主题沙龙在上海世纪出版园举办。郑体武翻译的《我独自一人面对严寒——曼德尔施塔姆诗歌全集》和刘象愚翻译的《尤利西斯》获得了这一届“译文双年选”。译文双年选旨在回顾近年来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在翻译史上卓有成就的外国译作，表彰优秀译者。本届译文双年选评审团由李敬泽领衔，并召集八位来自文坛译界的专家，他们的专业领域横跨中文写作与英、法、德、日语文学翻译。

译文双年选为业内同仁提供了一个高层次的研讨与交流平台，当日李敬泽、毕飞宇、刘文飞、陆大鹏、毛尖、魏育青、袁筱一、邹波等作家、翻译家齐聚一堂，就“文学翻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带来了三场精彩的分享。主题沙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外国文艺》主编黄昱宁主持，八位嘉宾分三组登场，展开热烈讨论，思想火花四溅，妙言高见贯穿，堪称一场大咖云集的年度文学盛会。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现场嘉宾的精彩发言，感受他们对于文学翻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思考吧。

第二组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华东师范大学华语系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副院长袁筱一，著名作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电影评论协会副会长毛尖，复旦大学日语系教授邹波。袁筱一老师首先回应了关于文学潮流的问题，探讨了诺贝尔文学奖等大奖影响力式微的现象。

我们仍然在寻找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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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黄昱宁（下简称黄）：下面我们来聊聊文学翻译的现在。其实对于外国文学的关注程度，我觉得并没有像以前那么高，注意力是有分散的。在现在的世界文学到底发生了什么？它的潮流和趋势，我觉得很多人并不是很清楚，我们从袁筱一开始吧。

袁筱一：好，听你的。我需要回答潮流的问题吗？

黄：一些文学奖项，比方像诺奖什么，我觉得关注度不能算很高，大家都知道（这些奖项），但对于实际上到底他们在写些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趋势，并不是很清楚。

袁筱一：这个问题很清楚，但是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前面有经典了，经典和现代的永远是一个相对的问题。我觉得作为一个译者，我还是蛮幸运的，我们是属于跨时代的。因为20世纪既可以说是我们同时代的，也可以说是我们前时代的。

如果说19世纪和20世纪是个分水岭，一般我们会把20世纪当作现代的开始。如果说19世纪是分水岭，我觉得这个当中可能发生了比较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我觉得已经在《包法利夫人》当中发生了（刚才因为正好毕老师也提到了《包法利夫人》），但直到今天，我们每个人差不多都还是在福楼拜的这个谜语里，其实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他这么讨厌资产阶级。但是在某种程度上，20世纪和我们称之为经典或者说古典的19世纪相比，其实差别就在于，20世纪的文学或者说现代的文学，它可能更转向日常生活，转向非英雄的人。但是非英雄的人，大家会说我们都是人，为什么20世纪的文学转向非英雄的人？实际上可能因为人有不同，包括这次我们阅读的整个译文双年选短名单里面的作品，比如说像《尤利西斯》，它并不是第一个译本，它本身就是重译了。

黄：是《华人世界》的第三个译本。

袁筱一：这不是第一个译本，但它还能进入这样的名单，其实很说明问题。所有的象征已经在这里了，尤利西斯没有家园，所以他要寻找。我觉得现代文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差不多在20世纪初，这一新文学，可能就给我们归了一个问题，就是寻找或者说失去家园的人，失去身份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不断的放逐。

当然，大家可能会问，世界发生了一些什么？我前两天正好和清华大学的一个文学教授赵燚在一起，她说我们大学里面做文学研究的，都去研究族裔文学了。我自己确实也有点（这个倾向），最近的研究重点其实也是在非洲法语文学。这种现象并不是说我们猎奇了，而是说其实族裔文学和我们书写的内容，和我们现在所有的内容都是一样的。不管你离开也好，或者你不离开也好，族裔文学里面有显见的主题，比如说放逐、流浪、难民或者身份，意味着你来到陌生的地方，但是（即使）我们现在身处自己家中，你也会觉得自己家很陌生。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人的命运实际上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

这也是为什么语言的边界变得模糊化，现在没有这么强烈的民族文学概念了，就是说它这个边界变得模糊了。即使我们都处在熟悉的环境，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出生地，但是我们依然是没有家园的人，我们还是问我们自己是谁？这是个大问题，而在这之前，19世纪以前，大家是很有信心的，人家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

黄：刚才讲的是法语，西方的情况。东方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以日语为代表的东方的（情况），我们请邹波老师来聊一聊。

邹波：前段时间我正好在上海翻译一部电影，新海诚的《铃芽之旅》，里面出现了蚯蚓怪兽，只要蚯蚓冲出土就会地震。另外有一部短片，里面讲了非常类似的故事，讲蚯蚓是藏在地下的，如果被惊醒之后，就会造成地震。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写村上和日本民族学的关系，我发现他在童年时代，少年时代所接触的日本传统文学的东西，后来在他的文学作品中能够化入，然后又间接地影响到包括像新海诚电影这样的一些作品。

这样一种经典的力量是怎样传续下去的？不管翻译也好，创作也好，可能这个工作还是非常重要的。日本民族学一般是经典的一些作品，大部分都有中译本，我发现里面有一些日本的民间传说，我作为一个中国读者，从中国读者角度来看的话，发现它们与中国的一些民间故事有一些相似的地方。这些经典作品的出版，我觉得提供了一种新的阅读体验，而且这种阅读体验也会在现代延续下去。

黄：您的意思，是不是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在往前，在翻以前的作品？以前的作品也能够有现代性。

邹波：黄老师提到潮流的问题，刚才您也提到所谓多元，一方面会有一部分的作家，会往世界性的方向去发展，包括像日本的村上春树，但是有一些是很本土化的，甚至会往传统那个方向去回溯。这部分作家他预设是自己母语的使用者，这部分（作家的作品）我觉得以后通过翻译，也可以拓展文学新的一种可能性。其实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一方面想看到类似于流行文学，像村上、东野圭吾这些作家，也有一些想看到更有日本特色的。终归会往两极发展，反而是中不溜的不太会出色。

黄：接下来问一下毛尖，读文学的人，可能现在读文学的人和看影视的人比较起来，坦率地说少一些。我经常跟朋友开玩笑说，欧美最有文学性的这些人才都跑影视圈去了。就是文学作为比较古老的行业，和影视这一当下比较热门的行业，这两者之间的转化，或者某种程度上也是融合，或者说对抗，它们之间的关系，你有什么样的体会？你是站哪边的？

毛尖：在哪边都特别难说，今天不能乱说。但是看影视的肯定是多过看小说的了，在小说那一块，比如说名字四个字头的，肯定比名字三个字头的卖得好，像南派三叔。网络时代对经典没有那么有权威感，我们今天批评短视频，但是里面包含一个事实，即经典已经被制造，被随意拆解。（毕飞宇老师的新作）《欢迎来到人间》，三分钟很快就读完。这个是影视或者视频时代，或者网络媒体时代对文学的改造。

另外一方面，在影视这边看确实是好事情。以前我们谈影视，会说是不是忠实于原著？其实忠实于原著是有问题的，没有话语权。比如说像毕飞宇这么重要的作品出来，我们饭桌上不是经常在谈的，我们饭桌上在谈《长相思》，杨紫挺好看的，那么多美男，我们饭桌上在谈这些东西。我觉得这对影视是好事情，不用说忠实不忠实了。像王家卫买了一个版权，我们更看到的是里面一个意象，包括买那个《花样年华》，他买了那个作家叫什么？港台的作家，他只是其中的一个意象而已，他就是改编你，大家觉得被王家卫改编特别荣幸。你可以说是好事情，当然它里面也包含非常多的危险，比如我在学校里，我是教英国文学、美国文学的，我每次都要学生看奥斯汀，学生说我不要看《傲慢与偏见》，他说看过一部同名电影，就说看过了。如果你让他读原著，他根本不会去看。

黄：他们现在还看吗？看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还是看小说？

毛尖：他们看1995年版的，BBC版的《傲慢与偏见》，我觉得也蛮好了。

黄：会不会有人看15分钟的？

毛尖：也会。

袁筱一：写作业的时候。

毛尖：这是一个影视把文学打掉的时代。

黄：反过来说影视里面的文学性，还存在吗？我有的时候反而觉得一些很好的电视剧里面，我看到文学的元素是存在的，因为它们的容量比较大，也有足够的钱，读者看到时就会回应、代入。

毛尖：就像你刚刚说的，好的人才都跑到影视圈里面，现在影视台词越写越好了，我不说很多烂剧。我们看电视剧《继承人》里面有很多莎士比亚的台词，这个出自理查三世，这个出自里尔王什么的，它带着你读一点点莎士比亚，我觉得也是好事。这就是个特别可怜的时代，那能怎么办呢？

我不是在这里特意说这个话，但我觉得译文可能真的是最后一个“堡垒”了。虽然今天作协主席在这里，但大家都知道主流文学已经被打得一塌糊涂了。现在年轻人更要看的是校园文学，或者悬疑剧什么，很类型化的一些东西，比如盗墓小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译文社还是有它的权威性的。因为主流已经被打到没有什么地盘的位置上去了，如果要“死”的话，译文社可能是“死”得最晚的一个。因为你们不管怎么样，还是在翻译全世界最好的东西，这个东西在读者心中享有的权威感，我觉得一下子“死”不掉的。我们的新文化是从译文这里起步的，很多作家都是从这里拿到自己的文风和译法的，从翻译那里拿到自己的口吻和声音。这一点我觉得全国的读者也还是意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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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译文双年选获奖作品

《我独自面对严寒——曼德尔施塔姆诗歌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