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设想这么一个场景：
一天早上，你从睡梦中醒来，你感觉左腋下有个硬硬的东西，你一摸，好像是个肿块。

你忐忑不安地起床，给你认识的医生朋友打电话。
然后，你来到协和医院，一上午做了许多检查。你坐在医院的休息区，等待着检查结果。

不知等了多久，你看到医生拿着厚厚一沓化验单向你走过来。
“医生，怎么样？是良性的吗？”

“是恶性的，”医生面容严峻地说，“已经扩散到全身了，你最多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你瘫坐在椅子上，大脑一片空白。

这位医生是协和最好的肿瘤科医生，你知道他的诊断错不了。
你失魂落魄地回到家，无力地躺在床上。
这个时候你不再想着刷手机，不再想着工作、还房贷，也不再想着今晚去哪吃饭、跟谁相亲。
你躺在床上无望地想：
“我就要死了，死后我会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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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跟很多人聊过死亡的问题。但是我收到的反馈几乎全是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
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在听到这个问题，总是满足在乎地说：“死就死了呗，有什么大不了啊。”

“那你怕死吗？”我追问。

答案几乎全是：“我不怕，有什么好怕的？开开心心过每一天不就好了。”

我发现，在怕不怕死这个问题上，没有几个人足够诚实。

我知道，这些年轻人之所以如此回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从未严肃地面对过死亡。
这个时候，我就会把开头的那个场景讲给他们听，让他们设身处地地感受一下死亡的威胁。
通常，他们的表情就会渐渐变得严肃，开始承认死亡确实是一个重大且现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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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跟一个北大的男生有过一番交谈，我对他说：
“你知道吗？北大的保安经常会问访客三个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也是人生的根本问题，你思考过这些问题吗？”
对方表示自己从没有认真想过这些问题。
“那我们从第三个问题开始：你要到哪里去？你知道自己死后会去哪吗？”

他表示自己不确定，当然，他也说自己压根不关心死后的问题。
我发现，这世上有很多人可能从未认真思考过这三个根本问题。他们的注意力几乎全在那些他们以为“现实”的问题上——房子、车子、工作、恋爱、娱乐……
但死亡明明是个“最现实”的问题啊？我们都会死——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确定的吗？
但通常是，人们对此漠不关心、毫无准备，一旦死亡袭击了他们，他们就只能在绝望之中挣扎、折腾，最终在满面惊恐中陷入一片死寂。

没病没灾的时候，你若跟他谈起死亡的问题，他们甚至会嘲笑你胆小、迷信。
我渐渐发现，对待人生的根本问题，人们的态度是多么自相矛盾，漏洞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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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莫里斯在《帕斯卡尔与人生的意义》中讨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我们为什么付给医生这么高的薪水呢？因为我们需要他们帮忙把死亡挡在门外，我们希望他们让死亡以及由此引发的难题尽可能远离我们。我们非常需要，所以愿意为此付钱。
但是，你是否注意到我们付给明星——那些影视明星和体育明星——多得多的薪水？也许这是因为我们内心深知医生最终将会无能为力，而这些明星可以让我们暂时忘记这一点。
这同样说明为什么我们付给哲学家的薪水那么少：他们让我们思考这一点！
帕斯卡尔就是这样一位哲学家。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设法转移注意力，不去关注这些终极问题，也避免面对自己的全然无望。
现代生活中充斥着各样吵闹的娱乐——足球、篮球、橄榄球、音乐会、夜总会、电影、电视、网络、自媒体。
这些活动之所以如此盛行，正是为了转移我们注意力，让我们不去思考生命的终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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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人生中总会发生一些我们意料之外的事，将我们惊醒。
死亡时刻会袭击我们，不幸和打击随时会落下。
那时候，我们难免要问：“我死了会去哪里？”
这时我们最需要的恐怕不是用另一场娱乐继续回避问题，而是开始寻求和探索真正的答案。
托马斯·莫里斯的这本《帕斯卡尔与人生的意义》正是为此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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