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两个“故事”。这都是在网上流传的，之所以给故事二字加上引号，是因为本人无力判其真伪，加上引号就比较保险。
先讲一个“修铜锣”。说的是1977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警察乐团团长兼指挥考夫曼来中国，在北京和武汉两地演出，大获成功。演出之后，考夫曼提出要去汉口，找一个修铜锣的店铺。中方自然同意，但也奇怪，考夫曼是怎么知道汉口有修锣的？在翻译的陪同下，结果还真的找到一家破旧的修锣铺，店名“佟记”。考夫曼拿出一口锣，店铺七十岁的老师傅一看就知道那是一口汉口生产的旧铜锣，手一摸也就知道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师傅一锤下去，好了，铜锣的哑音没了，手艺巧夺天工。
（声明：上图来自网络视频截图，未知确否，仅供参考）
这口铜锣也是有来历的。二战时期，考夫曼是德国第六集团军的上尉，德军败退时，他识货，捡到这口锣，当时也不知道是谁告诉了他那是汉口锣。1947年他从苏联的监狱被释放回到柏林，后来又进了军乐团，这口锣一直带在身边。

故事的尾巴是，考夫曼修锣的故事一经传开，给锣店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意，大大小小的铜锣甚至远销海外。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四十多年后的2023年。据媒体称，福建一女子，在与男朋友交往过程中，对其身份产生过怀疑，比如他声称是东北人但不会说东北话，连《隐形的翅膀》这么流行的歌曲也不会唱，而最后让这女子坚定地怀疑男朋友间谍身份的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他也唱错了一个字。于是她义无反顾地向警方举报了！幸好警察调查认真细致，确认其男友并非间谍，悲剧才没有发生，也许相反，他们的感情会更深。至今没看到有人追究事情发生的原因，而我则大胆妄测一下，这姑娘身处福建，每日与宝岛隔海相望，警惕性是否由此而特别高。纯属瞎猜，抛砖引玉，别想多了。
（反特电影《秘密图纸》剧照）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故事，无论是热情接待外国友人，还是视男朋友为间谍，都是属于时代的故事。往事并未如烟，下面这个是真实的。
父亲的一个朋友，发小，建国后去了香港，常年有书信来往，家人也相互熟悉。六十年代的大革命后，由于怕被“海外关系”拖累，联系中断。过来人都知道，当年“海外关系”是一令人惊恐的词语，改革开放之后，“海外关系”才从贬义词逐渐变为褒义词，转180度后，有海外关系却成了某些人可用以炫耀的一点小资本。
七十年代末的一天早上，一位邻居敲响我家的门，说有一位香港打扮的女人要找我们，听此话，我们全家着实被吓了一跳。父亲是家长，自然是他跟着邻居到单位宿舍的大门去看情况。走到那女人面前，才看清是父亲那位香港朋友的妈妈，数十年没见过面了。

父亲的朋友得知国内改革开放，但还是不敢贸然回来找我父亲，于是为了安全起见，先让他妈妈回来探探路。由于失联多年，我家地址他已记不清了，就算他全记住，我们也早搬家了。他妈妈手里拿着一张残缺不全错漏百出的地址只身来到广州，住进了酒店。次日大清早她就离开酒店，叫了一辆人力三轮车。车夫看了看地址，一脸茫然，地址竟涉及广州海珠区和荔湾区，一南一西的两个区，你到底要上哪儿？也许她一眼就被看出是香港人，又是一个老太太，车夫心生怜悯：“这样吧，我带着你去找，找不到就带你回来酒店。”
车夫真热心，蹬着三轮跑了半个城区，来到我们宿舍附近。此时遇到一个中年妇女，便停下来向她打听。那位大姐看到地址上写着我父亲的名字，而她是认识我父亲的，可大姐脸上没半点表露。那时每个人头脑里都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她警惕性也特别高，比当今的北京朝阳群众厉害多了。她心里想，从来没听说过老甘家有海外关系的呀。于是，她对车夫说，我也不认识，不过我可以帮你打听一下，你们就在这等着，别走开。说完她就急忙来敲我家的门了。

大姐高明，既没放松警惕性，又热心做了好事；既帮助了港澳同胞，又尽了好邻居的义务。在任何一个时代，能做出这样的举动，都是难能可贵的。车夫也仁义，骑着三轮转了多少圈，蹬得满头大汗，就收了个单程的费用，才挣那一块几毛的。想想真是一个好时代啊！
（60年前幼儿园排练抓特务的节目。最左边的小帅弟即是本尊。照片保存者是右三女同学，咱俩在学习抓特务的过程中建立的友谊长存至今。）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毛泽东选集》开篇第一句话，我们从小背诵，刻骨铭心，自以为的眼睛是雪亮的。还有，我们最爱看的电影都是抓特务的，《跟踪追击》、《秘密图纸》、《羊城暗哨》这些老片子，就算现在看都还会觉得亲切。可怎么也没想到，现在天天在网上冲浪的年轻人竟然比我们火眼金睛，比朝阳群众管用，比大姐车夫们热心，在热恋状态下也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明亮的眼睛，敏感地觉察到恋人的隐藏身份。“爱情是盲目的”这句世界通行俗语，被福建女孩打了个稀巴烂，“情人眼里出西施”就更行不通了。反间谍已从娃娃抓起，下一代，必定更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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