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凭什么看不起张爱玲？

阿舒的话：

有读者让我聊聊最近网络上对于杨绛和张爱玲之争的看法，我去看了下，“罪魁祸首”原来还是杨绛写给钟叔河的那封信。

这封信真是“遗毒无穷”，三两年就被拿出来讲一次，怪不得杨老太太晚年会花大力气打官司防止信件被拍卖，但她也很难干预身后种种，这封信便是在她去世后被公布的。杨绛写信时面对的是挚友，大约没想到日后信件会被公布，私人信件里当然难免臧否他人，无人背后不被说，无人背后不说人，倘若公开我和朋友的微信记录，肯定也会立即社会性死亡。

当然，我也并不同意杨绛信中说张爱玲的文笔“意境卑下”的论断。

杨绛看不上张爱玲，张爱玲却表扬了杨绛。也是写信，是写给台湾《联合文学》前总编辑丘彦明的：

（给张爱玲）寄去《干校六记》一书，她看了在信中写下：“新近的杨绛‘六记’真好，那么冲淡幽默，而有昏蒙怪异的别有天地非人间之感。

——丘彦明，《人情之美》

但也很难说这是张爱玲的真心话。编辑给我寄书，我也很少说不好，更何况，丘给张爱玲寄了书，张爱玲表扬两句，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客气，这是她惯常的风格，对待不熟（她熟的人本来也不多）的人，永远有一种疏离的客气，这是旧社会的礼数，我年轻的时候有些狂妄，看戏老爱说这说那，吃了很多亏，后来有位老先生教我，不熟的人要你评价某剧某人某事，有六字箴言：“错不了，不容易”。

引起我兴趣的却是杨绛给钟叔河信里的这几句话：

你生活的时期和我不同，你未经日寇侵华的日子，在我，汉奸是敌人，对汉奸概不宽容。“大东亚共荣圈”中人，我们都看不入眼。

年纪上，杨绛比张爱玲年长九岁，但她们曾经同在沦陷区的上海生活，把两人的命运当做两条平行线，我们会发现，在同一个年份，她们崭露头角。

1943年。

癸未，羊，自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上海由“孤岛”全面“沦陷”。

1943年发生了不少大事，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汪精卫政府宣布“收回”租界。

陈公博下令拆除了外滩所有铜像，租界内以外国人名作路名的马路统统改名，比如福开森路改成了武康路。

《色戒》里的“福开森”路，当时已经改名叫武康路了。

哈同花园发生火灾，洋房付之一炬，毗连旧宅亦受重损。宅内珍宝、古玩皆遭焚毁。

四月，打浦桥自1937年“八一三事变”封闭以来，第一次开放。

伪江苏省省长、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在这一年九月被毒死。

周杰伦有一首叫《上海1943》的歌曲，歌里这样唱到：

说着一口吴侬软语的姑娘

缓缓走过外滩

消失的旧时光一九四三

在回忆的路上时间变好慢

老街坊小弄堂

是属于那年代白墙黑瓦的淡淡的忧伤

实际上，绝不仅仅是“淡淡的忧伤”。

对于老百姓来说，1943年是值得焦虑的，套鞋只能在雨天购买，球鞋跑鞋只能在晴天购买，买盐要凭户口证，肥皂和火柴等日用品也实行配给，到十二月，上海黑市米价由1月的每石1500元涨至2600元……

这一点，杨绛的体会不可谓不深：

我们沦陷上海，最艰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变之后，抗日胜利之前……只说柴和米，就大非易事。日本人分配给市民吃的面粉是黑的，筛去杂质，还是麸皮居半；分配的米，只是粞，中间还杂有白的、黄的、黑的沙子。黑沙子还容易挑出来，黄白沙子，杂在粞里，只好用镊子挑拣。听到沿街有卖米的，不论多贵，也得赶紧买。当时上海流行的歌：“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从它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随就接上一句叫卖声：“大米要吗？”（读若“杜米要伐？”）大米不嫌多。因为吃粞不能过活。但大米不能生吃，而煤厂总推没货。好容易有煤球了，要求送三百斤，只肯送二百斤。我们的竹篦子煤筐里也只能盛二百斤。有时煤球里掺和的泥太多，烧不着；有时煤球里掺和的煤灰多，太松，一着就过。如有卖木柴的，卖钢炭的，都不能错过。有一次煤厂送了三百斤煤末子，我视为至宝。煤末子是纯煤，比煤球占地少，掺上煤灰，可以自制相当四五百斤煤球的煤饼子。煤炉得搪得腰身细细的，省煤。烧木柴得自制“行灶”，还得把粗大的木柴劈细，敲断。烧炭另有炭炉。煤油和煤油炉也是必备的东西。各种燃料对付着使用。我在小学代课，我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

——杨绛，我们仨

1943年春天，杨绛还是工部局小学代课教师杨季康，她和丈夫钱锺书、女儿钱媛一家三口挤在辣斐德路609号钱家楼下的客堂间。每天早晨，她要到克能海路199号（原址是今上海静安区闸北第一小学）上课，途中要被迫下车经历日军检查，知乎上有网友整理了她的行动路线，在那个时代来说，是很长一段时间的通勤——

此时，李健吾推荐她去给苦干剧团的黄佐临写剧本，确实有基于家计的考量，也是在这时，她给自己起了“杨绛”的笔名——是匆忙之中取的，于是起了一个“季康”的连读（我小时候以为她自比绛珠仙子）。

黄佐临还是挺帅的。

第一个剧本，便是1943年春天上演的《称心如意》，此时黄佐临已经有了相当名气，而杨绛则是无名小辈，有人甚至瞎猜，说杨绛是“黄佐临的弟媳妇”。

可能为了捧场，李健吾甚至登台，在《称心如意》里演了一个角色。

《称心如意》作为处女作来说是相当精彩的，在当时一炮而红，这大概是因为这样的喜剧题材并不算多，我觉得日本作家鹤见佑辅评价最到位：“泪和笑只隔了一张纸”，“恐怕只有尝过了泪的深味的人，这才懂得人生的笑的心情。”

很快，杨绛又写了第二个剧本——《弄真成假》完成于1943年10月，这仍旧是一个有些幽默的喜剧，男女主人公都各怀鬼胎，希望伪装自己通过找富家子弟/女来改变现状，结果两人“弄假成真”——四年之后，黄佐临导演了电影《假凤虚凰》，这个故事由桑弧编剧，但故事结构显然有《弄真成假》的影子，也是贫穷男女装大款企图骗婚，结果两人终成眷属。我几年前在电影资料馆看过，石挥演得特别棒，但据说当年戏外还引发了理发师的游行，说这个片子“诋毁理发师形象”。

《弄真成假》同样大获好评。

剧作家杨绛横空出世，而此时，少女张爱玲还只是一个初级影评人。

1942年，因战事而暂停学业的张爱玲回到了上海。

原来她回上海不久，就开始给英文《泰晤士报》（The Times）写了一些剧评和影评，我因父亲家中没订这份报，不知道这件事。她说写剧评、影评也花费不少心力，往往一写就全身投入，到学校上课就觉得很累，更不想去上学了。姐姐从小就对电影有兴趣，也有自我见解，写影评倒是很合适的。上海成为孤岛后，外国影片来源较少，国产片也因胶片进口问题，出品不多。而人们心情苦闷，话剧的发展因而变得十分蓬勃。姐姐回到上海后，常去看话剧，从中认识一些现实的情况和人民的声音。我记得她对中旅剧团唐槐秋、唐若菁演的《雷雨》、《日出》，以及后来苦干剧团黄佐临导演，石挥、丹尼、张伐等人主演的《大马戏团》、《秋海棠》，乔奇等人主演的《浮生六记》，都很欣赏，向我介绍他们各自的优点。

——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

我没有英文版《The Times》，台北《联合文学》1987年3月“张爱玲专卷”上，曾经翻译发表了张爱玲在1943年给英文杂志《二十世纪》做的“On the Screen”专栏影评，比如5月号的《妻子，狐狸精，女人》点评《梅娘曲》和陈云裳的《桃李争春》（后来改成中文的《借银灯》）；6月号的《鸦片战争》评点朱石麟、卜万苍等联手的《万世流芳》；8、9月合刊号的《婆媳之间》评点《自由钟》《母亲》以及顾兰君和王丹凤的《两代女性》；11月号的《中国的家庭教育》评点王丹凤的《新生》和周璇的《渔家女》。

1943年，张爱玲的主要身份是一个影评人，也因为写得勤快，她逐渐从半职业成为职业写作者。

当然，她的野心（褒义）远不止一个影评人。

杨绛的《称心如意》正在获得各方好评的时候，张爱玲通过母亲娘家亲戚黄岳渊的介绍，拜访了鸳鸯蝴蝶派主将之一、《紫罗兰》主编周瘦鹃——

一个春寒料峭的上午，我正懒洋洋地呆在紫罗兰庵里，不想出门，眼望着案头宣德炉中烧着的一枝紫罗兰香袅起的一缕青烟在出神。我的小女儿瑛忽然急匆匆地赶上楼来，拿一个挺大的信封递给我，说有一位张女士来访问。我拆开信一瞧，原来是黄园主人岳渊老人介绍一位女作家张爱玲女士来，要和我谈谈小说的事。我忙不迭赶下楼去，却见客座中站起一位穿着鹅黄缎半臂的长身玉立的小姐来向我鞠躬，我答过了礼，招呼她坐下。接谈之后，才知道这位张女士生在北平，长在上海，前年在香港大学读书。

——周瘦鹃，写在紫罗兰前头，紫罗兰1943年第二期

周瘦鹃很给力，把张爱玲的《第一炉香》放在《紫罗兰》的头条发表，并且专门写了一篇《写在紫罗兰前头》予以介绍，在这篇文章里，周瘦鹃指出张爱玲的文章很有Somerset Maugham（毛姆）的味道，又受到《红楼梦》的影响，这说得相当到位，张爱玲自己也心悦诚服——《小团圆》里，张爱玲却说汤孤鹜（原型周瘦鹃）“又并不激赏她的文字”，这是张爱玲的敏感，周瘦鹃明明已经在文章说盛赞她是“天才”了。

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后面几期，《紫罗兰》都把张爱玲的文章放得比较靠后，第一次还是头条，但第二次刊出就到第94页了（但我还是想说，作为文学新人这样已经很好了呀！）

新人张爱玲的起点不可谓不高，尽管《紫罗兰》此时的销量不高，但有很多精准的文学圈读者，她很快获得了关注，比如柯灵、郑振铎等。她也被平襟亚看中，得以在更为畅销的《万象》上发表连载（虽然因为稿费的事情弄得不愉快，这件事我在《从前的优雅》里写过了）。

1943年初秋，发表在《杂志》上的《倾城之恋》终于让张爱玲暴得大名。

但不可否认的是，同为文艺界新人，张爱玲比杨绛可努力多了。她不仅勤快写作，更时常参加社会活动，比如1943 年 11 月 14日到电台朗诵小说，推荐人是时为中日文化协会沪会企划处长柳雨生（即柳存仁）。

比如参加中日文化协会沪会举办的女作家座谈会，同去的还有苏青、潘柳黛等。

这些活动在当时的左翼人士看来，当然无异于“同流合污”。同时代的杨绛在公交车上被日本人用食指抬了下巴，大感耻辱，大叫“岂有此理”，她对钟叔河信里写的那种情绪，完全可以理解，而此时的张爱玲，也确实会被当做“大东亚共荣圈中人”。

《倾城之恋》发表一年之后被搬上了舞台。1944年12月，《倾城之恋》由大中剧团在新光大戏院公演。舞台剧的导演是“孤岛四大导演”之一的朱端钧，张爱玲本人编剧，舒适扮演范柳原，罗兰扮演流苏，演出了80场。

因为帮助张爱玲修改舞台剧剧本，柯灵还获得了张爱玲馈赠的礼物：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柯灵拿来做了衣服面子，穿在身上很显眼，桑弧见了，用上海话说：“赤刮剌新”。——柯灵写这段往事的时候，大约还想不到张爱玲后来会在《小团圆》里编排他在公共汽车上轻薄她。

柯灵

郑振铎在看到张爱玲的文字之后，非常惊喜，但也为她感到担心，因为当时上海可以发表作品的杂志，多半都被日本人把控，他曾经找到柯灵，说“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这当然是爱护张爱玲，但柯灵觉得自己和张爱玲交情不够，没有转达。张爱玲作为一个职业作家，对于文学的立场问题，一直是不那么在意的。她合作最多的《杂志》，1942年8月复刊，复刊后隶属于《新中国报》系统，得到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支持，而张爱玲发表作品的另外两本杂志《古今》《天地》则更为当时人口中的“汉奸杂志”，这一点，柯灵的评价比较客观：

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这使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那时卖力地为她鼓掌拉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章杂志，兴趣不在文学而在于替自己撑场面。

——柯灵，遥寄张爱玲

但对于这一点，张爱玲也给出自己的肺腑之言：

出名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这是她的真心话。说这句话的时候，她也不曾想到，她刊登在《天地》上的文章会被一个叫胡兰成的男人看上，这才是命运对于她更大的破坏。

1943年，距离今天已经过去了足足80年。

80年前，32岁的杨绛依靠两部话剧获得了剧作家的称号，但她自己认为这是“业余写作”，带着点玩票性质。她创作的初衷恐怕还是像她自己回忆的那样，“为了米和柴”，黄佐临买下她的剧本，给了她雪中送炭的养家钱，她是衷心感激的。到了1944年，钱锺书开始创作《围城》，杨绛为此甘作“灶下婢”，放弃了自己的剧本写作。日本人上门检查时，杨绛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要藏好钱锺书《谈艺录》的手稿。

杨绛钱锺书

80年前，23岁的张爱玲从影评人开始成为专业作家，由《紫罗兰》到《万象》再到《古今》《杂志》，靠着职业写作者的架势刮出一股“张旋风”，一年之后，已经由一个剧评人成长为把自己的小说搬上舞台的天才作家。虽然有人批评她的舞台剧《倾城之恋》仍旧用小说中的对白，显得矫揉造作，但无论如何，在当时的话剧舞台上，张爱玲较之杨绛，是后来者居上。

从人性角度出发，我完全可以理解杨绛对于张爱玲这个后来居上且红的发紫的竞争者的复杂情绪——何况还有实实在在的立场问题。

她俩的朋友圈也确实重重叠叠，张爱玲后来与桑弧合作电影《不了情》，扮演男主角的女儿夏婷婷的姑娘当年只有7岁，她几乎是被骗去片场的，因为父亲对她说，只要愿意去拍电影，就带你去吃饭。

《不了情》剧照

这个小女孩叫黄蜀芹，她的父亲，正是和杨绛合作《称心如意》的导演黄佐临。

黄导和钱锺书杨绛夫妇

1990年，黄蜀芹想把钱锺书的《围城》搬上荧幕，但钱先生一直反对“影视化”，当年提携帮助过张爱玲的柯灵再次充当了中间人，当钱锺书和杨绛得知眼前的这位女导演正是黄佐临的女儿时，立刻就答应了小说改编权的授予问题，在后来的通信往来中，杨绛一直称呼黄蜀芹为“蜀芹贤侄女”——想起之前小报猜测的杨绛乃黄佐临“弟媳妇”，倒是“弄假成真”了。

命运就是如此不可解，也是如此神奇。

杨绛可以不喜欢张爱玲吗？当然可以。

张爱玲需要得到杨绛的喜欢吗？当然也不需要。

我们应该因为杨绛不喜欢张爱玲这件事就骂杨绛吗？当然不应该。

这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人也不是。

杨绛在八十年前放弃了成为上海滩第一剧作家的机会，因为她的生活重心永远是钱锺书，她愿意为他付出一切，辅助钱先生做学问，操持整个大家族的家务。她再次拿起笔的时候，已经是十多年之后，她在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所任职，开始翻译西班牙语的《堂吉柯德》，翻译了差不多二十年，直到1978年才得以出版。这套书被认为是最好的《堂吉柯德》的译本，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颁给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做的贡献。

张爱玲在八十年前急吼吼地登场，她的才华不允许她放弃写作，她的天才梦缓缓拉开，像一幅壮丽的图画。但她从未体会过杨绛那样的“闺房之乐”，她羡慕吗？我们无从得知，不过，《小团圆》的最后，九莉在之雍离开10年后，唯一一次梦见他，青山树影中，好几个小孩，“都是她的”，“之雍出现了，微笑着把她往木屋里拉”，九莉醒来后快乐了很久很久，她觉得这是一个好梦，这让我想起张爱玲和胡兰成婚书上写的祝语：“岁月静好，现世安稳”——那是他的承诺，永远没能实现，但她最后依然相信，“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那是爱的余烬。

从这点看，杨绛和张爱玲本质上是一样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