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view from the ground zero
从废墟末日中看奥本海默
作者:George Iskander
原文出处:《视与听》九月刊
译者:DB
1942年12月2日,人类与原子不期而遇。当时在芝加哥,我工作的那条街对面,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首次实现了可控的自持核链式反应,这标志着新的原子时代的来临。身为物理学家,我经常站在那里若有所思,那不只是一条街,是一个新世界的起点。曼哈顿计划及其首席科学家J·罗伯特·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为这个新世界——尤其是物理学领域——蒙上了一层阴影。奥本海默是一位出类拔萃的物理学家,也在世俗世界里饱受折磨,臭名昭著。从量子力学到天文学,他在各个领域都有着丰功伟绩。无论你做什么物理研究,“奥本海默”四个字随处可见。因此,我们这一代物理学家觉得自己是他复杂遗产的继承人。
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和物理学家基普·索恩(Kip Thorne)的合作一直都是为人所知的,再加上他一直对物理学情有独钟,因此,诺兰会来拍部奥本海默题材的电影,是十有八九的事。宣传《奥本海默》时,诺兰曾多番表示这会是他创作生涯的巅峰之作。在芝加哥媒体的放映会上,当电影结束,片尾字幕在银幕滚动,观影场只剩一片沉默——这般严肃是诺兰其他电影所没有的。用导演的话说,这部电影讲的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人物”。
也许,我们走向时下的节点,可以从《奥本海默》中审视当下的世界,审视我们自己。自1947年以来,《原子科学家公报》(由奥本海默和爱因斯坦等人创办)创立了世界末日时钟,它以临近午夜的倒计时表示,人类离末日还有多远。今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加剧了核危机,地球因气候变化而日益下沉,拨向午夜末日的时间单位仅剩90秒,这是有史以来离末日最接近的倒计时。
注:末日时钟(又称末日之钟,香港称世界末日钟;英语:Doomsday Clock)是一虚构钟面,由芝加哥大学的《原子科学家公报》杂志于1947年设立,标示出世界受核武威胁的程度:12时正象征核战爆发,杂志社因应世界局势将分针拨前或拨后,以此提醒各界正视问题。
我们早已深知,灾难离我们一步之遥。自原子弹发明以来,我们的潜意识萦绕着末世毁灭的恐惧,而一些电影创作试图让大家接受原子时代来临的事实。20世纪走出来一些伟大的原子电影题材杰作《奇爱博士》( Dr.Strangelove, 1964)、《冬日之光》(Winter Light, 1963)、《堤》(La jetée, 1962)…这只是三例。过去70年左右,先辈电影人的作品在无止无休地描绘、讽刺和抨击着原子弹、核战争等。
那时,西方电影把我们对核的焦虑投射到了未来的景观上,即废弃的城市和贫瘠的荒地——《疯狂的麦克斯》和《曼哈顿工程》就是两个鲜明不同的例子——但这些电影很少思考到原子弹的起源,也很少思索那段混乱不堪的历史。另一方面,早在50年代,日本电影已然成为一个自然的媒介渠道去探索原子核的后果与遗产。通常,《哥斯拉》(Godzilla)系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广岛和长崎的历史背景。尽管日本电影的内容丰富多样,但许多电影在西方仍然鲜为人知;比如黑泽明(Kurosawa Akita)的《活人的记录》(I Live in Fear),电影讲述了男主人公因害怕核毁灭而试图逃离日本,该片紧接着闻名于世的《七武士》(Seven Samurai, 1954)的下一年上映,但方针黑泽明的作品序列里,这部电影至今仍然存在感较低,鲜少被人讨论。《八月狂想曲》(Rhapsody in August, 1991)亦是如此,片中女主的亡夫遇难于广岛原子弹爆炸。为什么西方电影如此热衷于科幻想象我们的自我毁灭,却又如此害怕与过去抗争?对于科幻电影,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1965年的一篇文章就曾具有先见之明地写道:“科幻电影中的灾难成象是一种不充分的反应…[这些电影]只是一个样本……难以充分反映大多数人对于感染在他们意识里那难以消化的恐惧。"
诺兰在史诗大作里刻画奥本海默,突破了早先同题材电影的“共鸣不足”。初次接触原子题材,诺兰新作并非放眼未来,而是着眼过去,回溯我们令当下局促不安的根源之地:1945年的新墨西哥州。其实,诺兰过去的电影随处可见奥本海默的影子;关于诺兰电影,电影学者斯图尔特·乔伊(Stuart Joy)写过大量文章,称他的作品是为“创伤电影”。在他的电影,诺兰探索创伤,将其作为一种情节手段和塑造人物的方法:《黑暗骑士》三部曲里,父母双亡的创伤促成了布鲁斯·韦恩(Bruce Wayne)转变蝙蝠侠;《记忆碎片》(2000)中,亡妻的创伤让伦纳德患上了健忘症…同样,我们还可在诺兰早期的学生电影《蚁蛉》(Doodlebug, 1997)看到奥本海默的影子。在影片中,男主在小屋里追捕一只虫子(实际上是虫子就是他自己),结果放大版的虫子杀死了缩小版的自己。在某种意义上,《蚁蛉》预示着《奥本海默》的主题核心:关注人性和人类自我毁灭的能力。诺兰研究阿本海默的一生,直面我们当代的深痛创伤;因此,诺兰认为奥本海默是自己职业生涯的巅峰,这也许并不为奇。
电影一开始,基里安·墨菲(Cillian Murphy)饰演的奥本海默坐在安全听证会上,面临审查清算;下一幕,电影切换到奥本海默的年轻时候,一个天才学生吸引了当时伟大物理学家的注意。诺兰简练地刻画了20世纪早期物理学朝气蓬勃的氛围,当时量子力学还是在欧洲演讲厅里引发讨论的新兴领域,物理学家为之困惑,世界是怎样构成的引人发问。我跟同行经常戴着玫瑰色的眼镜回忆那惊涛骇浪般的往昔,从未想过仅仅几十年后,量子力学的幽暗恐怖就显露出来。
接着,影片在安全听证会、奥本海默学生时期,教师时期,在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的主任时期等场景之间切换,我们立马迷离于各种时间线,而又最终意识到一切的尽头是悲剧。尽管电影节奏畅快,宿命论的叙事削弱了《奥本海默》的快感;奥本海默年轻而明亮的梦想,与他跌落谷底的悲剧现实相互交错着,密不可分。诺兰并没有简单粗暴地把奥本海默刻画成一个“世界的毁灭者”(奥本海默是这么自称的),而是透过他的学习、爱情、风流二三事和与权力的关系等方面追溯奥本海默的人生轨迹,向我们展示,哪怕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都有可能(而且非常有可能)跌落谷底,悲剧告终。
这一简单明了的悲剧叙事,因导演在声音与视听语言上的功夫而提升了电影质感。之前,诺兰就宣布要把1945年7月16日的三一试验——世界上第一次核爆炸——搬上大银幕时,社交媒体网友就开玩笑说,这部电影将是震耳欲聋的,隔壁的影厅放映会都会听到音响。但实际上,核爆炸是影片中最万籁俱寂、最令人痛心的一幕。伴随硝烟四处的画面滚动,唯一的声音是奥本海默急促的呼吸声。之后,诺兰猛踩油门,音爆冲击迎来了电影的第三幕,奥本海默开始想象噩梦般的景象:尸横遍野,肉体融化,身骨烧焦,家家四分五裂。与奥本海默(Oppenheimer)的哀歌主题相呼应,这些可怕骇人的画面反复地折磨困扰他。最后,电影结束,定格在一个核火吞噬的世界的场景画面,诺兰没有救赎叙事,也没有让时光倒流。诺兰毫不含蓄地把奥本海默比作从众神里盗火而受到惩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但他镜头下的奥本海默出卖了自己与尘世,形象更接近神魔交织的浮士德。
2021年,诺兰宣告拍摄《奥本海默》后,我和其他人不禁怀疑他是否会给予奥本海默一次救赎,还是在电影中不断折磨他?诺兰穿针引线,使尽才华、竭尽全力地描绘奥本海默。在我们当下的语境,也许《奥本海默》给予了我们最深刻的启示:为奥本海默辩护正名将是不可思议的,但如果把他塑造得完全不值得同情,就等于认为我们是再也不会重蹈覆辙他的过失。身为物理学家,奥本海默付出的成果留给了我宝贵遗产,也是留给人类共同的遗产。这部电影上映之际,奥兰的量子技术正受到世界各国军方和政府的关注,再度引发了大家曾经耳熟能详的关于道德的讨论,这并非巧合。如今,科学家再次站在了前沿,整装待发,寻求突破,或将改变世界面貌。科学之路是否与其用途相称?我们会为了利益而再度出卖这个世界吗?我们早就知道奥本海默的警世故事,但现在,他的故事搬上了银幕,更加令人难以忽视。
大家在倾听着。关于《奥本海默》的讨论充斥着社交媒体,《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也引起广泛兴趣,甚至美国参议员都心潮澎湃地表达观影感受。很少原子题材电影能产生这种程度的对话。诺兰的这部巨制并非是再现我们对核问题的焦虑,而是打开了一扇,了解通往一切问题的起源。现在,治愈这个世界的选择权在我们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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