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爱德华·威尔逊
来源：选自《社会性征服》第2章《两条征服路径》
导语：
2021年12月26日，爱德华·威尔逊去世，享年92岁，他是生物学家、生态学家、昆虫学家，但是他更愿意称自己为Naturalist，中文可译为博物学家。
威尔逊也的确称得上博物学家这一名号，他从小喜欢研究动物，早早立下了成为生物学家的志向。但天意弄人，7岁时的一次钓鱼，他不小心被鱼鳍刺瞎了右眼，父母也离了婚。
仅靠一只眼睛无法立体成像，因此像鸟这种运动敏捷的动物，他也无法观察。但他如此地喜欢户外，右眼失明并未给他造成任何继续探索世界的好奇心。
幸而，他的左眼保持了非常不错的视力，因为右眼的失明，使得他比普通人更注意观察细节和微小的事物，比如昆虫。
他在家乡的阿拉巴马大学获得了学士及硕士学位，在哈佛大学得到了博士学位，一直坚定不移地在生物学、昆虫学领域深耕。
有趣的是，全世界仅有20多种生物演化出了真社会性，除了人类，大部分都集中在昆虫领域，对于小小昆虫的研究，也给了威尔逊一个大大的窗口来研究“动物的社会行为”。
1975年，他出版了《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开创了“社会生物学”一说，该理论引起了广泛讨论，虽然不乏一些批评，但是给了人们不同的视角来看待生物学。

1978年，他写成On Human Nature（《论人的本性》），得到了广泛好评，这本书获得了普利策奖。1990年，作为研究蚂蚁的第一人，他把经验所得集结成《蚂蚁》一书，再一次荣获普利策奖。
晚年的他也致力于科普，无论是自传《大自然的猎人》还是《致年轻科学家的信》都充满了美感、人文情怀。更重要的是，透过书本，你能感受到威尔逊对大自然由衷的热爱，他也是“生物多样性”一词的缔造者。
我们今天选取的是他于2012年出版的《社会性征服》一书，他以蚂蚁来窥见人性，探讨宏观意义上的人类命运，非常精彩。
我们准备这一次书摘推荐的过程中，也被威尔逊对待自己事业的热枕所感染，他自传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拿来与大家分享：

主啊，请带我到一个无人探测过的星球，与新形式的生物为伍。把我放到点缀着小圆丘高地的处女沼泽地边缘，让我以自已的步调穿越它，并攀登最近的山峰，在适当的时机，越过远方的山坡，寻找更遥远的沼泽、草地以及山峰。
让我成为这个世界里的林奈，我只求带着标本盒、植物采集罐、放大镜、笔记本，但是不要只赐我几年的时光，请赐我几世纪的时光。
以下选自《社会性征服》第2章《两条征服路径》，祝开卷有益！
人类使用灵活可塑的语言创造了文明。为能相互理解，人类发明了符号，由此建立的通信网络比任何其他动物的都大好几个数量级。
我们征服了生物圈，也破坏着生物圈，地球生命的历史上从未有其他物种达到人类这样的程度。我们的所作所为独一无二。
然而我们的情感并非独一无二。
从我们的解剖特征和面部表情上可以看出达尔文所说的动物祖先不可磨灭的印迹，我们是演化出的“嵌合体”，所凭借的智能常常由动物的本能操控着。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盲目愚昧地糟蹋生物圈，毁掉我们长远的生存前景。
人类的存在是壮观而脆弱的成就。其中值得骄傲的是，生物演化在危险境地中不断上演，而人类是这一演化史诗的高潮。
我们的祖先在很长时间内数量都非常少，在哺乳动物的历史中，这么小的物种规模一般在早期就已灭绝。所有前人类聚集在一起组成的群体最多有几万个个体。
在很早的时候，前人类祖先就一次次一分为二或分成更多个群体。在这段时期，哺乳动物种群存在的平均时间仅为50万年。与此一致的是，大部分前人类旁系灭绝了。
而终将产生现代人的一支前人类则在过去的50万年中多次（至少有一次）险些突遇灭顶之灾。任何一次前人类个体数量紧缩都可能导致演化史诗的终结，在地质概念上的一瞬间永远结束。
比如，在不凑巧的时间地点发生一次严重的干旱，某种疾病从周围的动物传入前人类群体并蔓延，或其他更有竞争力的灵长类动物给前人类带来压力，等等。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要是生物圈还能再次从头演化，那就不会产生现在的我们了。
今日统治着无脊椎动物陆地环境的社会性昆虫，绝大多数是在1亿年以前演化产生的。
专家推测，白蚁出现在中三叠世（2.2亿年前），蚂蚁出现在晚侏罗世到早白垩世（1.5亿年前），而胡蜂和蜜蜂出现在晚白垩世（距今8000万～7000万年前）。
此后，这几条演化路线上的物种在中生代余下的时间内伴随着开花植物的出现和传播而变得丰富多样。
蚂蚁和白蚁如今在陆地无脊椎动物中占据着显著的统治地位，但它们出现之后也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逐渐掌握“权力”，经过一步步演变，在距今6500万～5000万年到达了目前的地位。
成群的蚂蚁和白蚁遍布全世界，许多与之共同演化的陆生动物也存活下来并繁衍壮大。植物和动物演化出抵御掠夺的防卫能力，有很多演变为专以蚂蚁、白蚁和蜜蜂为食。
甚至还有一些植物也成了掠夺者，包括猪笼草、茅膏菜等，这些植物除了从土壤里吸收营养外，还诱捕和消化大量食物。
许多动植物和社会性昆虫成为合作伙伴，结成亲密的共生关系。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变得完全依赖于社会性昆虫，后者承担着捕食者、共生体、清扫工、授粉工或犁地工等各式各样不可或缺的角色。
总的来说，蚂蚁和白蚁的演化速度很慢，足以被其他物种后续出现的逆向演化所平衡。因此，这些昆虫无法靠数量上的优势摧毁陆生生物圈，只能成为其中重要的一分子。
社会性昆虫今日所统治的生态系统不仅是可持续的，更是离不开它们的。
图:威尔逊1990年出版The Ants,获普利策奖
与此截然不同的是，人类——仅此一种的智人——出现在距今几十万年前，并在短短6万年内遍布全球。人类没来得及与生物圈的其他成员共同演化，其他物种对人类的狂轰滥炸也没有准备。这种落差给其他生物造成了严重后果。
起初，我们的直系祖先分散在旧大陆，群体中发生的物种形成过程对环境无害。形成的物种走进系统发生学上的死胡同，即生命之树停止生长的末梢，大部分以灭亡告终。
动物学家会告诉你，在这种地理格局中没有什么是不寻常的。爪哇东面的小巽他群岛上生活着奇特的矮人族“霍比特人”——佛罗勒斯人。他们的大脑并不比黑猩猩的大，但他们已经会制作石器。有关佛罗勒斯人的其他方面，我们知之甚少。
在欧洲和黎凡特发现的尼安德特人是智人的姊妹种。尼安德特人和我们的祖先一样吃杂食，有魁梧的骨架，大脑甚至大过现代人。他们制作的石器虽然粗糙但已经出现了专门化趋势。
大部分尼安德特人生活在大陆冰川周围的寒冷草原，他们适应了这种“猛犸大草原”的严酷气候。也许他们经过一段时间演化成了较高级的人类形式，但最后由于没有进一步的发展而灭绝。
最终，在亚洲北部完成远古人类演化图谱的是另一个人种：丹尼索瓦人。截至目前这一人种只有几段骨头被我们发现，依照现有证据，他们是那些聚居于东部陆地的尼安德特人的替代种。
所有这些人属——且让我们大方一点称他们为其他人种吧，无一存活至今。
图：威尔逊在森林里研究
假如这些人种有任何一种今天仍然存在，他们给现代社会带来的道德与宗教问题将令人难以想象，比如要不要赋予尼安德特人公民权利？要不要给霍比特人提供特殊教育？
尽管还没有直接证据，但根据直布罗陀的遗迹，我们不难猜测尼安德特人3万年前灭绝的原因——通过食物和领地的竞争或赶尽杀绝的斗争（也可能两者皆有）。
智人的古代种系在尼安德特人尚未灭绝时生活在非洲，其后裔注定会在非洲大陆以外爆发式地扩增。这些后裔从旧大陆一路迁移到澳大利亚，并最终聚集在新大陆和遥远的大洋洲群岛。迁移途中遇到的其他人种均被他们清除干净。
直到1万年前，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原始农业诞生并发展起来，在新旧大陆上农业最初的起源至少独立发生了8次。农业使食物供应大幅增加，陆地上的人口密度因此得以极大增加。这一决定性的进步引起了人口的指数级增长，大部分天然土地环境转变为简单的生态系统。
不管哪里的荒地，一经人类染指，其生物多样性便退回到5亿年前的状态。生物世界的其余部分无法以足够快的速度与人类共同演化，难以抵挡这有如凭空出现的强大征服者的猛烈攻势，于是开始在压力之下分崩离析。
即便采用严格的学术定义，智人也符合生物学家所定义的“真社会性（完全社会性）动物”：群体成员包括多代人，且作为劳动分工的一部分倾向于做出利他行为。
图：《社会性征服》
从这个意义上讲，智人和蚂蚁、白蚁以及其他真社会性昆虫可做比较。不过我要赶紧补充的一点是：即便撇开人类特有的文化、语言和智能不谈，人类和这些昆虫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其中最根本的是，人类社会中所有的正常个体都能繁殖，并且会为此相互竞争。另外，人类组成群体的方式非常灵活，不仅在家庭成员之间，在不同家庭、性别、阶级和部落之间也会结成联盟。
人类建立关系的基础在于合作，即个体或团体之间互相了解并能根据个人条件分配所有权和地位。
联盟内部形成级别清晰的评价，这一点的必要性意味着前人类祖先要以完全不同于昆虫的方式实现真社会性，因为昆虫只是受本能驱动。
我们可以用一场竞赛来描述人类走向真社会性的路径，那就是基于群体内个体相对成功和群体间相对成功之间的竞争。这场比赛的策略无可避免地交织着经过严密测算的利他、合作、竞争、统治、互惠、背叛和欺骗。
为了以人类的方式在竞争中取胜，不断演化的种群就有必要提高智能水平。种群成员能够同情他人、评估难分敌友之人的感情、判断各种人的意图以及制定个人社交的策略。结果就是，人类的大脑变得高度智能化，同时又极度社会化。
大脑不得不对个人关系迅速构建出心理情境，包括短期关系和长期关系。大脑既要能追忆旧时情景，又要能远眺未来设想每一段关系的结局。在各项行动计划中作出裁决的是杏仁核以及其他控制情感的大脑中枢和自主神经系统。
人类的状态也由此产生，时而自私，时而无私，这两种状态常常发生冲突。智人穿行在演化的大迷宫中，是怎么到达这个独特位置的？
答案是，人类祖先的两大生物特性决定了我们的命运：个头大，流动性有限。
图:威尔逊1978年出版On Human Nature

(《论人的本性》)
,受到一致好评，获普利策奖
在中生代，最初出现的哺乳动物比起身边最大的恐龙来说只是小不点，但与昆虫及其他大多数无脊椎动物比较起来已是（现在仍是）庞然大物。
随着恐龙退出历史舞台，爬行动物时代结束，哺乳动物时代开始，哺乳动物种类暴增至数千种，从天上追赶飞虫的蝙蝠，到水里吞食鱼虾的鲸，从南极到北极，填满了地球上的各个角落。最小的蝙蝠只有大黄蜂那么大，而蓝鲸——史上体形最庞大的动物，能长到24米长、120吨重。
哺乳动物在向陆地适应辐射的过程中，有一小部分的体重超过了10千克，其中包括鹿等食草动物，以及捕食它们的大型猫科动物和其他食肉动物。在这段时间里，地球上的物种数量可能为5000～10000个。
其中，旧大陆上出现了灵长类动物，接着在大约3500万年前的晚始新世，出现了狭鼻下目（catarrhini，狭鼻猴），它们的后代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旧大陆猴、猿和人类。
大概在3000万年前，旧大陆猴的祖先走向了与现代猿类和人类不同的演化道路。后两者中增加的种类里有一部分专以植物为食，还有一些则专门寻觅、猎取动物，少数为杂食。
哺乳动物演化的各个分支中，出现了一支早期前人类（early prehuman line）。
除了体形，还有诸多因素推动前人类成为真社会性生物的全新代表。昆虫，自打在4亿年前的早泥盆世从地球的第一片植被中诞生，直到如今依然裹以盔甲般的几丁质外骨骼。
它们在每个生长阶段的最后，都必须打造更宽松的新盔甲，并蜕去最外层的旧装。哺乳动物和其他脊椎动物的肌肉附着于骨骼外侧，在外表面牵拉施力；而昆虫的肌肉被几丁质外骨骼包裹，只能从内侧施力，因此昆虫不可能长得和哺乳动物一般大。
世界上体形最大的昆虫要数非洲的大角金龟，大如人拳；新西兰的沙螽也差不多有那么大，由于遥远的群岛上没有原生种，故这种形似蟋蟀的昆虫在当地占据了老鼠的生态位。
因此，虽然真社会性昆虫以个体数量统治了昆虫世界，但它们仅能依赖小小的大脑和纯粹的本能生存。
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们实在太小，小得无法点火和控制火。无论多久，它们也不可能以人类的方式产生真社会性。
尽管昆虫达成真社会性的路途曲折，不过它们有一个优势：它们有翅膀，和哺乳动物相比，它们可以到达更远的地方。如果按照个体大小和行进距离的比例来看，区别就更明显了。
假如有一队人出发去建立新的聚集地，一天内可以轻松步行10千米，从原来的营地迁至另一处。而一只刚受精的火蚁蚁后——在数千种蚂蚁中我们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说，可以在几个小时内飞行几乎同样长的距离以建立新的聚集地。
蚁后的翅膀是由死细胞组成的，类似人类的头发和指甲，蚁后一旦着陆，其翅膀就会立马脱落。然后，它会挖出一个小小的地洞，在里面靠自己体内保存的脂肪和肌肉喂养生下的工蚁。
成年人的体长大约是火蚁蚁后的200倍，所以一次10千米的飞行对于一只蚂蚁而言相当于一个人从上海走到杭州那样远。带翅膀的蚂蚁可以在半分钟内从出生的蚁窝飞行100米到达它选定的下一个巢穴地点，相当于陆地上的人跑了个半程马拉松。
昆虫具备的飞行能力让每一代蚂蚁的蚁后都可以四处扩散，相对于体形而言，蚁后的扩散范围非常大。
蚁后受精后可以带着下一代独自飞走，而人类的哺乳动物祖先只会缓慢步行，不得不聚集在一起。
初看起来，高等的社会行为似乎不太可能在昆虫中演化产生，但事实恰恰相反。
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会飞的蚂蚁比缓行的哺乳动物更有可能在着陆时找到未被占领的空间。此外，蚁后需要的生存空间也远比哺乳动物小得多，相对来说不太会和其他同类个体已确立的地盘发生重叠。
具有社会性潜力的昆虫还有一项优势：雌蚁在开拓疆域的路途中不需要雄蚁。在婚飞中受精成功后，雌蚁会将精子保存在腹部的受精囊中，以后每次从囊中取出一颗精子让体内的卵子受孕，在几年时间内能生育几百甚至几千只工蚁。
切叶蚁是这方面纪录的保持者：一只切叶蚁蚁后能在长达约12年的时间里产下总共1.5亿只工蚁。任何时候都有300万～500万只工蚁活着，数量规模在拉脱维亚和挪威的人口数量之间。
而哺乳动物，尤其是食肉动物，在准备建立巢穴时需防守的领土就比昆虫要大得多。哺乳动物无论去哪儿，都很有可能遭遇对手。
雌性无法将精子储存在体内，每次生产都必须先找到一位雄性并与之交配。如果要使机会和环境压力对社会化集体有利，就必须有个体间的纽带和结盟，其基础是智力和记忆。
总而言之，地球上的两类社会性征服者，社会性昆虫的祖先和人类的祖先在生理和生命周期上有截然不同的特点，两者分别沿着不同的演化路径达到了高等的社会化。
昆虫王后可以在本能的驱使下机器般地产出后代，而前人类则不得不依赖于个体间的联系与合作。
昆虫的真社会性是通过昆虫王后的个体选择一代一代演化而来的，而前人类的真社会性则是两种水平上的选择经相互作用演化而来的，既有个体层面的选择又有群体层面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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