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祝华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
1987年8月三联书店旗下《读书》编辑部致函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告知“大札及惠稿收到。《读书》十月号八月十八日付排，尊稿未及刊入”。编辑部拟延后刊发，并提出几点修改意见，“是否可改，敬候复示”。
“乔木同志”接到编辑部来信，当即回复“提出各点都同意”，对校正一处笔误“甚感”，同时叮嘱：“来信对一个投稿人的礼貌用语似越常规，以后希望平等相待，此不特没有平等就没有民主，彼此说话亦有许多不方便也。”这是“文革”结束后，中央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上世纪80年代。1981年11月，老诗人臧克家给时任总书记胡耀邦写信，坦率进言：“今天写信，不是为了向您唱赞歌的，我有点小意见提出来，供您参考。您出席大会——特别是有外宾参加的大会上讲话，要控制感情，注意仪表……”耀邦7天后回信，此后还给臧克家送上新鲜荔枝表达心意。更令人感动的是，臧克家因多年政治运动留下阴影，向耀邦进言：不能只讲思想解放，也要强调思想改造。耀邦诚恳表示：按理说，着眼于整个民族思想境界的改造和提高，这是很对的。“但中央没有重提思想改造这个口号，更不准备专向党外朋友和知识界同志重新恢复这个口号。这是因为（一）由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这个口号在实践中产生了许多弊端，多数人对这个口号很反感；（二）在当前的条件下，重提这个口号，很容易造成一部分人歧视、批判和排斥另一部分人的错误做法。”几十年政治运动过去，全党全民族深刻反思极左路线对国家和人民的摧残，共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计。政治议程与舆论议程高度重叠，励精图治的政治家与知识精英肝胆相照，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记忆。在党的现代化和知识分子政策鼓舞下，80年代知识分子思想活跃，从学术文化层面推动中国劫后重建。翻读陈越光先生《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恍惚回到了那个意气风发的岁月。
中国文化书院1984年10月成立于北京，梁漱溟为院务委员会主席，冯友兰为名誉院长，汤一介为院长。据人民日报教育记者毕全忠报道，它是“由我国一批著名的学者发起、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下建立”，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培养学贯中西的中国文化的高级研究人才。1985年3月中国文化书院举办“中国传统文化讲习班”，冯友兰、梁漱溟、张岱年、任继愈、李泽厚、杜维明等名人大家主讲。陈越光在书中感慨系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三尺讲坛成了“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一定要去占领”的前沿阵地，大搞“泥腿子登讲堂”“工农兵进学校”。如今，“历史把讲台还给了它的主人，知识总要由知识者传承”。梁漱溟，一代大儒，解放前夕谢绝避居香港的邀请，自剖心迹：“我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自问为中国的前途操过心、出过力的炎黄子孙，有什么理由跑到香港去呢？”自从1953年与领导人之间发生那场不愉快的争论之后，一直“闭门思过”。困境中的他依然痴情于父母之邦的文化研究，在“文革”喧嚣声中完成《中国：理性之国》，曾想作给毛泽东主席祝寿的礼物，在12月26那天亲自送到中南海门口。是否送达，不得而知。“文革”结束，梁先生像一件沉埋多年的文物，重新回到灿烂的阳光下。在中国文化书院的讲习班上，他以92岁高龄坚持站着讲《中国文化的要义》，强调这是一种“规范”。台下坐着来自全国各地二百多名学员，摄影机架好，各式各样的录音机摆满了讲台周围。梁漱溟高声地说：“我是一个拼命干的人，我一生都是在拼命干。”他道出自己执着的理念：“我以为，就人类的前途来看，“礼让”二字必将取代西洋人的“自我中心”，将来一定要讲“礼让”……所以，如我所信，如我所见，世界的前途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课后，老先生被几十个好学青年团团围住，请求题字、请教问题。他毫无倦意，侃侃而谈。仿佛就在昨天，“文革”初起的1966年8月，梁宅被“红卫兵”闯入，藏书、字画和手稿付之一炬。连梁漱溟跟别人借阅的《辞海》《词源》也未能幸免。梁先生试图跟年轻人解释说，那是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对方嗤之以鼻：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用不着这些封建老古董！说完，将它们撕破丢进火中。这场景，恍如隔世。“红卫兵”那一代得经过漫长的愚昧和暗黑，到恢复高考那时，才能懂得学术文化的珍贵和精英人才的稀缺。据陈越光考证，讲习班20次讲座200元学费，查《中国经济年鉴》可知1985年中国居民平均每人全年生活费支持673.20元，学费花掉一个人近4个月的生活费！可见80年代“文化热”的魔力。在陈越光的书中，有很多至今想来依然怦然心动的瞬间：1987年5月-1989年5月，中国文化书院举办两年制的“中外比较文化研究（函授）班”，注册学员1.2万。书院学术委员会主持编写30部教材共700万字，本院导师汤一介、乐黛云、庞朴等大家亲执教鞭，另邀海内外知名学者共50位。面授集中在寒暑假，几十位名学者在几周内奔波于十几个省城，举办几十场讲座，总行程超过3万公里。东巡诸海，西出阳关，南攀滇贵，北贯三江。那时没有高铁，北京到昆明的火车要花上几十个小时，这些老先生的长途颠簸可想而知。
每次面授现场，有数百近千人听讲。据乐黛云教授回忆：学员大多是中小学教师、中下层干部，特别是文化馆、宣传部等干部，也有农民和复员军人。有的从很远的产区或边远小城徒步赶来，扛着一口袋干粮和装着纸笔图书的土布书包。因为穷，不愿花钱租一个为他们安排好的学生宿舍床位，就露天铺张草席在房檐下或凉亭里睡觉。“我常常和他们聊天到深夜，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中国文化书院还面向驻京外国友人，举办“中国文化系列讲座”，在《中国日报》刊发过3次办班广告。杨宪益第一讲《中国早期与东罗马的交往》，还有《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对话》、《北京的季节风俗》等。授课语言主要是英语，也可以汉英语同时进行。这是真正“讲好中国故事”的大家风范。这是学界对文化存亡续绝的忧患和担当。只要是学院事务，这些大学者都亲笔回信回执，哪怕只是面对一个不认得、不知名的工作人员。院务委员会主席梁漱溟有求必应，接待学者访问不厌其烦。陈越光在书中提到80年代3个颇有影响的文化机构：“走向未来”丛书，树立的旗帜是科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标榜的是西方哲理；中国文化书院，以传统文化为依归。其实，还有一部更早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侧重于“文革”中被视为异端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思想，如《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曾彦修主持，1980年到1983年出版，有“新黄皮书”之称。“文革”中，整个国家剩下8个“样板戏”，两部长篇小说（《李自成》《金光大道》）。“四人帮”横扫“封资修”，把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苏俄文化统统“消杀”，史称“十年浩劫”。噩梦醒来，整个民族痛定思痛，在满目疮痍中抢救和复苏传统文化，引进西方现代科技学术和管理经验。邓小平强调“编写教材一定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中央从十分紧张的外汇中，拨给教育部10万美元，购买外国教材，供教材编写和编辑人员研究借鉴。在地方，上海市委宣传部1985年3月率先开展文化发展战略的研讨。人民日报曾报道评述：建国后相当一段时期，图书出版局限于马列主义理论、美学等少数领域，国别只限于苏联、东欧，又多为内部参考书，阅读面很窄。这段“书荒”，造成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主流的隔膜、断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版界逐步解放思想，从率先涌入的西方文学作品，到接踵而至的国外文艺理论著作，再到近几年异军突起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著作，不“以我划线”，而是兼收并蓄在世界上有一定代表性的各种思潮、各种流派，形成多种理论体系争奇斗妍的局面。（祝华新《“放胆‘拿来’世界文化”》，1986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中国文化书院同时注册九州知识信息开发中心，作为运营机构。为了生存，他们想过养蝎子，议论过炒老玉米豆，到广东汕头考察当时尚属紧俏的水货电脑，翻印过从日本带回来的服装设计式样，准备过机动车驾驶员“全国统一教程”。这是80年代知识文化离开计划经济庇护走向市场的步履踉跄，身形有些笨拙可笑。陈越光记载，1988年梁漱溟先生仙逝后，官方准备的“梁漱溟生平”写上了当年反对总路线之类的说法。家属坚持：“父亲生前不接受的说法，我们不能替他接受，如果一定要照高层定稿发布，全体遗属将不出席遗体告别仪式。”最后删去了有关1953年事件一段。
梁家把出版《梁漱溟全集》的事务委托给中国文化书院。历史学家庞朴主持此事，同梁家协商，与两岸四五家出版社接触、比较、谈判签约；制定编辑思路，数次召集编辑工作会议，定下“一天一万字”的进度指标；乃至编辑费分配等琐事，事事操心，事事力行。全集共8卷，每卷卷首都有一篇“出版说明”，一一列出本卷主持者和参与编辑者的名字，但庞朴的名字未在其中。全书末有一篇600多字的《编后记》，说明出版全集的意义，为全书出版拖迟了两年向读者抱歉，向为全集辛劳者致谢，署名庞朴，并用小字加括号标出“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这是自古以来中国人的侠义之风，令人动容。
1991年陈越光由“走向未来”丛书一位编委推荐到中国文化书院工作后，汤一介曾领着他到季羡林书房。季先生考问：“从梁漱溟到后来的，你看出书院有什么传统吗？”季先生说了两个字“骨气。”汤一介补充说：“就是季先生八十寿辰上，庞朴说的康德那句话，有价值和尊严，价值是可以转让的，尊严却是不可转让的。书中也提到，季羡林先生在90年代末曾表示“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这已经是那一代学人努力守护的底线。难能可贵的是，对中国文化书院、“走向未来”丛书等异军突起的民办学术现象，在80年代末留下了前瞻性的思考：“一个社会要想健康运行，大抵离不开一批置身于行政管理体制之外、具有独立见解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而这些知识分子的存在，除了政治的宽容，还必须保障其经济地位。”“因此，我们热望的是更多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去办实业，让更多的‘民间所’成为真正独立的经济实体。也因此，我们期待中国的商品经济更加繁荣，让学术研究依靠多元的社会集团，走向更广阔的“民间”。（黄传芳、张德华《已非寂寞开无主——首都民办社会科学研究所采访札记》，1989年5月31日人民日报）书院本是东亚古代教育制度，是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和藏书的场所，有别于官学教育系统。历史上有名的书院，包括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等。“文革”后，从大难不死的民国耆宿，到年富力强的中生代，还有像酝酿策划中国文化书院和“走向未来”丛书的青年诸君走到一起，发宏愿传道授业启蒙。1984年12月，中国文化书院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召开第一次全体导师会议。季羡林先生表示：几千年来的书院不仅有用，且非发展不可。中国教育直至1952年都是双轨制的，历代如是如此，即公立私立两种，1952年院系调整时私立书院才取消，这是一个大损失。建议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术委员会承认书院的学位，培养高精尖人才。任继愈先生的话铿锵有力：“我们白手起家，像当年办草棚大学一样！”汤一介等每人掏100元，作为文化书院的储备资金。直到2000年，73岁的汤一介还异想天开，起草了《北京中华文化大学章程》。书院的老先生们甚至提出创办出版机构。梁从诫主持的书院编译馆，找来美国《纽约书评》杂志选定的全美畅销书，考虑翻译出版。在出版物市场准入严格把控的体制下，当然不可能有什么结果。越光在书中评说：“这种大胆和天真中，可以看到改革时代的某种精神：虽然有体制的藩篱，但没有政府和民间的鸿沟。” 书院学人目光四射，未雨绸缪关注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的环保问题，曾与劳动人事部、国家环保局相关部门联合举办全国环境保护专业培训班。90高龄的季羡林还出镜拍摄过尊师重教的广告片。陈越光的书中谈到1989年2月名人名家春节联谊会上，汤一介的即席演讲，道出那一代知识学人的愿景：“一个合理的社会可能应由三个社会力量组成：一是政治权力集团，这是掌握政权的；二是知识分子集团，它“不治而议”，应起对社会、政治的批评、建议和议论的作用；三是工商企业集团，应致力于发展生产。”这些看似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学者也关注市场经济的发展。1993年中国文化书院曾在泉州联办“东亚地区文化与经济互动国际学术研讨会”，除了学者名流，还有杜润生、项南、秦川、李慎之、吴象、吴江、童大林、吴明瑜、陶斯亮等体制内人士欣然参加。汤一介夫人乐黛云提到：老汤一直有一个愿望，要写一本论述中国文化与现代企业家精神的著作。越光在书中谈到“现代性”的三个特征：个人权利，工具理性，契约社会；现代性消除了三种传统的强制合作手段：亲属关系；绝对主义国家（an absolutist state）；绝对主义教会（an absolutistChurch）。书生之见，崇高而苍白，真诚而无力。岁月蹉跎，这样的声音早已隐入尘烟，过来人偶然读到不免唏嘘。然而，作为过来人，还是要为80年代整个国家的青春活力礼赞。陈越光在西湖大学的一次讲座中，称之为“青年性”。他认为，80年代是中国共产党的改革精英和广大知识精英、农民联手创造的一个改革时代。当时“中青年”成为一种特别的称呼，几乎成为改革者的一种特别概念。陈越光作为编委、副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内部规定编委不超过45岁。那套74本“走向未来”丛书，当年曾在一代知识分子心中引发思想震撼：《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士大夫与中西文化的碰撞》（萧功秦），《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探索》（金观涛），《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刘青峰），《摇篮与墓地：严复的思想和道路》（陈越光、陈小雅），还有那本趣味盎然的《GEB：一条永恒的金带》，怪圈和各层面间的相互缠绕，串联起音乐、绘画、数理逻辑，指向神秘的新边疆“人工智能”……陈越光提到一个细节，罗丹的雕塑作品《思想者》，其实是群雕《地狱之门》的一个作品。“人类的思想之盐都是在苦难的海滩上晒出来的。”他相信，知识分子应该具有两大功能：第一个功能叫做传授知识传承文化；第二个功能是以批判性思维的建设理性，凝聚社会共识。批判性思维并不等同于批判，它本身就是以一种审视批评、逻辑印证、检验的方法，在它背后的是一种建设性的给予。希望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来凝聚社会的一些共识。（当选《中国慈善家》2022年度人物时接受记者采访）80年代末，“走向未来”丛书戛然而止。中国文化书院则一直坚持下来，2022年6月陈越光当选为第五届院长。 80年代已然远去，“文化热”“启蒙潮”“朦胧诗”等昙花一现，曾经以为开始，没想到却是巅峰。过来人相见，难免想起当年戴厚英小说《人啊人》中同窗重逢的叮咛：“休提同窗，休提同窗。仔细地剔除鬓边霜，小心儿养育儿女行……”杨振宁在陈越光参与的“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座谈会”上，有一段书面发言：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父亲教我背诵了几十首唐宋诗词，许多诗句不全懂。70多年来，在人生旅途中经历了多种阴晴圆缺、悲欢离合以后，才逐渐体会到“高处不胜寒”和“鸿飞那复计东西”等名句的真义，也才认识到“真堪托死生”和“犹恐相逢是梦中”是只有过来人才能真懂的诗句。（1999年4月3日人民日报）回望当年，陈越光做过这样的小结：青春是令人激动的。而那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都是未老先衰的，他们的可悲在于一辈子没有过青春岁月！我们常会看到一个人再成熟，也会有拍案而起的时候；一个人再深沉，也会有热泪盈眶的时候。这就是一个人始终保持真性情。如果一个人始终能留那么一点儿青年性在身上，哪怕你何等老迈，至少还有点豪气。青年性就是衷肠还没有被世故磨冷，就是热泪涔涔而不只是由于自己的不幸，就是天涯海角有一件不公正的事情就会像疯狗一样狂吠起来……
2009年流行歌星杰克逊去世，陈越光在应邀为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文化热点”做点评：“中国乐迷如此怀念杰克逊确实有一种怀旧情结——他们初次被杰克逊震撼的20世纪80年代，那是他们的青年时代和中国改革开放的青春期，能产生像杰克逊那样全方位的堪称为‘巨人’的时代。怀念杰克逊本质上是在怀念一种前卫的心理状态，那种不管不顾、我行我素、由心而发的创造，不怕反对的狂风暴雨，一泻千里的‘杰克逊旋律’，青春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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