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2年12月伊始，德国警方针对该国极右翼组织“帝国公民”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令人震惊的，莫过于该组织的行动与目标：他们不仅想推翻现在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并已经为接管政权、重建“帝国”做好了组织准备。
美国《纽约时报》援引消息来源的话撰文称，在德国准备发动政变的极右翼组织计划杀害德国总理朔尔茨。报道称：“搜查过程中，发现了100多项保密协议，其中签署方发誓要对组织的计划保密，计划包括冲击德国议会、抓捕议会成员，以及杀害总理。”
除了抓捕相关人员，德国政府的应对之策还包括收紧枪支法，将极右翼分子“缴械”。只不过，面对逐年壮大的极右翼组织，控制武器或许能解决一时的安全危机，但恐非根治极端思想的良药。
◆被捕的海恩里希十三世。

“帝国公民”究竟是何来头？

截至12月8日，被指控的组织成员和支持者人数增至54人。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局长霍尔格·明奇（Holger Münch）向媒体表示，这一人数还会增长，不过“一个由两位数、最多几百人组成的小群体并不能真正动摇德国的国家制度”。
对于德国警方颇为突然的搜捕行动，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者哈约·冯克并不视之为小题大做。他直言，“大家总认为，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是右翼极端分子。这种观点一直都是错的，如今我们看到淡化这种危险（引发）的错误。”冯克教授多年关注、研究右翼极端主义问题，经常就相关热点问题发声。在他看来，来自极右翼的威胁早就该得到重视。
关于二战之后德国极右翼政治发展情况（或者说“去纳粹化”成效），不同的人看法不一。经过系统性的“去纳粹化”运动，德国大多数极右翼政党不是解散，便是被禁，德国社会也不乏对极右翼的高度警觉。但另一方面，近几年来事态似乎有所变化，尤以德国选择党（AfD）和“帝国公民”运动的兴起为代表。
◆德国选择党前联邦议员马尔萨克-温克曼。
德国选择党成立不到十年，可谓欧债危机之下右翼民粹思潮的产物。参与成立该党的经济学家、媒体人、律师们——尤其是那些不满时任默克尔政府而“叛变”的原基民盟成员，以惊人的速度进入德国政治舞台。
2014年，德国选择党第一次参加欧洲议会选举便异军突起，拿下七个议席。借助2015年的欧洲难民危机，该党进一步充实政治纲领，政治上主张德意志民族主义与温和的欧洲怀疑论，经济上警惕政府干预、要求退出欧元区，社会政策上对移民、多元文化和穆斯林都持负面态度。在环保政策上，德国选择党也是唯一持“气候变化否定论”观点的议会政党。
讽刺的是，作为该党联合主席之一的爱丽丝·魏德尔身为同性恋，却公开宣称“政治正确是历史的垃圾桶”，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还表示“不希望传授早期性教育课程的人靠近我的孩子”。
在右翼民粹主义浪潮席卷的风口上，德国选择党在2017年迎来高光时刻：不仅在全德16个州议会中的14个获得议席，还在当年大选中成为联邦议会第三大党和第一大反对党。这也是自1953年以来，极右翼政党第一次重返德国议会。
◆执行突击逮捕任务的德国法兰克福警方。
虽说2021年大选时，德国选择党的得票率和议席有所降低，但过去五年来的各项民调数据表明，该党拥有10%以上的支持率，在东部一些地区，该党的支持率更是逼近30%，在德国民间具备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力。换言之，这个旗帜鲜明的极右翼政治组织已经站稳脚跟。
◆德国各主要党派2022年支持率 来源：Politico
这一次，当德国选择党的名字与“帝国公民”联系起来，很多人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习而不察”。
“帝国公民”最早以组织形式出现，可追溯到1980年代中期。尽管最初以支持阴谋论、反犹主义、种族主义而著称，但关于它是否代表“新纳粹主义者”尚且存在争议。
更重要的是，“帝国公民”既不是组织严密的团体，也很难称得上是具有统一思想纲领的政治社会运动，它更像是一个“大杂烩”，即不同意识形态、身份认同、价值目标群体的统称。
要说“帝国公民”内部有什么共同核心理念，那就是反对现在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否定其存在的合法性。在该组织看来，“德意志帝国”的领土与边界始终存在，法理上并未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所取代，后者不过是“二战盟国占领下的行政建构”。
有趣的是，“帝国公民”还诉诸宪政与法律依据，选择性引用1973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两德基础条约》的裁决，即“德意志帝国继续存在……仍具有法律能力……因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是德意志帝国的法理继承者”。
假如该组织仅停留于此，这种逻辑上充满悖论的文字游戏只会令大家一笑而过。真正的危险在于，这样的思潮吸引到越来越多的拥趸，并激励着一些前赴后继的“行动派”。
近年来，“帝国公民”的活动凸显出暴力、极端的一面。德国宪法保卫局2016年公布的数字显示，“帝国公民”成员有约1万人；到2018年，这一数字上升到1.8万人；2021年上升到2.1万人，如今增至2.3万人。其中，10%的成员被认为有暴力倾向。过去一年来，“帝国公民”的暴力违法涉案达到289例，上千人被取消了拥枪证。
德国警方在12月7日行动后透露的信息，比宏观统计数据更加触目惊心：“叛乱分子”包括原德国皇家贵胄后人海恩里希十三世，德国选择党前联邦议员马尔萨克-温克曼，数名国防军特种部队成员，以及现役军人、警察、法官、飞行员、企业家、医生、律师、歌手、厨师……他们筹建了所谓“新德军”，计划武装进入议会大厦，扣押联邦政府官员和联邦议员。
◆游客在德国议会大楼外合影。
该政变团队草拟的18人“政敌”名单上，德国总理朔尔茨、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基督教民主联盟前主席拉舍特、社会民主党主席艾斯肯与秘书长库内特赫然在列。根据德国警方掌握的情报，他们计划在政变成功后由海恩里希十三世担任国家元首，由马尔萨克-温克曼出任司法部长。
现年71岁的海恩里希十三世是一名房地产开发商，从血统上说属于德国古老的贵族罗伊斯家族。但据德国《每日新闻》报道，海恩里希十三世在14年前就离开了家族，并与其他成员失去联系，还自称“边缘人”。
当他被捕后，海恩里希十四世表示，罗伊斯家族一直是东图林根州一个具有包容性、国际化的家庭，但这下，全世界都会将这个家族视为恐怖分子和反动分子，其带来的影响是灾难性的，“非常可怕”。
来自德国选择党的马尔萨克-温克曼现年58岁，在2017年至2021年间担任联邦议员，之后担任柏林地方法院法官。她的主要作用是为暴动分子提供联邦议院内部情况，她虽卸任议员却仍拥有可以出入议会机构的权利。按计划，她将负责打开联邦议院的大门，引导武装小组进入议会驱散议员并绑架人质。
由于马尔萨克-温克曼的身份，德国选择党也被推上风口浪尖。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图林根州政府官员指责德国选择党为右翼极端分子提供庇护。
尽管德国选择党要么避谈与“帝国公民”的联系、要么讽刺政府“小题大做”，但几乎所有建制派政党及政治人物都认为二者密切交织。“真相是，德国选择党长期以来都是反民主运动的议会武器。”德国社民党议员卡特娅·马斯特在推特上如此定性二者的关系。
德国社会一再把“复辟帝国”的言行视为无伤大雅的异想天开与笑料，但当“帝国运动”从行为艺术般的“颁发帝国护照”走向“武装政变”，所有人需要反思，过去的“主观淡化”是不是错了？

控枪易，遏制极右翼思潮难

突袭行动中，德国警方在查获的50件物品中发现了武器和弹药，包括弓弩、手枪等。
面对现实危险，德国政府能想到最直接的应对之策便是控枪。用德国内政部长南希·费泽的话说，“需要所有部门施加最大压力”，迅速进一步收紧枪支法。尽管政府已对“帝国公民”参与者开展了大规模的枪支没收行动，据悉仍有500人持有拥枪证。
◆德国法律明确规定了枪支应如何存放。
若是把极右翼威胁的做大归咎于以往“控枪不力”，也不符合事实。尽管允许持枪，但德国算欧洲枪支管控最严格的国家。只是，这种“严格”并不体现在持枪人数的多寡：8400万德国人中，合法登记私人持枪者超过100万，枪支总数超过540万。就人均持枪率而言，德国处于世界前列。
二战之后，德国自1956年开始允许私人合法持枪。1972年，为了应对国内左翼组织的安全威胁，德国制定了全新的《联邦武器法案》，之后于2002年重新修订，此后经过多次修改。
目前，德国的拥枪证分为射击比赛、打猎、枪支收藏与枪支专家等有限的类别，持枪者必须满足年龄、可信度、个人能力、专业知识、持枪必要性等五大条件才可获准拥枪。此外，未满25岁的申请人还须通过精神健康评估。
当然，被判处重罪、有精神疾病史、“不可靠”（例如有药物依赖、酗酒史，有暴力和侵犯性）者是不能申请拥枪证的。除了持枪人，对可持有的枪支也存在诸多限制，法定“战争武器”（重机枪、坦克、火箭弹发射器）自不必说，全自动枪、泵动式霰弹枪、可被掩饰的枪支几乎都是禁止申请的。
◆德国极右翼人员家中存放的枪支。
即便拿到拥枪证，也不意味着就可以随意持枪。拥枪证只能让人合法拥有枪支，要想公开持枪，还需获得“持枪许可”，这就要求参加法律与安全培训课程，并通过射击熟练度测试。获得一切合法资质后，持枪人在具体使用中也要遵守诸多规定，比如购买强制保险，确保枪支存放在有密码或钥匙保护、他人不知的地方。
此外，由于德国警察有权突击检查各家各户的枪支情况，私人持枪对德国公共安全构成的威胁几乎已被最小化了。从实际效果来看，多次修订《联邦武器法案》后，德国每年枪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压至三位数水平，大规模枪击案更是屈指可数，这与以持枪权问题著称的美国形成了鲜明对比。
仅从控枪的角度而言，德国几乎做到了一切，只差禁枪了。只是当“帝国公民”的影响力已经触及国家暴力机关人员，再严格的民间控枪法律恐怕都既不治标，也不治本。
以德国人的谨慎与理性，进一步完善枪支管控并不难，真正的难题在于问题的症结：如何遏制极右翼思想对社会的持续侵蚀？
或许是有过纳粹历史，又经历过“去纳粹化”，德国社会习惯性认为自己对右翼极端主义免疫，并视各种极右翼活动为“不成气候的行为艺术”。如此看来，“帝国公民”的活动成效的确令人震惊：它并非源自跨境伊斯兰主义或其它“境外势力”，而是彻底的本土极端组织；它也不是个别“孤狼”式的疯狂尝试，而是有组织、有规划的全面政变。
1998年以来，德国极右翼组织“国家社会主义地下组织”（即“地下纳粹组织”）策划、执行了多起针对外国移民的谋杀与袭击事件，还曾拟定88人的刺杀名单，以“向希特勒致敬”。
对此，德国各界当时没去关注受害者的情况和凶手的真正动机，反而先入为主地认为是移民群体的内部问题，直至2011年才发现这一组织的真实情况。
眼下，当德国选择党游走于“政治正确红线”边缘，持续扩大其影响力和支持率，甚至在东部地区有主导之势时，德国社会依然没有给与足够重视。该党之所以获得崛起的机会，恰恰缘于过去十年来经济发展红利的逐渐消失。
德国在二战后与全球化黄金时代能取得的成就无法简单延续，反而要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
尤其近年来，从欧债危机到难民危机，从新冠疫情到俄乌冲突，从能源危机到通胀难题，全球性挑战令联邦政府应接不暇，客观上起到放大现行制度缺陷的作用，上述问题也成为激化社会对立的议题，为极端势力传播“怀旧情绪”、制造敌对与仇恨、否定国家体制提供了可乘之机。
都说遏制极端思想要靠教育，更要靠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成果，可在不断累积的麻烦面前，温和理性的声音往往会淹没在激进极端的狂热浪潮中。
在那个“大问题没有、小问题好解、发展红利多”的时代，德国社会或许能对极右翼的“行为艺术”一笑而过，但对如今的朔尔茨政府来说，“旧日好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德国不仅要解决枪支的问题，更要切实处理激化极端情绪的现实民生问题。否则，就算一次政变被粉碎，依然有千万个“帝国公民”蠢蠢欲动。
（作者系中国翻译协会会员、国际政治专栏作家 ）
文 / 胡毓堃 编辑 / 漆菲   
排版 / 徐亦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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