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她》剧照。（资料图/图）
（本文经《南方周末》授权转载，原标题《2023暑期档电影观察：直接与社会现实对话》）
2023年第三季度还没有过完，“破纪录”显然已经成为全年电影事业的关键词。截至2023年8月19日，中国院线电影连续60天单日票房超1亿元，暑期档总票房超180亿元，均破历史纪录。
经过三年疫情，中国电影正在恢复生机，不但题材变得相对丰富多元，内容也更具公共性。在社交媒体上，舆论场的各种议题总是少不了热门电影的身影。阶层、性别、代际等问题，不再像前几年的电影那样多局限于家庭内部的讨论，而是直接和社会现实进行对话。
换句话说，院线电影在策略上不但愿意将自己“炒作”进微博热搜，其议题本身就带有热搜性质。某种程度上，一部爆款的电影几乎就是社会情绪的映射。不论时装还是古装，不论真人抑或动画，创作者将社会潜藏着的焦虑和欲望用电影的形式表达出来，几乎已经成为当下电影创作者的共识。
对每一个平凡个体而言，依然横亘着一个长久的诘问：这些从我们身上提炼的故事，那些连着血肉的欢乐和痛苦，究竟应该被如何表述出来？

01

穷人的无能？

穷是一种原罪吗？爆款电影《消失的她》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影片的男主角因为出身贫寒又染上赌博恶习，在处心积虑迎娶“白富美”之后又将其哄骗杀害。尽管最终的结局当然是正义战胜了邪恶，但主创还是借男主角之口喊出了振聋发聩的一问：“我想要成功有什么无耻的？……我只是投错胎了。”
这个桥段很快被敏感的影评人批评，指出该片将单纯的富家女和“腹黑”的穷小子对立起来，本质上是一种对底层的歧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影视作品不再积极为弱者发声，反而以各种叙事逻辑去向观众灌输一种新的逻辑：出身不好即原罪。
需要指出，这部号称以女性互帮互助为主题的悬疑电影中，男主角才是故事的真正讲述者，观众只能跟随着他的视角一步步揭开事情的真相，或多或少，我们感受到创作者对这个角色一定的认同。从这点来说，《消失的她》或许存在价值观偏颇的问题，但依然很精准地打击到了大部分观众的痛点。
王宝强导演的《八角笼中》紧随《消失的她》上映，试图继续回应这一问题，在这部影片中，无父无母毫无出路的大山孤儿唯有用身体作为本钱，以格斗作为实现阶层跃升的唯一途径，他们付出了常人无法承受的血汗，但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改天换命的幸运儿。电影让人最为心痛的是结尾，它没有给予观众童话般的结局作为安慰，在一番努力挣扎后，原本最有天赋的孤儿不但没有成为冠军，还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电影中，王宝强饰演的教练遭受了网暴，理由是他训练孩子的方式太残忍，有人指责他利用孩子们赚黑心钱。面对指责，教练的表情很苦涩，他知道这看上去血腥又暴力的格斗，可能是这群孩子唯一的出路。
面对生活的残酷，“票房黑马”《孤注一掷》也别有况味，在这部令人观之胆寒的犯罪电影中，男女主人公皆是被骗去东南亚某地的可怜人，在被所谓的“高薪”诱惑之后，出身普通的两人选择了远赴异国他乡，期待拥有美好的未来，结果却被诈骗团伙限制了人身自由，时刻面临被毒打甚至杀害的危险。影片虽然没有对二人的前史做太多交代，但从他们失业后的种种表现看，恐怕也不难猜出他们身上背负的生活压力。
《孤注一掷》剧照。（资料图/图）
更让人感到窒息的是，在“法外之地”的诈骗园区，老板对员工的管理逻辑更加赤裸裸。在这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地方，“公司”构建起一个所谓的金字塔结构，人的价值取决于其创造的财富，不同功能的人被安排在不同的楼层，有的享受一定的自由度，有的则完全被视为工具。
或许，这部电影之所以备受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关于异域危险的猎奇样本，更重要的是它也是现实世界的某种投射。某种程度上，与其说《孤注一掷》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不如说它也是一部极具隐喻和象征的作品。

02

青年何为？

暑期大热的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本质上是一个青年人如何实现人生抱负的故事，拨开包裹在叙事之外美轮美奂的唐朝风物，展现的却是唐朝诗人的壮志未酬。影片中官位最高的高适一生渴望被人赏识，国家动荡之后才终于获得机会，其他人诸如李白、王维、杜甫的命运自然不必赘述。当安史之乱终结了盛唐的繁华后，诗人们曾有的雄心壮志自然也化为泡影，电影结尾处竟然给人一种苍凉之感。
《长安三万里》剧照。（资料图/图）
尽管很多观众不接受《长安三万里》对大诗人李白的塑造，认为主创为了突出高适，有意识地贬抑了李白。整部电影看似在说唐诗，其实展现的是两条人生道路：高适出身名门，虽然也遭受不少挫折，最后仍能建功立业；李白出身布衣，纵然极有天才，却放浪不羁，落魄终了。其实整部影片看下来，青年李白未必不想以身报国，但奈何无法超越出身，他只能将自己的才华尽情施展在诗歌之上，并不断地用酒精麻痹自己。
神话故事改编的《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本质上也是一个青年人自我寻找的故事，电影借助弑父这个经典命题展现了青年周武王姬发如何从一个驯服的养子蜕变为叛逆敌人。中国人对《封神榜》的故事并不陌生，新版电影的最大改编或许不是颠覆了妲己的形象，而是改变了姬发对纣王的情感。
在这部电影中，姬发因为从小被当作“质子”送到朝歌，渐渐“认贼作父”崇拜教导自己的殷寿（商纣王）。在后者不择手段篡位并暴露暴君本色之后，姬发一开始并未将其识破，甚至不惜和自己的亲生父亲决裂。事实上，相较于教导自己的父辈，姬发更加看重秩序的法则，直到他个人的情感和现实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他才不得不一次次选择相信自己内心的感受，而不是人为灌输的思想。
《封神第一部》剧照。（资料图/图）
君与臣、父与子、妻与妾……电影《封神第一部》为我们构建起一个个伦理困境，朝歌的质子们在生父和代父孰是孰非中迷失自我，恰恰因为他们对秩序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你是谁的儿子不重要，你是谁才重要。”姬昌对姬发这句忠告仿若这部电影的“题眼”，道出了主创对青年命运的思考。
新加坡导演陈哲艺的《燃冬》直接表现了中国“Z世代”年轻人的生活状态，他利用两男一女的经典叙事结构，虚构出一个发生在中国延边的情感故事。故事虽然没有现实原型，但他们对生活有些游离的状态却得到不少观众的认同。三人当中，不论是梦想破灭的前运动员、“做题家”出身的金融精英还是看似放弃追求梦想的小镇青年，骨子里的精神结构却几乎是同构的，我们很难用准确的语言去揭示他们的压抑来自哪里，但又很容易有心有戚戚的认同感。电影的后半段，导演更是安排了一场意味深长的戏码：当三人面对长白山铺天盖地的大雪，第一反应竟然是在上面“躺平”。
《燃冬》剧照。（资料图/图）

03

女性的无奈

好莱坞电影《芭比》无疑是这个暑期档一个异数，这部影片是2023年全球暑期档的票房冠军，但在中国遭遇了两极评价。喜欢《芭比》的人将其视为电影史上一部跨时代作品，不喜欢的人则把它当作挑起性别战争的“罪魁祸首”。 
坦率地说，《芭比》并非多么尖锐的女性主义檄文，虽然充满了对男性角色的嘲讽，但都是温和且善良的。电影借助了万千女性都很熟悉的芭比娃娃作为影片的切入口，展现了这个完美女性的符号如何一步步成为一个真正人类的过程。
《芭比》剧照。（资料图/图）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芭比娃娃承载着人们对当代女性的幻想：姣好的面庞、傲人的身材和做任何事情的能力。但现实世界，没有女性可以达到这样的高度，以至于芭比的形象反而成为一种桎梏女性的枷锁。电影《芭比》一开始就打破了女性的幻觉，告诉我们终有一日芭比乐园也不再完美。遗憾的是，在人间游历一番之后，芭比虽然意识到了真实世界的残酷，身为女性的不易，但电影最终还是给了我们一个如童话般的结局，她将以一个“真正”的女人身份生活下去。
比起甜美的《芭比》，近期刚刚上映的新片《我经过风暴》是一部直面家庭暴力的电影，片中女主角光鲜生活的背后是残酷的暴力，面对丈夫的拳脚，她一再选择了隐忍，但最终鼓起勇气离婚。该片上映后，有人质疑女主角为何拖了这么久才选择摆脱不幸的婚姻，但亦有过相似经历的观众分享了自己切身的经验。某种程度上，她们的犹豫和畏惧或许才是大多数人的选择。
在竞争激烈的暑期档大片“厮杀”的同时，也有一部小成本艺术电影值得关注，那就是马来西亚华人导演陈翠梅的《野蛮人入侵》。这既是一部探讨电影本质的“元电影”，也是一部饱含作者女性经验的作品。陈翠梅作为马来西亚新浪潮的代表导演，凭借处女作长片《爱情征服一切》在国际影坛崭露头角，是被行业赋予期待的女性导演。38岁那年，她怀孕生子，感到身体不再属于自己，心力交瘁一度中断了电影事业，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她开始思考这样一句话：“每个小孩的诞生，都是一次野蛮人对文明社会的入侵。”
《野蛮人入侵》剧照。（资料图/图）
在这个暑期档，这样一部票房至今不足百万的电影看似无足挂齿，但它的上映依然具有可贵的价值。一方面，它检测出当下院线繁荣背后的暗面，市场对具有异质性的作品包容不够；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院线的公共价值，如果不是获得了公映的机会，也不会有这么多媒体和影迷去关注这部诞生于2021年的艺术电影，马来西亚电影也由此走进了公众的视野。
有趣的是，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陈翠梅在某个特殊语境中表达出“女性导演有性别红利”这一说法，事后遭到网友质疑，称其言论本身就是一种“厌女”。事后，陈翠梅在微博回应了此事，并解释了自己讲话的语境，再次重申了自己对女性处境的观察，她还真的收到了一本出版社寄去的《厌女》（上野千鹤子著作），并在认真阅读。
这件事情之所以特别值得一提，倒不是导演的言论本身，而是我们所处的社会舆论环境，一方面我们在性别问题上的敏感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认识的提升；另外一方面，正如一位博主所言：“这就是女导演，被批评了真的会去读书。批评是需要的，我们一同成长是更需要的。”
作者 | 余雅琴
编辑 | 李慕琰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
关键词
《芭比》
女性
一部
暑期档
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