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活力一步步丧失，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昨天看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清华大学孙立平老师写的，题目是《中国繁荣之谜：从紧绷到放松》，一篇是武汉大学吕德文老师写的，题目是《大学之大在开放》，这两篇文章都讨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社会活力。

在《中国繁荣之谜：从紧绷到放松》一文中，孙立平从列举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三件“小事”，分别是：喇叭裤开始在大城市流行、报纸上出现商业广告、恢复奖金制。

对于喇叭裤的流行，在孙立平看来，“衣着是内心世界的展示，这是一种既表面又内在的变化。单调而统一的服装，不仅仅是因为物质的匮乏，也是从外表到内心的一致化要求。单调而统一的服装所包裹的，一定是一种拘束而紧绷的灵魂。因此，这是一场灵魂的新生。”

对于报纸上出现商业广告（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刊登了一则“天津牙膏主要产品介绍”，这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条消费品报纸广告。1979年3月15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第一条商业广告，瑞士雷达表的广告），孙立平写道，“不管这则广告对雷达表意味着什么，对中国来说，则是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据说，广告刊登后，上海有700多人到黄浦区的商场里去询问雷达表的情况。可以说，这是在WG之后，中国普通人第一次在生活或者说消费的意义上，将自己与世界联系在了一起。人们内心中世界形象的变化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恢复奖金制，孙立平认为，这是“物质生活重新回到社会生活的中心，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开始成为堂堂正正天经地义的事情。同时，一个社会努力创造财富才是正事，这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物质的力量冲破了原来虚幻的茧房，应当说，这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基石。”

“从这样的几件小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的精神在变，社会的气质在变：从紧绷苍白到丰富和放松，从封闭隔绝到开放和发散，从虚无缥缈到脚踏实地。当将近十亿人的灵魂和生活发生这种巨变的时候，经济繁荣的到来还会令人奇怪吗？更进一步说，这给我们今天的启示是什么呢？”文章最后这样总结道，也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

在《大学之大在开放》一文中，吕德文谈的是高校自疫情以来的封闭管理情况。作为长期关注基层治理的社会学者，吕德文延续了其一贯单刀直入的风格，在开篇即写道，“今年以来，由于国家的疫情管控已经放开，学术活动也多了起来。笔者在北京、上海、武汉、南京、天津等诸多高校集中的城市，都有学术活动。这些城市的几乎所有高校，都还在采取封闭管理措施，每到一所高校访问，都要预约。外面的客人可以预约进校，本地的市民却无权出入。”

在正文中，吕德文提到，“这就造成了一个奇观：大学已经不是市民的大学，不是城市的大学，而是少数人的大学。”“其实，问题何止于此？现如今，最严峻的问题是，城市和大学已经隔离了。”“这些物理隔离，隔离不仅是空间，还是人心。”“高校成了‘禁地’，公共部门成了‘重地’，这个城市还有何活力可言，社会还谈什么平等？”

叩问之外，吕德文还在文章最后建言献策，“高校还是要有点社会责任感。现如今，各个高校都在强调自己的社会服务功能。各个高校还是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吧。最实在也最可行的社会服务，不是为城市产业发展转化多少成果，为城市治理提供多少智力支持，而是开放校园，让大学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大学之大，不在大楼，在大师，也在开放。城市不设防，大学要开放，人心才自由，社会才有活力。”

现如今，经过疫情三年的冲击和影响，很多人对社会活力的降低都切实可感，如何让人们紧绷的神经慢慢放松下来，无疑是重中之重。在这方面，改革开放初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现成的例子，想想看，改变中国的大包干也是十几个农民冒险先行。事实也一再证明，只要管制稍微放松，社会的活力就会顺其自然迸发出来，怕的是，诸如高校这样的物理隔离，造成相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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