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自相矛盾的“比较优势战略”
文丨张维迎 编：瑞秋的春天
☄一
个国家发展哪些产业，在任何时候，都应该由企业家做出判断。即使是欠发达地区的一些产业也值得先进地区学习。
发挥“比较优势”无须国家制定战略
“比较优势战略”是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也是他的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但它在逻辑上是不能自洽的，经验上是不符合事实的。
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曾评论道，“林毅夫似乎希望同时支持和反对比较优势”。[i]在我看来，林毅夫是想用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证明李斯特的国家主义。
在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时代，英国政府实行的是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无论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还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其目的都是证明，不受政府管制的自由贸易将使得各自的优势得到发挥，对交易双方都是有好处的，贸易保护政策损人不利己。从此，比较优势理论成为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石。
但李嘉图把国家作为分析单位带来的一个不好后果是，似乎比较优势是国家的事情。其实比较优势是个人的事情，企业的事情，不是国家的事情。国际贸易本质上是个人之间的贸易、企业之间的贸易，因为国家不会做交易，除非是计划经济国家。因此，分析比较优势的好处完全没有必要涉及国家。[ii]
比较优势实际上就是管理学家讲的“核心竞争力”，遵循比较优势是市场交易者的一个基本行为准则，根本不需要国家的战略。如亚当·斯密所言，市场竞争意味着每个人都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工作以使收益最大化，同时让他人去完成他们自己更擅长的工作。任何企业家，如果不按照比较优势选择生产和交易，一定会失败。甚至普通人也知道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瞎子说书，盲人按摩，就是利用比较优势的典范。只有傻子才会违反比较优势。
事实上，像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谈某个地区的比较优势可能有一定意义，但谈论整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就没有多大意义。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差异甚至比一些地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异还要大。即使在同一省内，地区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以陕西省为例，南部、中部、北部完全不同。中国土地稀缺吗？看看西域，一片荒凉。中国存在劳动力过剩吗？在人口最密集的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力供给不足，所以必须从内地招工。这凸显了企业家的重要性。谈论比较优势而忽略企业家的是没有意义的。
比较优势是企业家创造的，与要素禀赋关系不大
林毅夫认为比较优势是由要素禀赋决定的。但看看各国的进出口结构，绝大部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与要素禀赋没有关系。要素禀赋决定论假定资本和劳动力（包括人才）在国家之间是不流动的。在资本和人才流动的情况下，要素禀赋的重要性即使不会消除，也会大大降低。
进一步，要素禀赋之所以不重要，是因为现实中的比较优势是动态的，内生的，是一个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不是外生的、给定的。这就像林毅夫和我今天被称为经济学家，并不是我们的先天禀赋决定的，而是我们自身学习的结果，至少对我是这样。动态比较优势主要是企业家创造的。或者说，企业家才是最重要、最稀缺的资源（点击蓝字阅读文章）。但林毅夫完全忽略了企业家在决定比较优势上的重要性。让我举两个例子说明这一点。
第一个例子是英国的棉纺织业。英国没有发展棉纺织业的资源禀赋，但棉纺织业成为英国工业革命的主导产业，这是英国企业家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这些企业家包括发明飞梭的约翰·凯，发明纺纱机的约翰·怀亚特，发明多轴纺纱机的哈尔格里斯，发明走锭精纺机的塞缪尔·克朗普顿，发明水力纺纱机和创办现代工厂的理查德·阿克赖特，等等。当然，这里确实应该给英国政府记上一“功”。英国政府1700年颁布禁令，禁止从印度、中国和波斯进口棉织品；1719年又颁布禁令，进一步禁止一切住在英国的人买卖、穿戴或拥有棉织品，如有违犯，对私人科以5英镑罚款，对商人科以20英镑罚金。禁令的目的是保护毛纺织业，不是发展棉纺织业！但歪打正着，“保护”出一个强大的棉纺织业！[iii]
第二个例子是美国和韩国的汽车业。汽车不是美国人发明的，直到1904年，法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但那一年之后，美国汽车产量超过法国，之后差距迅速扩大，到1933年全球汽车产量的73%来自美国，德国和法国分别仅占4%和8%。[iv]美国之所以能超越德国和法国，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亨利·福特的想象力，与美国的要素禀赋没有关系。在福特之前，汽车是富人和贵族消费的奢侈品，与普通人无关。福特想象汽车应该成为每个普通人都能买得起的产品，为此，他引进了标准化零部件和自动化生产流水线，使得汽车的生产成本大幅度降低，结果是，到1930年，美国家庭汽车的普及率就达到了60%。
韩国汽车业的比较优势是现代汽车创始人郑周永这样的企业家创造的，郑周永原来是个汽车修路工，后来与福特公司合作生产汽车。[v]林毅夫认为，韩国发展汽车违反了比较优势，因为韩国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不适合发展汽车产业。他的结论是韩国由此失败了。[vi]他的文章写于2001年，当时东亚金融危机后韩国的汽车业处于困难时期。但十年之后韩国成为世界第四大汽车出口国，汽车出口占到总出口收入的8%，不知林毅夫现在又如何解释？他的基本论证方法是：如果成功了，就是因为利用了比较优势；如果失败了，就是因为违反了比较优势。但他没有预料到的是，那些在他写文章的时候看起来失败的例子后来又成功了。
与汽车产业类似，韩国今天的半导体比较优势来自于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喆及其继承人李健熙的企业家精神，与韩国的要素禀赋无关。[vii]经常有人说韩国的电子产业是政府扶持的结果，但如果你认真看看三星公司的发展史，就会发现，韩国政府给三星制造的麻烦远超过给提供三星的帮助。三星在与政府打交道方面一直麻烦不断，创始人和继任者都曾逃亡海外或被关进监狱。由于比较优势是由企业家创造的，一个国家可能会不时拥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具体取决于企业家的选择。
中国的经济成就与“比较优势战略”无关
林毅夫认为，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成功是因为中国从赶超战略转变为“比较优势战略”的结果。这与事实严重不符。
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确实与利用比较优势有关，但这是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中，企业家自发行动的结果，与政府的发展战略无关。但林毅夫似乎并不赞同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他最近发表文章说，“中国道路的成功秘诀，就在于打破新自由主义所谓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神话。”[viii]
就我所知，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确实制定了许多产业政策，但并没有制定过什么“比较优势战略”。乡镇企业是利用比较优势的典型例子，到90年代初，乡镇企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就成为重要的出口产品。但至1992年前，中央政府部门一直在打压乡镇企业，因为乡镇企业“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国家计委曾明令禁止把重要生产资料卖给乡镇企业，禁止给乡镇企业发放贷款。1989年开始的经济调整，也把乡镇企业作为主要的整治对象。
外资企业出口占到中国出口的一半。外资来中国就是利用比较优势，这只需要开放，不需要产业政策。
以上这些以及许多许多例子都证明：比较优势是市场中的企业家创造的。天然的比较优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只有地理是不可改变的，其他都在随着发展变化。如果想利用比较优势，自由市场加企业家就足够了。利用比较优势不需要国家战略，除非每个人都是傻子。但如果每个人都是傻子，那制定战略的官员怎么会聪明呢？事实证明：凡是政府能看得清楚的，自由市场上的企业家早就看清了；凡是自由市场上企业家看不清楚的，政府更不可能看清。产业政策一是迷糊企业家的眼睛，二是勾引企业家寻租，弊大于利。
制定产业政策是为了违反“比较优势”
如果想违反比较优势，那倒需要国家战略。看一下历史，政府制定的政策大部分都是违反比较优势的。日本的产业政策是备受推崇的，但日本政府是把具有较高收入弹性的产业作为目标，如机械、电子和汽车，而不是日本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如纺织业。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开始把高科技产业作为目标以保证日本在技术发展中处于前列，也与日本的要素禀赋无关。[ix]
解决“比较优势战略理论”逻辑矛盾的唯一办法是，林毅夫讲的比较优势不是市场上表现出来的比较优势，而是按他自己判断的比较优势。他理论中的比较优势是由要素禀赋决定的，但他又说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是通过市场价格表现出来的。如果不是他自己判断的比较优势，而是市场上表现出来的比较优势，那他的战略就是跟随市场走。他既要政府引领市场，又要政府跟随市场。林毅夫原话是这样的：“要想使企业自发进入和选择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和技术，该经济的价格体系就必须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而只有竞争性市场才能做到这一点。”[x] 除了政府有权力扭曲价格，还有谁有能力扭曲价格呢？既然竞争性市场决定的价格体系就能反映比较优势，为什么还要政府告诉企业家比较优势是什么？林毅夫是不是认为，在市场中的企业家读不懂市场价格信号，只有政府官员和专家能读懂价格信号？
决定一个国家比较优势的要素禀赋并不能告诉该国应该发展哪些产业。一个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能告诉我们什么？什么也没有，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太多了。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必须由企业家来判断。也许劳动力最密集的行业是政府。根据要素禀赋决定比较优势的理论，人口多的国家是否应该大力发展政府部门？事实上，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都可以成功。纺织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但20世纪80年代，陕西咸阳6家大型国有纺织企业被沿海地区纺织乡镇企业淘汰。这与要素禀赋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唯一有关的是沿海地区的企业家精神最早得到发挥，而这是沿海地区率先进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结果。
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使产业发展呈现非线性。一个国家发展哪些产业，在任何时候，都应该由企业家做出判断。即使是欠发达地区的一些产业也值得先进地区学习。例如，当哥伦布发现美洲时，整个大陆落后于欧亚大陆，但玉米和马铃薯的种植仍然从美洲传入欧亚大陆。
　　本文摘录自作者《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第12章，本次发表时做了适当的文字修改。该书由理想国/海南出版社2022年出版。
[i] 丹尼·罗德里克的评论，见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第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ii]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的行动》第8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Ludwig von Mises, 2007(1949). Human Action, Chapter 8.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iii] 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第二篇第1-2章。Mantoux, Paul, 2006 (1928).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 outline of the beginnings of the modern factory system in England. Chapters 1-2, Part II. London: Routledge.
[iv]威廉·伊斯特利：《威权政治：经济学家、政策专家和那些被遗忘的穷人的权利》第324页，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英文：Easterly, William, 2013. The Tyranny of Experts: Economists, Dictators, and the Forgotten Rights of the Poor. Chapter 11. Basic Books.
[v]威廉·伊斯特利：《威权政治：经济学家、政策专家和那些被遗忘的穷人的权利》第十页，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英文：Easterly, William, 2013. The Tyranny of Experts: Economists, Dictators, and the Forgotten Rights of the Poor. Chapter 10. Basic Books.
[vi] 林毅夫于2001年5月14日在芝加哥大学的讲座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演讲论文改编后构成他的《新结构经济学》第6章。见该书第275页。
[vii] 克里斯·米勒：《芯片战争：世界最关键技术的争夺战》第23章，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viii]林毅夫：《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是行不通的》，载《求实》杂志2016年10月16日。
[ix] 迈克·波特等《日本还有竞争力吗？》第33页。
[x]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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