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七雄争霸天下。韩国为了对付秦国，干了一件蠢事，他们物色了一个名叫郑国的水利专家，作为韩国的卧底派往秦国，游说秦王开沟挖渠，兴修水利，建一条西起泾河、东达洛水，长达150多公里的大渠。这个贯穿秦国东西的浩大工程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韩国人以为这个工程可以把秦国的主要力量拴在工地上，耗费秦国的国力，消磨秦人的精力，使秦人无暇攻击韩国。秦王嬴政识破了韩国人的阴谋，将计就计，仍用郑国主持施工，并把这条渠命名为郑国渠。韩国人事与愿违，疲秦之计落空了，不但没有削弱秦国，反而使秦国变得更强大，加速了韩国的灭亡。此后的秦国在嬴政的领导下，仅用了十几年的功夫，便消灭了六国，统一了中国。韩国人的疲秦之计成了一个有名的历史笑话。
凿渠疲秦之计当时并非异想天开，韩国人这么想，自有他们的一番道理。战国时期的韩国，毗邻秦国。其地理位置在黄河的东岸，对应的是现在的山西省西部地区，与秦国隔河相望。韩国的气候干燥，国土以山地为主，地形复杂，引水灌溉难度很大，开沟挖渠费时费力，受益的土地却十分有限。山区农业的这种地理局限决定了韩国人在这方面的认知和态度。他们认为开沟挖渠，引水灌溉，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秦国在黄河的西岸，与韩国只隔了一条黄河，韩国人认为他们的这个认知同样也适用于秦国，因此对凿渠疲秦的计划充满了期待。
秦国与韩国虽然只隔一条黄河，但黄河的西岸除了山地还有向西纵深八百里的秦川，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开沟挖渠、引水灌溉要比对岸的韩国更容易，受益的土地更多。建成郑国渠可以使四万顷农田得到灌溉。这种规模效应对秦国很有吸引力。
作为韩国的近邻，秦国人对兴修水利的认识完全不同，态度十分积极。此前，秦国在兴修水利方面尝到过甜头。秦国吞并四川盆地的巴蜀两国后，郡守李冰领导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使稻作农业在这里得到普及，把成都平原变成了沃野千里的鱼米之乡。从此，巴蜀地区富甲一方，有了“天府之国”的美誉。然而，巴蜀的成功模式不可能在秦川完全复制——由于高山的阻隔，秦岭北麓的秦川不具备发展稻作农业的条件。秦国的农田即使实现了水利灌溉，也不能种水稻，秦国的农业发展需要另找出路。结果，秦国在小麦种植方面找到了机会。
郑国渠建成以前，秦国和黄河流域的其他地方一样，种植的农作物以谷子为主。这种农业生产结构，是从上古沿袭下来的传统。谷子的原产地是中国，是中国人最早培育的农作物。谷子耐旱，对环境要求不高，比较容易栽种，春种秋收的生长周期非常适合我国气候的季节性变化，但产量低，且单产难以提高。从远古到现代，谷子的单产始终没有明显的变化。谷子的这些特性使其后来逐渐被麦子、玉米、高粱等高产作物所取代，从中国人餐桌上的主食变成了拾遗补缺的杂粮。
麦子是最早对谷子进行替代的农作物。中国本来不产小麦，小麦是从西亚引进的，在春秋战国时期，沿古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秦国成为当时最早引种小麦的地区之一，最先看到了麦子的好处。小麦的产量高，其亩产量通常是谷子的两倍。农民精耕细作的劳动投入，往往增产效果明显。麦子有很多好吃的食用方法，用小麦面粉制作的各种干粮食用方便，便于随身携带，而且可以长时间保存，非常适合远征的军队作为行军打仗时的军粮。麦子的这些优点为以奖励耕战为主要内容的商鞅变法营造了难得的实施空间。秦国人开始种麦子，秦国的崛起有了新的物质基础，国力持续增强。
麦子尽管优点多多，但在传入中国后，最初扩展缓慢，受气候和地理条件的局限，播种范围十分有限。麦子作为外来物种，其生长周期与中国已有的春种秋收的农作物不同。麦子是秋种夏收，已经出苗的麦子要在农田中越冬，春天返青的时候，需要用水灌溉，这是决定麦子收成的关键环节。而包括秦国在内的中国北方地区，春季干旱少雨是一种常态，麦子生长所需要的水分只能靠人工灌溉实现。关中平原水源天然充足的土地十分有限，限制了麦子在秦国的推广。开通郑国渠，沿岸连绵不断的大片土地成了旱涝保收的水浇地，麦子的收成有了保障。麦子终于取代谷子成了秦国的主要农作物。秦国由此率先实现了从谷子到麦子的农业产业升级。秦国人通过种麦子，俨然成了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伴随秦国人东征的脚步，麦子的种植区一路向东扩散，秦始皇完成天下统一的大业，全国各地都种上了麦子。到了汉代，中国北方的麦作区已经接近现代的版图。
本文刊载于《金融博览》202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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