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非常奇怪的放火罪案，在今年所有的案件中显得比较特别，因为它根本没有证据，甚至连作案时间，犯罪事实都没有。被告人被羁押了一年多，最后靠着犯罪嫌疑以及模糊的背影就起诉了。我做的是无罪辩护。庭审异常激烈，我是全程脱稿的，因为辩护思路都在我脑子里。当晚根据回忆整理出辩护要点。为避免影响司法，隐去所有地名、人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北京市某某律师事务所接受薛某某近亲属的委托，并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我作为薛某某的辩护人参与本案。通过阅卷、会见及今天的开庭，事实已经越来越清晰。抛开细枝末节，法庭关注的重点问题，也是我们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就是：2020年7月29日凌晨两点左右，被告人薛某某真的放火了吗？
公诉人刚才说他不是有罪推定。但他表述的却是，薛某某的两个女儿能证明她妈妈晚上十一点就睡了，早上起来时还在，但是“不能排除凌晨两点有作案的可能”，因为“她有作案的动机和条件”。刑事案件中，控方负积极的举证责任，你们得证明她实施了具体的犯罪行为，而不是以“不能排除她有可能作案”来推定她犯罪，这不是有罪推定是什么？刚才被害人的代理律师跟我辩论了，如果他心中有气，有情绪，是否就有晚上杀我的动机？我们不能靠动机来推测作案的可能。从公诉人发表的公诉意见，我们可以知道现在控方的指控逻辑有三：第一，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间有矛盾；第二，被告人曾经搜索过“放火”信息；第三，现场监控拍到有一个人跟被告人有90%的相似度。所以你就是罪犯！所以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可是真的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薛某某实施了犯罪行为吗？让我来破解这个错误逻辑：
一、被告人和被害人的矛盾不足以成为本案犯罪动机
通过庭审举证质证可知，被告人和被害人的矛盾只是正常的消费者都会遭遇到的日常小矛盾，买装修材料买贵了，总价两千多块钱的东西，剩余没用完的材料要退货，被害人想扣个百来块钱，而且最后调解过程中也就是差个几十块钱。这种小纠纷，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也会遇到，而薛某某的解决方式是通过正常合法的渠道投诉，找市场监督管理局。她的理性方式超过绝大多数消费者，她一家都是教师和医生，性格温和，她没有走极端，自始至终都只是跟被害人理论，没有发生过过激的言语或肢体冲突。而且2020年3月问题就已经解决了，在案发前几个月就已经解决了。这种矛盾不至于上升到杀人放火的地步，而有矛盾并不是作案的证据，最多只是排查的线索。就因为被害人主观地认为他跟被告人有矛盾，所以被告人有放火动机？可跟被害人有矛盾的肯定不只有薛某某一个，最起码本案还有另一个被警方传唤过的女嫌疑人。有矛盾就一定会报复吗？就一定会放火烧店吗？
二、被告人手机搜索记录与本案没有关联
公诉人出示的有关被告人手机的搜索记录，本身是通过事先没有出示搜查令的前提下非法搜查扣押获得的，庭审中已经质证过。就被告人搜索的内容看，2020年5-6月搜索的相关信息大量的都是“如何报复一辆车”、“如何放火烧车”，有关“放火”信息，都是与2020年5月其丈夫起诉她离婚有关，而与本案没有关联。辩方也出示了那个时间点被告人接到离婚诉状的证据。被告人因痛恨其丈夫，迁怒于其合买的那辆车不接她和孩子，想放火烧车，但没有付诸实施，只是拿砖头砸了砸车作为泄愤。我把所有的近千条搜索链接进行了查看，并把其中跟“放火”有关的网页都打出来，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她检索的信息与本案有明确的关联，“烧车”和“烧店面”完全是两码事。其中有些跳转信息并不是她检索的，而是大数据和智能算法的推送，是自动的，因为在同一秒里会呈现多个页面，显然非人工所能检索和阅览。而2020年8月4日检索关于刑警大队的相关信息，则是因为她接到了民警给她打电话让其配合调查，她此前没有接触过刑警大队，想知道是否真实，上网查一些基本概念，完全是出于对未知的恐惧。这些最多就是排查线索，根本就不能作为其犯罪的证据。
三、监控视频证据完全证实不了是同一人
庭审质证中我已经详细地从鉴定主体、检材合法性、鉴定方法及结果的不确定性几个方面对鉴定书进行了质证，不再赘述。我们所要关注的是，为何铁岭的鉴定机构，对检材的选取，没有选取2022年1月18日晚上的，没有选取6月14日晚上的，偏偏选取了6月15日白天的，因为前两次被告人的行走数据无法作出步法相似或同一的认定，最后一次是完全按照鉴定人要求的着装、线路、动作进行的模仿，才有了所谓的90%相似度数据。而中国刑警学院的鉴定人，则完全借用了铁岭鉴定人的检材。他们都不用现场监控视频拍到人像正面去做人脸识别，舍近求远去做背影和步法的比对，在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又完全不具有准确性和唯一性，不能排除另有其人的可能性。出庭的鉴定人中国某某学院马某也承认这个鉴定不可能达到100%，还是有其他可能性的，所以他们不敢做同一认定，也就是说本案无法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专家辅助人根据同样的检材和样本，得出的结论却是并非同一人。那万一判了薛某某，后来又发现放火的真凶，贵院如何承担错案的责任？
四、本案指控证据严重缺乏
我们还是得回到根本的问题，控方完成举证责任了吗？排除合理怀疑了吗？事实上，本案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本被告人的作案细节。我们认为，放火罪应该有完整的证据链，控方至少要有论证过程，要有基本的作案细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问题：
1、什么动机（不是本案这种完全可以排除的小矛盾）？
2、何时开始谋划的犯罪的？
3、都准备了什么作案工具？
4、买的散装汽油跟现场的遗漏的汽油是一个型号吗？
5、时隔几个月，是用什么容器盛放，油站和案发地相距几十公里，案发之前放在何地？
6、案发那天有什么准备工作？
7、案发那天是几点出门的？
8、怎么绕过门禁而不被查到？
9、用什么交通工具去的案发现场？
10、行走轨迹如何，走的哪条路？
11、用什么点火的？
12、起火点是哪里？
13、作案时打电话给谁了？（视频中有呈现）
14、怎么回到家的？
15、几点回的？
16、回家后作案衣服怎么处理了？
17、为什么小区的监控没有拍到被告人进出家门？
18、为什么沿路到案发现场所有几十个摄像头同时失灵？
上述这些问题，至今为止都没有任何一个有答案。我倒是可以给合议庭提示一个答案，也是本案存在的合理怀疑。我们再回看一下2020年7月29日凌晨的现场监控视频，可以发现，放火者是从被害人门店前面停放的一排汽车中间横向“飘”出来的，他对周边环境很熟悉，有人或车路过时都会暂时躲避，停留了将近半个小时，从容地点火两次，而且最后也是消失在那排汽车中的。此人看着明显比被告人年轻，也比被告人苗条，他没有任何进出市场大门的影像，再结合现场门店上面有五层楼，十几栋房子，住了很多商户和住户，所以不能排除放火者为该市场内居住的人员，会不会是被害人的竞争对手，或者在门店对面的住户？警方没有进行必要的排查和调查。辩护人认为，可以根据视频的正面人脸识别，重新调整侦查方向，或许可以查找到本案的真凶。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一下的是，本案的损失价格，完全是根据被害人和报案人自己的主观臆测，说多少就是多少，没有客观证据，所以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完全不具有准确性。根据我们庭审中的质证意见，能准确核实的部分，远远没有达到刑事立案标准。
这是一个明显无罪的案件，任何司法机关都不可能仅仅依靠嫌疑定罪，本案其实没有任何证明被告人犯罪的证据。公安机关第一次错误刑拘，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批捕，顶住了压力。后来被害人信访，公安机关上了技侦手段，违法监听被告人及其家属几个月，还是一无所获，说明本案根本不存在被告人有罪证据。只有涉及到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案件，经过严格的审批以后，才会实施监听，不是任何案件都可以随意使用这种严重侵犯公民隐私的侦查手段的。这也说明公安机关实在没有证据了。然后他们千里迢迢跑到铁岭的一个研究所，用了个企业标准搞了个在行业内都不认可的鉴定，以充满迷惑性的伪科学结论再次申请批捕，就把检察院给唬住了，然后就依靠这个鉴定批捕了，其实依然没有改变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状态。而这样的鉴定，根本拿不上台面，公开出去是会闹笑话的。
公诉人今天虽然出示了一大堆证据，但能证明被告人犯罪的一个也没有，谈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即便从常识经验来看，哪个证据都无法确定，综合起来更无法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即使全部证据为真，我们从概率论的角度的计算：有纠纷会实施报复的概率10%，乘以搜索过放火就会放火的概率50%，再乘以步态特征相似性达到90%，三项相乘的概率是4.5%！！！
五、本案的启示
因为公诉人谈了本案启示，辩护人也要说一下：（1）公安机关不应受信访压力，有罪推定，并且违法侦查，对公民进行监听，并且对无罪的被告人错误地提请批捕，而应该科学地调整侦查方向，这种案件是可以破获的，无需找人背锅；（2）检察机关要严把逮捕关和起诉关，要坚持客观公正原则，因为你们不仅仅是公诉机关，还是法律监督机关，不仅要打击犯罪，还要保障无辜，更要纠正公安机关的违法侦查活动；（3）法院要秉持中立立场，作为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公平公正地审查证据，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就坚决判无罪，而不能将错就错，否则造成冤错案的国家赔偿义务机关就从检察院变成了法院。公安机关已经把锅甩给了检察机关，法院是要接过来，还是及时地纠错？毕竟，错案追究是终身制的。这个案件即使贵院不判无罪，中院也会判无罪，哪怕申诉到高院最高院，我都坚信这个案件的结果是无罪！
我对本案的合议庭是充满期待的，从庭前我申请调取证据，申请专家辅助人出庭，你们都是同意的，庭审中也保障了被告人和辩护人的充分发言，说明你们还是想查明案件事实。这个案件走到今天，到了骑虎难下的地步，希望错误的方向终止在你们手里。你们足够审慎，也可以把该案提交给审委会讨论，我相信最终以你们的专业和智慧，一定会给被告人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
后记：期待今年的第四个无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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